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史家（上）

黄仁宇：另类史家（上）

提示：历史不是死的，过去的东西并不代表已经死亡。历史是活生生的人创造的，灌注了活生生的人的精神和创造力，所以应该有鲜活的生命。

绕不开的缅北

看《黄河青山》里黄仁宇年轻时的照片，形象气质和通常人们心目中“温文尔雅有着真性情”的人文学者形象相去甚远。那时，他是军人，学的是工科，绝没料到中国社会的天翻地覆会影响到他日后的命运，以致要背井离乡到美国，以30多岁的高龄半工半读，从头研究历史。

对黄仁宇的人生轨迹和学术成就的分析，从他人生中第一本书《缅北之战》出发，或许会更清晰。

黄仁宇于湖南长沙长大，自十四五岁起（1932年）就开始向当地报纸投稿，写作热忱自此从未间断。当时《湖南日报》副刊，连续登载他写的世界名人传记，每篇都有他自己手绘的人物画像。1936年，黄仁宇考上天津南开大学电机工程系，不久抗战开始，他放弃读了一年半的大学学业，从军报国，报考军校。在尚未进入军校就读的5个月空当中，他在长沙《抗战日报》觅得记者一职，当时的同事包括大名鼎鼎的剧作家田汉，以及后来成为共产党高干的廖沫沙。

1938年黄仁宇考入成都中央军校，毕业后任陆军14师排长和代理连长。1943年受派由重庆飞往印度，参加中国驻印度远征军，任新一军上尉参谋，为孙立人的部下。在缅甸服役期间，常撰文报道战事，投稿到当时最负盛名的《大公报》。1944年5月在北缅密支那之役，他到前线，被日军藏在树丛中的狙击兵射中大腿，曾受颁陆海空军一等奖章。抗战结束，任第三方面及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司令部少校参谋。

《缅北之战》只是黄仁宇当年在抗日战场上随手写下的一些战地通讯，仅就写作笔法而言，年轻的黄仁宇比一般的战地记者超出了很多。对此，黄先生有所交代：“我自己有这么一个癖好：我想在文字里注意营以下的动作，而极力避免涉及到高级官长”，“我希望以后所有通讯都以亲自在战斗部队目睹为限”。黄仁宇说：“我很羡慕很多美国记者的做法，这些美国同行不提及战略技术，自己和一线战士共同生活，所以他们的战地通讯，是士兵的行动，士兵的生活，士兵的思想。”

在《八月十四日》这篇文章里，黄仁宇如此写道：“军人的生活像一团梦，整个人生的生命又何尝不像一团梦！”这样的句子体现出了某种对生命的体悟。而在《拉班追击战》中，黄仁宇则描写一座桥下歪倒的一个敌人的尸体。“他的头浸在水里，他是一个大尉，旁边的树枝上晾着泡湿的地图和英日字典。”

事实上，缅北之战后，黄仁宇并没有很快跳出他的军人职业生涯，似乎在34岁之前，一直随波逐流，而在这之后，由于他选择赴美留学，依靠自我努力，成为一代有体系、有价值的历史大家。

2000年1月8日黄仁宇在美国去看电影时心脏病发辞世，结束了他多彩多姿阅历丰富的人生。当天他们夫妇离开在纽约的寓所去电影院时，黄仁宇含笑对格尔说：“老年人身上有这么多的病痛，最好是抛弃躯壳，离开尘世。”随后格尔开车沿赫逊河岸转折，黄仁宇继续讨论身后事。他曾幸福又感慨地说：“我一生经历过中外各阶层的生活，不论是治世乱世，无所不闻，无所不见。现在我个人要做的事都已做了，可一死而无憾也。”

学术和通俗历史之间

在台湾，黄仁宇的作品全部托付给联经出版公司的林载爵。1987年，林载爵从国外念书回台湾后，除了继续在东海大学教书外，也接任了联经出版公司的总编辑职务。他接触的第一个工作便是由联经资助黄仁宇的《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写作计划。此时，《万历十五年》已在台湾成为畅销书。

1988年，黄仁宇受邀到台北发表两场演讲，与林载爵第一次碰面，谈话重点都环绕在《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的写作上。此行，黄仁宇曾到基隆附近乡下度过一个星期天。他发现电线已达于村内任一角落，这是他一生第一次看到中国人的农村有电线密布，对他来说，非同小可。表面上看来电力及于乡村，工程上并无了不得之处，可是从社会条件上探索，则不是如此简单。“村民是否有使用电力的经济能力与必要？用电价格凭何标准？由何人管制？如何确定会计制度与村费结账程序？这样的一个社会是否有稳定的币制及信用制度支持？有无购买外汇或制造器材的能力？如果电力公司与用户发生争执如何处理？这些问题已触及交通、通信、银行、法律等事项，代表着台湾已度过长期革命。这样的观察，说明了他常常喜欢以小见大来印证他的‘大历史观’。”林载爵告诉本刊。

