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史家（下）

黄仁宇：另类史家（下）

黄仁宇系列

黄仁宇欢喜宾客，新帕尔兹附近有几家餐馆，是他家待客之处，其中有两家在赫逊河畔，风景优美，这地方也就是他写的《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名称的来源。另一家中国餐馆，叫“小熊饭店”，地址靠近woodstock，是Rockmusic发源之处，餐厅背山近水，非常风雅。

1992年下半年，三联书店总经理沈昌文赴美，在赫逊河畔与黄仁宇相谈甚欢。

80年代末，黄仁宇在台湾《中国时报》连载其关于中国历史的漫谈，1989年10月结集出版后，一直在台湾地区非文学类畅销书榜上有名。翌年5月，台湾出版人郝明义先生向三联书店推荐了此书。黄仁宇叙述历史的独特视角，早已引起沈昌文的注意，于是，三联书店很快取得授权，列入“海外学人”丛书。

在沈昌文的记忆中，黄仁宇是一个“颇为有趣的老头”。由三联来出版黄仁宇系列作品的想法，在这次赫逊河畔的会谈中得到了黄仁宇的认可。1994年，三联书店与林载爵积极接洽《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与《中国大历史》二书在中国出版的事宜。被冠以“黄仁宇作品系列”而由三联书店1997年5月间整体推出的黄氏四作——《万历十五年》、《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中国大历史》和《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自推出之日起，开始此起彼落地出现在当时各个以人文社科类为主体的排行榜中。核其印数，《万历十五年》书自1982年中华书局首印以来，书出三家之手，累计印数已逾10万册；《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书自1992年三联出版，此番合入“系列”，印数近4万；《中国大历史》和《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两书首印各2.5万册，3个月不到，批发殆尽，而市场需求仍然旺盛。此后，三联书店还陆续推出了《放宽历史的视界》、《地北天南叙古今》、《关系千万重》等书。

对于曾经为自己的书稿遍寻出版商而不可得的黄仁宇来说，大陆出版界火热的畅销局面难免让他心生感慨。

1975年9月，时任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历史教授的黄仁宇，携带妻儿进行了一次耶鲁之行。此行目的是为了他刚刚写就的一部书稿——《中国并不神秘》，寻求该校历史系教授亚瑟•莱特的帮助。亚瑟•莱特是美国著名的史学家兼评论家，有了他的推荐，黄仁宇书稿的出版将会变得顺利许多。

但这却并不是一次愉快之旅。黄仁宇与亚瑟•莱特进行了长达3个多小时的沟通，却没有得到这位学术权威的肯定。莱特建议黄选择具体的研究时段进行细节描述。但黄仁宇却并不这样认为，他一直试图用一种“望远镜”的观点，也就是宏观视野的“大历史观”来诠释中国历史发展的逻辑脉络。两人最终也没能达成一致。

数年后，黄仁宇用“悲愤交加”来形容自己当时的心情。亚瑟•莱特的否定不但断送了这本书的出版之路，也对他的教职产生影响——此时的黄仁宇急需出版一部有分量的著作来证明自己的学术价值。

但有一点让黄仁宇感到鼓舞，莱特肯定了黄所提到的“一部反映16世纪末某一年发生在中国的事”的写作计划。这本来是黄仁宇为《中国并不神秘》撰写的姊妹篇，按照黄仁宇的构想，《中国并不神秘》描述的是中国历史的纵切面，概述2000年来中国历史的高峰和低谷。而其姊妹篇则是中国历史的横切面，以帝国晚期为切入点，叙述帝国内部的运作状况。黄仁宇准备用这个时代的几个人物的综合传记来反映帝国统治的方方面面。而莱特则提议让他参考朱东润撰写的《张居正大传》，同时提醒黄仁宇要避免著作成为小说和历史的混杂体。

一年后，黄仁宇的新书稿完成，取名《无关紧要的1587年：明王朝的衰落》，但却怎么也找不到合适的出版社。美国出版界，对商业性和学术性的分野极为严格，大学出版社认为这部书过于文学化，而商业出版社则认为这部书过于学术。无奈下，黄仁宇自己动手将书稿译成中文，并定名为《万历十五年》，托人带到国内寻找合适的出版机会。这已是1979年，距离成稿已经3年。

