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主义时代的佛学热

消费主义时代的佛学热

提示：佛教，佛陀，正见，修行，上师，这些古老而神秘，我们不算陌生却从未真正熟悉的词语，正在成为2008年的最热门词语。当佛教成为时尚，似乎所有人都有些始料不及。古老的佛教为什么突然爆发了“时尚生命力”？

这个题目要从一位美国学者本杰明•史华慈（Benjamin I. Schwartz，1916-1999）说起。史华慈不仅是重要的中国学家，也是一位卓越的思想家，从根本上来讲，更是一位当代罕见的智者。他生平最后一篇论文是《中国与当今千禧年主义——太阳底下的一桩新鲜事》（China and Contemporary Millenarianism——Something New under the Sun）。史华慈教授的论文蕴义深沉隐秘、行文曲折艰涩，向来以难读难懂而著称。他的绝笔更是如此。

幸运的是，与史华慈教授相知相契的林毓生教授为此专门撰写了一篇“导言”，为我们准确地总结了史华慈教授绝笔的精义。史华慈教授认为，失控的消费主义和物质主义凭借着靠自我喂养来生长的特点，其强度愈演愈烈，其冲击力凌驾四方。日益扩展的消费主义和物质主义向世人许诺，只要“完全专注于从科技——经济那边看待人生每一方面”，便能有“一套全新的方式，来消除长久以来一切人生苦难的成因”，也就是说，世人就可以由此“得救”了。这种论调在本质上是“唯物主义末世救赎论”。对人生的分析完全从科技和经济的角度出发，从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心灵的巨大空虚感。这种救赎论只关心自己“单纯的、没有反思的满足”，毫不顾及科技和经济进步所引发的各种伦理后果。它和传统的宗教信仰、世俗的意识形态是割裂的，因此，它和伦理关怀之间几无联系。

当然我们可以从宗教中获得一种平静，但那绝不是唯一的期盼。宗教是有自己的一套体系的，现在它渐渐被很多人灵修化、瑜伽化、“心灵鸡汤”化，已经脱离了原来的轨道。无论皈依的理由是什么，它还是一种消费主义。如果不是清醒和理性地走向宗教，那只是把它当成一种实现目的的工具。这种崭新的“唯物主义末世救赎论”乃是一种排他性物质主义的宗教，和传统的大部分高等宗教（比如大乘佛教和基督教）相比，它不关心“人类作为一个整体的共同命运”，不认为可以从充满苦难的此世人生中获得某种满足和导出某种意义，而是单从纯粹的物质享乐和纯粹的个人满足里，就能够获得唯我主义的“拯救”。

谁能够否认，我们不是在受着类似“唯物主义末世救赎论”这种“宗教”的诱惑呢？谁能够否认，我们确实倾向于相信，这种“宗教”能够使得我们得到越来越多的物质满足，从而过得更美好、更幸福呢？

可悲的是，这一切都是幻象。这种宗教无非是化约主义（reductionism）的一个变种而已。它既不正视个人生命本身的问题，也不正视种种社会关怀的问题。它所做的只是假设，当生活通过科技手段和经济安排被化约为物质的享乐和满足的时候，一切的问题都会消失，一切的挑战都不存在。这是一种逃避主义，一种消弱人的力量的逃避主义，一种诱导人堕落的逃避主义。

史华慈教授敦促我们，好好估量一下我们所拥有的资源，看看它们对当下和未来是否有意义。

实际上，就在史华慈教授的敦促发出不到十年的今天，不管我们是否愿意，也无论我们是否有意识，我们（起码一部分人，哪怕是很小的一部分人）难道不就开始在这样思考，开始在这样行动了吗？

不少人正是在连自己都未必清醒的情况下走向或者走回到佛教。佛教具有超社区的凝聚功能、超专业的教育功能、超事相的抚慰功能、超界别的摄护功能，确实对“唯物主义末世救赎论”或排他性物质主义宗教具有相当的消解可能性。