为了实践写作诺言，黄仁宇每写完一章便会寄给林载爵，林成了这本书的第一个读者。为了让黄仁宇有额外收入，林载爵便安排先在《历史》月刊陆续刊载。1991年11月，黄仁宇受邀到台北演讲前一天，这本书也出版了。林载爵把书先送到他下榻的旅馆，让他入住后便可看到多年辛勤写作的成果。“隔天早上我们在旅馆碰面，他拿着精装的书，兴奋之情，溢于言表。他说，他兴奋地整晚不断翻阅。他是一个能够满足于自己努力成果，并懂得衷心表示感激的绅士。”黄仁宇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在电视台发表《中国现代的长期革命》演讲。由于是录像节目，必须控制时间，也不能中断。黄仁宇后来告诉林载爵，他竟然在来台前，在家中自己对着录音机演练不下20次，以期分秒不差。“我着实吃了一惊，他是这么一个谨慎、认真的人。”

接着，林载爵下定决心要将黄的英文作品《中国大历史》译成中文出版，黄仁宇也欣然同意。“我找了译者译完后，他来了一封信，表达了他对于译文的不安，因此他决定腾出时间自己从头到尾以中文写作一遍。我佩服他的执著与认真，今天大家读到的《中国大历史》是他的亲笔作品，而非翻译。”

黄仁宇在台湾成为知名度很高的历史学者，与其文笔风格有较大原因。黄仁宇的论著多有大的历史架构，以个人人生经历（国民党的下级军官亲身经历对日抗战而体会到中国社会政治结构的问题，以及在美国生活多年对西方文明的认知与反思）对照历史记载，发展出一套对中、西方历史文化的解读。不拘泥于现代论文的写作格式，以较为通俗易懂的方式，将历史似小说般的呈现，故较能吸引广大的阅读群。

然而黄仁宇在学术界却是毁誉参半，褒贬互见，历史学者或汉学家常质疑其半路出家，学术著作不够严谨；骤然处理数百年、上千年的大历史架构，总让历史学者觉得过于冒险，将历史解释简单化。科班里的专家们对黄仁宇更是有所怀疑。一是认为他的文字文学意味足了一些，历史意味自然少了；另一种则是认为黄先生并没有把中国问题说透；第三种意见则是认为黄仁宇考据功夫不够好，行文似乎被观点牵制，历史材料退到了稍微次要一些的位置。

黄仁宇在综论性的回忆录《黄河青山》（1983年以英文撰就，但表明于逝世后方能翻译出版）中屡屡述及他撰写的书〔如《中国并不神秘》（China Is Not a Mystery）等〕在美国难以出版的挫折，以及他与费正清（John K. Fairbank）、亚瑟•莱特（Arthur Wright）等知名汉学家对中国史解读和撰写方式意见之扞格，可见一斑。

“尽管他拥有大量读者，然而学院里却以不同的态度对待他，把他视为介于学术与通俗历史之间的人物。他两次来台，都没有大学历史系邀请他演讲，我为此深感不平。1992年11月，才终于有机会促成他到东海大学的‘中国近代史的出路’三场系列演讲。这是他的著作畅销多年后，首次进入大学直接面对大学生。这三场演讲应该是他毕生研究的浓缩与综合，前后呼应，系统道来，场场爆满。他的一丝不苟的性格再度显现出来，每场演讲前，他必定先到演讲场地，了解现场情景，并将当晚演讲中会提到的专有名词和地图，逐一写在黑板上，免得届时为了板书而中断演讲的节奏。然后他会坐在讲台边稍待片刻，脑海中再一次厘清晚上演讲的内容顺序。在开场白中，他也第一次提到《16世纪明代的财政与税收》花了他7年的时间才完成，然而脍炙人口的《万历十五年》却只花了他一年时间，因为以前之摸索，即已奠定了以后研究之基础。”

林载爵认为，不把黄仁宇当做学术界中之人，基本上都没有阅读过他的英文本《16世纪明代的财政与税收》，不知他所下之研究工夫与直接应用原始史料的功力。更没有注意到他在《万历十五年》的“自序”中老早已提道，“《明实录》全书133册，外加29册附录，又无索引可资利用，所以只好硬着头皮，在教书之余每周阅读一册，以两年半时间，阅读完整部《明实录》，并做笔记。可见其功夫之扎实”。

林载爵说：“试想，有几人会去阅读全套《明实录》？这个工夫才是他的‘大历史’、‘长期合理性’、‘数目字管理’等观念的基础。”

林载爵告诉本刊，他1996年8月到纽约拜访黄仁宇。黄仁宇事先寄来亲笔描绘的地图，订好旅馆，安排好两天的行程与晚餐地点，“他做什么事都是这认真，一丝不苟。这两天的活动几乎是他日常生活的精粹，他带我去赫逊河畔喝咖啡，去他最喜欢的餐厅，还去了他最后逝世之地的电影院看了一场电影，也去了伍德斯托克（woodstock），缅怀70年代他还是学生时期的音乐圣地。”

这次见面，黄仁宇告诉了林载爵两件事情。“读过《万历十五年》的人都会对他描述万历皇帝的地下宫殿的情景留下深刻印象，因为犹如亲临现场的报道，出神入化，精彩之至。聊天中当我向他提起这件事，他说：‘我告诉你一个秘密，你不要告诉别人，我从来没去过定陵。’说完，表情中有点抱歉，又有点得意。”

也是在这次会面中，黄仁宇告诉林载爵他用英文写了一部回忆录，但牵涉到当事人，在世时不会发表。“但他已转告夫人，当他过世时，请即把原稿寄来给我，由我处理。这个托付，是那愉快的两天里，唯一让我心情沉重的一刻。他也请了他的儿子赶来与我们聚餐，所有这些举措，在他去世之后，我回想起来，莫非就是他有意的安排？”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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