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剧公司化的时代来了？（二）

编剧公司之困

在编剧公司化的尝试中，不同的公司有不同的“模式宝典”，然而在实践的过程中，却都或多或少地遇到了阻碍。

今年是喜多瑞成立的第三个年头，三年中公司已出品制作的电视剧数量并不多，除了《娱乐没有圈》（又名《像傻瓜一样去爱》）为喜多瑞带来60多万元的利润之外，《上海森林》仍在发行，其他两部抗战、古装剧还在制作中。最近汪海林常常飞往深圳等地，为这两部剧的拍摄作准备。

“这两年喜多瑞面临一个问题，我们没有钱。”汪海林坦言，虽然近两年进入影视行业的热钱很多，但热钱都具有话语权。许多资方会先成立一个影视公司，然后再以融资的名义合作，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再是你的投资人，而是合作者，也拥有作品的版权。

“比较合适的情况是找到相对应的基金。”汪海林透露，基金不需要版权，也不需要管理权，只需要保证有固定的利润即可。不过，这种方式仍然存在问题，“基金只会在十分保险、稳赚不赔的情况下进入，这意味着你要先和电视台签好购片合同，自己得有前期投入。” 如何解决钱的问题，成了汪海林最苦恼的事。

资本是现实的，他们总会问，你现在产生了什么价值？

这种情况下，汪海林常常会举一个例子，NBA热火队把詹姆斯、波什、韦德这三大巨头球员集中在一起，这相当于告诉市场，我有一支这样的明星球队，你如果看好，就来投资。这支球队固然很强，但也未必场场都能得冠军。资本希望在拿到冠军以后再投资，这不合理。

实际上，对于新的投资模式的摸索，一直没有停止。在制作第一部电视剧《娱乐没有圈》时，喜多瑞尝试了剧本投资的模式，这部戏喜多瑞并没有实际投钱，但负责了剧本、制作、销售等各个环节，在销售完成后，喜多瑞从投资方手中分得一定的利润。然而这种模式并不理想，在操作过程中，汪海林发现，喜多瑞作为名义上的出品方，实际得到的只有分红权，所有的决策与管理，包括对导演、演员等主创的选择，喜多瑞无法真正参与。在这种情况下，汪海林不得不改变方式，“无论数量多少，我们都要投一些钱，这样才真正有话语权。”

视线拉回到2009年。“维权是喜多瑞成立的动机和导火索。”当时的汪海林及一众编剧士气满满，力图通过自己的抱团努力，在影视产业的各个环节为编剧争得一些话语权。这两年中，除了写剧本之外，汪海林奔波于各个资方之间，花了大量的时间来“谈钱”。“从今年开始我们不再这么谈了，我们要专心把每个产品做成功，资金自己就会来找你。”

与喜多瑞不同，盛大面临的难题是，如何将大批网络写手培养成成熟的编剧。黎宛冰透露，盛大新丽编剧公司将分别成立不同类型的编剧工作室，每个工作室配备编剧导师，进行任务分解。导师相当于一个故事的架构师，负责大纲、做分集、分场，之后把不同的任务分发到编剧手中，带领他们完成。

尽管盛大文学的高层对这种模式信心满满，但仍有不少人提出质疑：盛大文学的编剧工作室模式与电影、戏剧学院的本科生编剧培养模式并无区别，专业院校培养出的编剧相对更专业。而大牌编剧如王丽萍、邹静之等，他们自己的剧本都忙不过来，帮助一个新人把剧本调到最终被市场认可，花费的功夫和自己创作一个剧本是一样的，甚至还不如由自己来写。编剧刘和平就曾遭遇过类似的情况，曾经在创作一个剧本时，刘和平最初采取由他自己带着几个徒弟去写的方式，但写完之后不满意，经过几番调整、重写，剧本仍然不能达到他的要求，最终他只得亲自去写。

在业内人士看来，编剧导师的培训只能是一种大而化之的指导行为，而新人要想成为一个成熟的编剧，必须经过漫长的历练。以《新龙门客栈》、《黄飞鸿》系列电影的编剧张炭为例，他先是跟着编剧李辉学习了五年，之后自己出来磨练了三年，最终才成为了一个不错的编剧。

无论哪种模式，对于编剧公司来说，想要培养出一个成熟的编剧，绝不是一蹴而就的事。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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