问题是，我们以什么样的心态和期盼走向或者走回佛教？倘若我们无视史华慈教授先知般的忠告，而把佛教当做某种“用”、“手段”或者“工具”，全然漠视佛教本身就是“体”、“目的”和“价值”，那么我们带着的就正是可怕的消费主义或物质主义的心态和期盼，我们所做的正是将佛教异化为“唯物主义末世就赎论”或排他性物质主义的宗教。去烧香拜佛，为了求保佑求得到。如果愿望不能满足，毫不犹豫就换一个庙拜另一尊佛。其实这是同一个心理：“我是主体所以我可以掌控你”。在现在所谓的“信仰热”背后，我感到一种很危险的东西：把宗教当成一种消费对象，希望通过信仰来获得一些世俗的利益。

人没有办法完全没有信仰，尽管信仰可以有差别很大的不同形式。其实对于宗教的关注并不仅仅是近一两年才兴起，这是历史进行到一定阶段的积累。在单一信仰受到冲击之后，我们不仅仍然而且更加需要一种精神的力量和支撑。不仅是佛教，基督教、道教和伊斯兰教都有大规模的复苏。包括近几年的“国学热”，也可以说是其中的一部分，很多学者提倡的不仅是“儒学”，而且还是“儒教”。很多人说，我们的宗教传统虽然有过断裂，但我们可以重新拾起它，但这并非是可以通过主观恢复的。现在这样的热潮，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一种个人主义式的狂欢。

一句话，我们面临着巨大的诱惑，也面临着巨大的危险：将佛教当作一种可以消费的物质，并且期盼由此获得救赎或超度。如此，我们正在走向或走回佛教的表象下，离弃着佛教。

我们极有可能渐行渐远，这正是我们最大的苦难。我们将永远得不到渴望的救赎和超度。

认识钱文忠教授

钱文忠教授是季林先生的关门弟子、中国仅有的几位精通梵文巴利文的学者之一、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无锡钱家的后人、2007年在央视百家讲坛主讲《玄奘西游记》，是《百家讲坛》最年轻的主讲人之一，其同名著作《玄奘西游记》也成为图书市场的宠儿。1984年考入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梵文巴利文专业，师从季羡林先生。80年代中留学德国汉堡大学印度与西藏文化学系，主修印度学，副修伊朗学、藏学。

《玄奘西游记》（上、下）

钱教授主讲的《玄奘西游记》，向人们还原了一个历史上真实的玄奘，而历史的真面目在很长时间内被小说《西游记》所遮蔽了。钱文忠向我们展示了一位“熟悉的陌生人”，一位坚忍不拔、崇尚真理、把精神放在第一位的玄奘。“我不是在讲《西游记》中的玄奘，我是在讲玄奘的‘西游记’。”这句话成为对钱文忠《玄奘西游记》最精辟的阐述。

《末那皈依》的精神觉醒

“末那皈依”是指一种精神觉悟，是指在更高的峰巅，以更深的智慧回首浩瀚红尘。《末那皈依》这本书是本世纪初的一部很重要、很有特色的心灵史、精神史、学术史。这里没有什么框架体系，也没有什么“宏大叙事”，有的只是瞬间一觉、人间挚情、心灵交汇。本书为作者的一本学术随笔集，以季羡林、王元化、钢和泰等学术大师及钱刚、李铮等中年学者为线索，以生动的文笔、饱含的热情为我们勾画了一幅20世纪中国学术发展简史。

《国新故知》书写性灵，议论时事

大部分学者深居于象牙塔内，只关心风声、雨声、读书声，而极少对专业以外的事发表言论。既使自己的经历、感悟，也很少形诸文字。当然这是因为学者专注于自己的学问的缘故，但客观上也造成了大众对知识分子的陌生感、神秘感。本书是复旦大学教授钱文忠走出象牙塔，书写性灵，议论时事的文章结集共42篇，约6万字。其中既有对宏观学术研究的讨论，也有对自己内心感悟的抒发，还有一组为读者写的谈对联的文字，让读者体会到钱文忠作为学人的另一面。

《天竺与佛陀》值得一读的佛学参考书

本书是钱教授关佛学研究的论文选集。佛教传入中国已逾两千年，经过中国佛教界人士和广大知识分子的努力，早已中国化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但佛教在发源地印度失传，给中国的佛学研究带来了极大的困难。进入20世纪后，随着考古资料的不断出土，对古印度及中亚语言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突厥文的研读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佛学研究开始进入繁荣阶段。钱文忠教授曾跟随季羡林先生学习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并曾到世界佛学研究中心德国汉堡大学留学，可以说是站在了世界佛学研究的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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