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差像刀子一样割心”

“反差像刀子一样割心”

《重回适之路》，是邓康延担任制片人的纪录片《先生》中的一部。

恢复高考首年，邓康延考入西安矿院。毕业分配后任地质工程师，之后南下深圳进入媒体。从《深圳青年》编辑部主任到《凤凰周刊》主编，邓康延又成立了以 “ 发现不应被湮灭的人和事 ” 为宗旨的越众影视公司，专情拍摄纪录片。

   从《寻找少校》开始，到《深圳民间记忆》、《发现少校》、《迁徙》、《先生》等，到正在进行拍摄中的《重返野人山》、《黄埔军校》、《教育启示录》……邓康延说：“看着转变挺大，其实都有内在的缘由。”

一本民国课本引出《先生》

2008 年，邓康延担任制片人，在云南腾冲拍摄《发现少校》（今年4月在第 45 届休斯敦国际电影节上获得纪录片竞赛单元“雷米”金奖），无意中发现了1922 年腾越小学学生姜兆信的民国课本，课本中的方块汉字，勾勒出一个与当下截然不同的语境。邓康延被其深深打动，以此为材撰写专栏、出版书籍，引发了社会上的 “ 老课本热 ” ，也由此催生了他酝酿十年的纪录片《先生》的拍摄：“民国先生，远去的精神。蔡元培、胡适、马相伯、张伯苓、梅贻琦、竺可桢、晏阳初、陶行知、梁漱溟、陈寅恪，十人十集，舒展性情、经历、作为，感性血肉，理性骨骼，莫不传奇而人性。”

知名纪录片导演马莉接下了蔡元培、张伯苓的拍摄任务；高小龙主动请缨拍摄胡适；知名纪录片导演王韧主导陈寅恪—其余六集则由团队里原凤凰卫视的纪录片导演钱喻、刘硕勤执导。风格虽有不同，精神趋向一致。最终，除了每集三十分钟、一共十集的版本外，高小龙和马莉意犹未尽，各自又拿出了八九十分钟的长版。《先生》未播，已引发诸多关注。邓康延为此忐忑“这过于高调了”。

《先生》的海报设计简洁、意味深长，大大的“先生”二字之下，是一位身着长衫的先生剪影。除了罗列十位先生的大名外，一句话被赋予除去黑白灰之外的唯一色彩：“他们的背影，一个民族的正面。”

回望历史的最终目的何在？《先生》的介绍中写明：“为而今一塌糊涂的中国教育立镜一面，呼喊十声。”邓康延说：“当今中国的大学教育让人心痛，各大学急惶惶摊大饼改名号，十年店都开不下去，何况百年店？我想让《先生》有一点功能性的东西，就是教育榜样，让它实用。这双鞋不仅式样好，还要能穿，可以走路可以登山，让人走得更远。 ”

旧文本全部推翻重来

《先生》拍竣后，邓康延启动了《教育启示录》的拍摄。

《教育启示录》计划以“五四“为始，无断层地谈至今日。其中，“家国童年”讲“五四新教育的气象”，“西风烈”说“留学教育”，“乡村建设”谈“农村教育的维度”，“苦难辉煌”赞“民国大学的教育奇迹”，“大师之风”呈现“民国学人的师德师风、师生关系”。此后，教育在“政治与学术的维度”中“失落与喧嚣”，再后，“教育革命”、“大学突围”直至“孔子归来”。

《教育启示录》的文本构想图，已由北京理工大学文学院教授、21 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杨东平和他的团队完成了十之八九。但邓康延和他的团队决定推翻重来，这是反复研讨后的决定。“是我之前误导他（杨东平）了。开始我想让《教育启示录》把过去当作一面镜子，因为民国兵荒马乱，教育却有条不紊，人才源源不断。后来，跟年轻的团队碰撞了好多次以后，我们觉得与其谈那么远的时空，真不如记录眼下的许多发生，这样更切中时弊，刺痛我们的肌肤。”

和电影、电视剧不同，纪录片的走向往往会被现实牵引到出乎意料的境地。让邓康延感触颇深的是原本计划中的一小块章节：“我们的团队利用端午假期做采访、收集资料。北京的小学升初中的考试，原本计划中是辅助其他内容的一个小环节，但我没有想到有那么多的例子，那么多令人忧伤的故事。”于是，这一小块章节可能会变成一集。

邓康延说：“一度我不知道这个局该怎样重新布？今天有朋友说，在一个开放的空间里，哪怕一个小问题能拍深了，就有了纵深。我本想用大致相当的十个大问题梳理教育的脉络，但我不是教育部长，宏大问题让他们去解决吧，我们来谈一个六年级的学生，每天晚 11 点之前睡不了觉，节假日要去学奥数、钢琴，只为能考一个好的中学，然后才能考到名牌大学。只有考到名牌大学，才能够找到如意郎君或如花媳妇，才能找到一个好的单位，最后得到好房子好车子。 ”

“把这些问题全部摊到桌面”

记者拿到了《教育启示录》其中几集的全新脚本，它们的名字看上去有几分诗意，但描绘的内容或许并非如此。其中，“呵护童年”讲的是“幼儿园小学化”、“ 小学初中化 ” 。脚本开头写道：“应试教育和‘成功学’，粗暴地绑架了中国孩子的童年；肩负‘成功’重任的孩子们像遭遇寒霜的花蕾，还未绽放，便已枯萎。”

在“天梯”的部分，有这样的文字：“是什么隔开了城市和乡村？所有中国人都知道，是一堵看不见的制度的高墙。它是那么坚固，千万人甚至几亿人的悲伤和愤怒都无法将它撼动。”这一部分罗列的数据触目惊心：1980 年代，北大学子三成多出自寒门；2000 年至今，考上北大的农村子弟只占一成左右；与上世纪 80 年代相比，普通工人阶级子女考入重点高校与普通高校的比例，分别减少了 7.9% 与 5.6% 。

“在路上”一集中，焦点集中在南方科技大学。在邓康延眼中，该校校长朱清时是当下最接近《先生》气质的人。但脚本中却又反问：“当理想遭遇现实，仅凭朱清时一人之力，能否搅动积习已久的体制变革？”

邓康延说：“看到《先生》里那种血肉丰满的、风骨倨傲的精神，再看现在教育的这一滩浑水，有时候反差像刀子一样割人心。”他希望“把这些问题全部摊到桌面，让大家展开多元思考。在一个开放的空间里，才能去把这些事情一步步地解决。捂着按着，或者像鸵鸟一样头钻在里面，屁股撅着，只会给后代留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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