中文版由黄苗子转呈中华书局时，交到当时的责任编辑傅璇琮手上。此时，“文革”刚刚结束不久，史学研究还深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出版这样一部非内地学人撰写、同时观点和传统迥异的著作无疑需要极大的勇气。傅璇琮在审稿意见中提到“书名虽然是《万历十五年》，但实际论述的是明朝中期的社会情况，着眼点是较广的”。由于作者的中文写作与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有较大差异，故双方商定由当时在中华书局做编辑工作的沈玉成进行文辞润色，黄仁宇对沈玉成修改后的书稿极为满意，双方书信往来，商定修改长达3年之久，直到1982年，书稿最终定稿。

黄仁宇通过惟妙惟肖的勾勒，为读者创造了一个虚拟的“历史现场”，让读者好似直接目击事情发生的过程，且又得以窥见这些历史人物的内心世界。英文版《万历十五年》的两则封底书评，颇值玩味。一是拉铁摩尔（David Lattimore）的看法，他认为该书“不凡而又富有思想。……怀着诗人或小说家的喜悦，将寻常的末端小节转变为揭示其意义闪现的观点喜悦，将寻常的末端小节转变为揭示其意义闪现的观点”。另一则是美国著名小说家厄普代克（John Updike）的评论，他指出：“尽管深富历史学识，然而《万历十五年》却也具备着卡夫卡（Kafka）的优美而又令人顿挫之故事《中国万里长城筑成之时》（The Great Wall of China）的超现实的虚构特质。”

“黄仁宇的书提供了一种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具有颠覆意义的叙述历史的新方式。在此之前，建国后国人的历史写作，受苏式教科书的影响巨大，几乎所有的历史书都是一种模式，一种口吻，一种角度。黄仁宇是把分析的工作放在一个叙事的架构里，而且在个人见解与文字表述、叙事与分析之间，并没有任何的断裂。遗憾的是，在大部分的职业史家的作品里（中文世界尤然），这类断裂的现象极其明显，因为多数的历史学者已不再‘说故事’了。黄仁宇的这本书别开生面，每一位阅读这本书的人都会受到触动，原来历史可以这样写，原来历史是如此的有趣、复杂、丰富，原来历史人物并不像我们教科书上讲的那样单调、格式化。”“黄仁宇作品系列”的责任编辑、现任三联书店副总编辑潘振平说，“这之后出了很多诸如《上海1862》、《1900》等以某一年份发生的事为主干叙述历史的模仿本。”“《万历十五年》中华书局在1981、1985年印了两次，共销了4万册。转到三联书店后，年年印，好的年份3万多册，保持每年销1万册的数量。成了常销书。一本书能常销10年以上，说明它已经跨越了年龄层。以此反观出版界普遍存在的学术著作出版难的状况，说明学术界在如何将历史传统转化成大众都能接受的知识上是有欠缺的。”

潘振平说，1989年以来，台湾和大陆都有反思中国历史的需要，黄仁宇写的是历史，但其落脚点仍在中国现代化的转型。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回过头来再看黄仁宇笔下的历史和文化，与我们已经接受的框框里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到底什么是历史？历史应该怎样呈现？是历史书展现给我们的一个个人名、数据和故事，以及隐藏在这些下面的所谓规律？恐怕不是。历史不是死的，过去的东西并不代表已经死亡。历史是活生生的人创造的，灌注了活生生的人的精神和创造力，所以应该有鲜活的生命。可悲的是，在我们的历史学著作中，看不到任何生命的迹象。所幸的是，《万历十五年》是一部活生生的人的历史，这是它最大的价值所在。至于黄仁宇在他的全部著作中努力建构的大历史观，体现出来的更多是概念的传播价值，而非为解决实际问题提供某种思路或方法。对于那些在掌握所从事职业所需知识之外仍有不断寻求新知识需要的新型知识分子阶层而言，黄仁宇的作品无疑提供了很好的思考和言说话题。作为一种非纯粹符合大陆传统学术规范但又观点新颖、叙述独特的学术著作，正适合三联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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