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派书画收藏的三次高潮及五大名家

海派书画收藏的三次高潮及五大名家

提示：上海，素有中国收藏的“半壁江山”之称，由此而形成了富有历史气脉、地域强势、艺术档次的“海派收藏”特征。

上海，素有中国收藏的“半壁江山”之称，由此而形成了富有历史气脉、地域强势、艺术档次的“海派收藏”特征。特别是在书画收藏方面，更是历代大师佳作荟萃，各朝名家精品汇集，有不少是属国宝级的珍品，并形成了一批鉴赏功力深厚、甄别眼光犀利、收藏成就卓然、历史影响深远的海派收藏大家，展示了海派文博事业的雄厚实力。

海派书画收藏三次高潮的兴起

追溯海派书画收藏的形成与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历史时期：一是19世纪中期。二是20世纪30年代。三是20世纪40年代末。上海正式开埠是在1843年11月17日，据《上海县志•卷14》载上海“最初开埠在道光二十三年九月二十六日(农历)。”1845年1月，英国首任驻沪领事巴富尔和上海道台宫慕久商订了《上海地皮章程》，确定将洋泾浜(今延安东路)以北，李家庄(今北京东路外滩处)以西作为英国居留地，即租界的正式建立。其后在1848年、1849年美国、法国亦相继建立了自己的租界。上海的开埠及租界的建立，使上海的社会结构、地域形态、人文环境、生存空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于西方文明的渗透、外国金融的进入、殖民经济的兴起等客观原因，租界内的社会发展颇为迅速。

据《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载，1853年上海租界内的中国人仅500多。1854年小刀会起义时，租界内中国人增至2万多。1860年太平军攻打上海时，一下子增至30多万，而到1862年时，已达52万多，后又激增至70多万。这些拥入租界的中国人主要是为了躲避战乱，尽管是以平民为主，但其中亦有不少是来自上海近郊及苏浙皖地区的官僚巨富、士绅商贾及名门望族之后。正是由于社会的动乱及战火的漫延，使土地、庄园、商铺、钱庄、作坊、工场等都无法带走，而金银太重、珠宝太招眼、名瓷又易碎，如带上唐宋元明清的名家书画，可谓是物轻价重、可抵万金，甚至价值连城。于是中国历史上不少书画珍品就随着这些逃难的人群，风尘仆仆地集聚于十里洋场，从而形成了上海第一次的书画文物收藏高潮。在这个时期，亦出现了像吴大徵、高邕、胡公寿、狄子平、张子祥等收藏名家。

20世纪30年代，上海已成为远东第一流的国际大都会城市，其经济、商贸、文化的辐射力不仅影响到全国，而且扩大至东南亚及欧美。正是由于金融业的发达和工商业的繁荣，为收藏奠定了厚实的财力。而一批书画鉴赏家的出现，又使收藏拥有了考辨的名家。海派收藏正是在这种社会开放、经济活跃、人文昌盛的大背景下进入了一个中兴期，从而使商都海派的收藏和皇都北平的收藏形成了南北辉映之势。

1937年8月13日，淞沪抗战打响。在这之前，已有大片国土沦陷，来自各地的大量难民拥入租界，据有关记载，此时租界内的中国居民已达166万之多，而实际上的人数远远不止这些。在这国难当头、敌寇入侵之际，那些士绅商贾、官僚巨富及名门望族之后亦带着不少书画文物逃到租界内，数量之多、质量之精都远远超过第一次。从1937年8月13日至1942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第二天日军进入租界时止，孤岛内的书画文物收藏十分频繁，从而使海派收藏奠定了“半壁江山”的历史地位，并涌现了像庞元济、王一亭、吴湖帆、张大千、张葱玉、王季迁、黄宾虹、徐悲鸿、刘海粟这样一批收藏家群体。

海派书画收藏的第三次高潮则是在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国民党政权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一批国民党的高官要员及一些老板商人集聚上海，准备出走台湾或海外，他们亦随身带了一批珍贵的历代书画，由于他们在上海生活的动荡，机票、船票的疯涨等原因，使他们只得抛出一些书画藏品，特别是集中在宋元明清的名家范围之中，如范宽、马远、米芾、黄公望、倪云林、仇英、文徵明、董其昌、四王、四僧等。这次海派书画的收藏在数量上虽不及前一次，但在名家名作上还是有特色的，从而亦涌现了像刘靖基、钱镜塘、唐云、钱君匋等一批收藏名家。

