铜像下的遐想

铜像下的遐想

我的老家在上海市中心襄阳南路都福邨。它往西一千米，在岳阳路口，有一座普希金像；往东一千米，在南昌路口，有一座泰戈尔像。

普希金1828年29岁的时候，认识了著名的汉学家比丘林。比丘林将他翻译的《今日西藏行》(附成都至拉萨路线图)送给普希金，还在书的扉页上亲笔题词：“赠予善良的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君，译者谨表诚挚的敬意。”第二年，又将他翻译的《三字经》送普希金，并且告诉他：东方学家、外交部官员希林格和比丘林将奉命组团，于1830年2月到中国西北边境考察贸易。普希金兴奋了，他立即于1830年1月7日写信给沙皇政府第三厅厅长班肯多夫将军：“我想申请允许我随同前往中国的使团访问中国。”班肯多夫将军于1月17日批复普希金：“您想随同我国使团赴中国的愿望是不能实现的，因为全部使团组成人员均已确定；况且如果没有事先通知北京宫廷，也就不得由别人替换。”普希金想到中国旅行的愿望未被批准，他在中国没有故事，成为中俄文化交流史上的一大遗憾。

泰戈尔不同。他三次访华，在中国留下许多感人的故事。1927年7月，泰戈尔到东南亚演讲的时候，还结识了中国青年谭云山。后者当时只有29岁，在马来西亚给华侨子女教学中文。谭云山曾经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和毛泽东同学，并且参加毛泽东组织的新民学会。他特地赶到新加坡拜访泰戈尔。正是与泰戈尔的会面，从此改变了谭云山的命运。当时，印度国际大学正缺中文教师，泰戈尔热情邀请谭云山前往执教。于是，谭云山与泰戈尔亲密共事15年。他以“湖南牛”的蛮劲儿，在泰戈尔身边刻苦学习，终于成为泰戈尔研究专家，成为中印文化研究的专家，中印文化交流的杰出使者，不但与泰戈尔，而且与“圣雄”甘地、尼赫鲁等印度领袖有着亲密的关系。

1931年，因夫人陈乃蔚父亲去世，谭云山全家回国奔丧。办好丧事，到达上海。谭云山在江湾立达园教书，同时撰写《印度周游记》《海畔》等著作。1932年9月，“圣雄”甘地为印度人民的解放事业在狱中绝食，谭云山也在上海绝食表示同情和支持，直到英国当局迫于社会压力接受甘地要求，甘地宣布解除绝食。这期间他还辛苦奔走，和蔡元培、周谷城、梁漱溟等筹备“中印学会”。蔡元培担任第一任会长，谭云山任秘书长。1934年谭云山和妻子带着两个较小的孩子返回印度国际大学。将“大果子”谭中和“二果子”谭正留在中国——谭云山将孩子称为“爱之果”。这两个孩子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才回印度的。

新中国成立后，谭云山得悉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后，在印度写下动情的诗篇：“衡岳崔巍灵秀钟，三湘七泽多英雄；美人香草今何在，海角天涯古国中。”他写信给毛泽东表达自己的敬意和思念。毛泽东回想起来以后，热情邀请老同学回国观光。在全国政协二届三次会议上，谭云山当选为特邀委员。

中国印度学泰斗季羡林先生说：“谭云山的特殊性在于他和中印两国的领袖都有深厚的友谊，是沟通两国的‘金桥’。”

今天，日本右倾势力企图为他们“二战”的侵略暴行翻案，重新将野口米次郎的理论搬了出来：日本发动的战争是为了在亚洲建立一个伟大的新世界，所以杀人是不可避免的。最近，我在南昌路口的泰戈尔像前给我的学生朗读了1938年9月6日泰戈尔对野口米次郎的反驳：“人类虽然遭到许多失败，但还是相信一个基本的社会道德结构。因此，当你说到那种‘虽然可怕，但为了在亚洲大陆建立一个伟大的新世界而必然要采取的手段’——我想，这意味着把轰炸中国的妇女儿童和毁灭古代的庙宇、学校作为了亚洲而拯救中国的一种手段——时，你是在为人类开辟一条生活道路，而这条道路甚至在兽类中也不是无法避免的……你是在骷髅的塔顶上建立你的亚洲概念。”

泰戈尔最后写道：“祝愿我所爱的贵国人民不会胜利，但能悔悟。”

——他们果然没有胜利，他们至今悔悟了没有呢？

　　（作者系上海市建平中学语文高级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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