海派书画收藏的五大名家

■庞元济(1864～1949)，字莱臣，号虚斋，光绪六年秀才。系浙江南浔富商，江南民族工业的先驱者，在上海、杭州、苏州等地拥有大量近代企业、房产及进入银行业，正是以巨大的财力作为后援，再加上他自己擅书画、能诗文、精鉴赏，因而在海派收藏界坐头把交椅，郑孝胥称其为：“虚斋主人收藏甲于东南。”有“南庞北张(伯驹)”之誉。庞氏曾请海上著名画家在成都北路上的虚斋内任职，协助其考证、汇编、厘定所藏书画达数十年，编辑出《虚斋名画录》20卷，《续录》4卷。所藏书法仅唐代就有张旭、怀素、颜真卿、孙过庭、陆柬之等。所藏名画则有五代名家董源，宋有巨然、马远、夏圭等，元有黄公望、王蒙、倪瓒、吴镇、王冕、柯九思等，明有沈周、文徵明、仇英、唐寅(合称明四家)及董其昌等，清有四王(王时敏、王鉴、王翚、王原祁)、四僧(弘仁、髡残、八大、石涛)、扬州八怪等。自谓“稍有疑窦，宁慎毋滥，往往于数百幅中选择不过二三幅。”

■吴湖帆(1894～1968)，初名翼燕，更名万，字东庄，又名倩，号倩庵，别署丑簃，书画创作时署湖帆，斋名“梅景书屋”。江苏苏州人，系出身于世代簪缨之家，其祖父为清末高官、大收藏家吴大徵。因而青箱家学，渊源有自，有着深厚的学修与独到的造诣，再加上他自己是大画家，因而不仅能从史绪传承上鉴定历代名书画，亦能从笔性墨色及构图气韵上分辨真伪，具有学者的功力、画家的眼光、行家的感悟，而且他曾下过苦功认真临摹历代名家的精品力作，从宋元至明清，上下千载、众多流派，均揣摩研习，以获取第一手的资料。其收藏精当高古，有唐高宗临虞世南《千字文》、怀素《千字文》，宋米芾《多景楼诗》、黄庭坚《太白诗草》、刘松年《四皓图》，元赵孟頫的《枯木竹石图》、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王蒙的《松窗读书图》等彪炳于艺术史的名作。另外，吴氏所收藏的历代状元扇也是大宗的专题特色收藏。

■张大千(1899～1983)，原名正权，传说其母降生其之夜有一老翁送一小猿而来，故后改名为爰，又名季爰。四川内江人，出身于诗书传家的书香门第，自幼在母亲曾友贞的传教下学习绘画及诗文，1918年在上海随其兄赴日留学，2年后回上海拜名师学书画。信佛学禅，在松江禅定寺出家三月多，法号大千，后以大千名世。他是一位睿智聪慧、学养深厚、极有创造精神的艺术家，在书画上是窥探千古，临遍诸家，能精工华丽，亦能恣肆豪放，在山水、人物、花卉、书法等方面均自出新腔，这种完善的智能和精到的才力，使他在收藏上能独具慧眼、觉悟超群。他对石涛情有独钟，效法石涛能使许多专家亦法眼失真。如当时上海地皮大王程霖生迷恋石涛，亦将其厅堂名为“石涛堂”，而他的镇堂之宝，一幅丈二四的石涛山水，即出于大千之手。由于张大千的书画创作及名画仿作极有人气，这也就为他的收藏打造了经济平台。他以大鉴藏家的气魄与眼力收得都是传世珍品，如唐太宗李世民的《屏风帖》、五代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董源的《潇湘图》、宋徽宗的《翠竹双禽图》、郭熙的《树色平远图》、米芾的《吴江舟中诗》、黄山谷的《廉颇蔺相如合传》等达170多件。

■张葱玉(1915～1963)，字珩、希逸，浙江南浔人。他出生于南浔巨商之家，自幼聪慧，喜好艺事，能书善画，亦常向庞元济、刘承干请教。尚未成年即继承了200万元的家产，这为他的收藏作了丰厚的铺垫。他凭借着巨大的财力，极讲年份、档次和名头，他的年龄虽然比吴湖帆、张大千小一大截，当时尚属青年收藏家，但在上世纪30年代与吴、张的收藏已齐名。当时他在上海寓所珍藏历代名画之室为“韫辉斋”，和吴的“梅景书屋”、张大千的“大风堂”形成三足鼎立之势。如唐张萱的《唐后行从图》、周昉的《戏婴图》、颜鲁公的《竹山堂联句》等，宋易元吉的《獐猴图》，元倪瓒的《虞山林壑图》、王蒙的《惠麓小隐图》、李珩的《墨竹图》等。可惜张葱玉不善经营产业又嗜赌，后大部分收藏均流失。

■王季迁(1907～2003)，字己千，取“人一能之，己千之”之意。江苏苏州人，名门之后。自小家学熏染、练字习画。早年师从苏州大收藏家、画家顾麟士，上世纪20年代到上海成吴湖帆弟子。王氏熟谙画史、亦能泼墨挥毫，这就为他的收藏打造了一个很高的起点，他重品评鉴考和画格艺风，如五代董源的《溪岸图》，北宋武宗元的《朝元仙仗图》(系武唯一传世之作)，南宋马和之的《九歌图》，明唐寅的《桐庵图卷》、沈周的《雪山图卷》，清石涛的《丰溪忆昔图》及宋人无款的《夜宴图》等都是传世精品。王于1947年赴美发展，在海外弘扬了海派书画收藏的影响，他本人亦获得了国际性的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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