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清时：“自授文凭”的学生不是牺牲品，是英雄

澎湃新闻 权义 图

朱清时：“自授文凭”的学生不是牺牲品，是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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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9月1日，作为南科大首任校长朱清时，以校长身份作了他任职期间的最后一次演讲。随后，即将卸任的朱清时在办公室起草给师生的一封感谢信。

“五年把一个学校从零发展到现在的样子，打100分可能过分，但至少九十几分吧。” 南方科技大学首任校长朱清时2014年9月1日因合同到期卸任。回顾这五年，他说：“我年龄也很大了，个人前途没有什么风险，风险就在学生身上，如果他们不来当自授文凭的学生，这个实验就做不起来，所以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 澎湃新闻记者 许荻晔 发自北京

相比当时最年轻的中科院院士或者当了10年的中科大校长，现在的朱清时更出名的身份是南方科技大学校长。

在南科大任职的这五年里，他几乎永远站在媒体聚光灯下，他解释这是因为一所新生高校要实验改革，需要吁请社会关注，而自己多年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经验，能保证媒体的需要。

“媒体需要抓眼球的东西，就喜欢‘惨胜’、‘遗憾’、‘打60分’。”朱清时所引用的，都是近阶段一些媒体对他的评价，他的不认同也已由多家媒体传达。但在如今卸任之际，他似乎也在配合这样的逻辑。

当被问及五年后的今天是否能下结论时，68岁的朱清时用了多个“很成功”、“很优秀”，并给自己的南科大五年打了“九十几分”。

成功的话题营销案例

这个第一届学生尚未毕业的学校，成名历程可以当一个成功的话题营销案例来研究。从“全球遴选校长”、“高薪招聘教授”，到“回答钱学森之问”、“自主招生自授文凭”、“教授治校去行政化”、“一步到位办成亚洲一流的研究型大学”……朱清时频频出击，每一下都打在公众敏感的教育症结上。

时机的掌控也很有分寸。除了卸任之时，朱清时几次密集接受媒体采访，都是在他遭遇重大困境之时：2010年中他电召南都记者投诉政府掣肘；年底他发致考生与家长的公开信，办自主招生的宣讲会；2011年5月教育部批南科大不合法，要求3月入学的首批实验班学生重新参加高考，朱清时虽然避走外地，但频繁在媒体发声，时而流露去意，时而盛赞这批学生“比很多成年人、官员和老师都要有勇气得多”。

在舆论一边倒的情况下，朱清时在劣势下为南科大争取来了生存空间：公开信发表9天后，教育部发文批准申请三年而未获批的南科大筹建；拒绝高考的第一届实验班学生虽无法获得教育部颁发的文凭，但2012年4月，教育部就批准了南科大成立，让第二届学生合了法。

一位学者曾对澎湃新闻记者表示，朱清时最初的作为，在他看来是无处可走时的破局之举，“兵行险招，很多情况下是没有办法的事。”两会期间，接过南科大创校校长聘书不过半年的朱清时对媒体介绍已经做好招生准备，“只要教育部一认可，就冲锋陷阵，为中国高教去做这场试验”。因为教育部迟迟不批，2010年底，朱清时通过公开信宣布南科大将通过自主招生招收高二学生，参加了当时三场招生宣讲会的记者回忆，朱清时讲的内容虽然大同小异，但每一场都饱含感情，“他的肢体语言丰富，右手握拳，用力一捶，说：‘我们不再等了。’”

最艰难的6月

2011年6月是朱清时最艰难的一个月。那年5月底，教育部要求已经入学2个月的45名南科大首期实验班学生参加高考，学校内部也阵营分化，有老师劝说学生参加高考，因为考卷不会出校园，不过是走个过场。朱清时当时回到合肥，给《新安晚报》记者打去电话，流露了自己不改革便去职之意。

学生的斗争方式与校长相似，发公开信，接受媒体采访，表示坚决站在朱校长一边支持教改。有的学生回家避风头，有的在图书馆自习，没有一个学生踏进南科大的高考考场。朱清时此时期接受媒体采访，总夸赞这批学生的勇气与智慧，称很多官员和教育家应该汗颜。

但关注度越高，问题就越难遮掩。是年6月初接受澎湃新闻记者专访的一位教育家便认为，朱清时说得太多做得太少。他批评南科大在准备不完善时就开始招生，哪怕己方竭力为他提供帮助，朱校长也不过“点头说好，毫无跟进”。

接着是三位港科大教授的公开信。朱清时担任创校校长后不久，在港科大与南科大签订的合作协议框架下，香港科技大学化学系主任李晓原、自动化技术中心主任李泽湘与数学系主任励建书被邀请为南科大筹建团队核心成员，从事人才引进、学科架构与课程体系设计、薪酬体系制定、招生考试等工作。三位教授都是改革开放后出国留学的一代，对内地的高教改革始终存有情结。1986年李泽湘还与同学自发编写了高校改革的建议书投书教育部。

但2011年初三人已退出南科大筹建，高考事件后，他们发表公开信《要改革，不要口号》，认为南科大“既没有管理团队也没有学科框架，既没有学术团队也没有学生教育培养大纲方案，既没有清晰学校定位也没有清晰发展路径图，既没有内部管理规章制度和问责机制也没有外部监管问责法规，也就完全无从谈起建设一个现代研究型大学所必需的教授质量、教育质量和管理质量的具体问题”，并指出应“避免把对现有高教体制弊病的不满转化为对貌似合理却实际上更为荒谬的行为和口号的欢呼”。高考之前，他们三人关注到南科大口号式的宣传越来越厉害，“这并不是高等教育改革合适的发展方向”；其次觉得还是要把办学中的真实问题提出来，也是对学生、招生的负责；再次因为悄然离开，有些同事、同行可能还不知情，以为现在的状况也包含他们的意思，有必要表明一下立场。

十几天后，教改实验班的一位学生披露自己已于6月初退学。一直引媒体为同盟渡过难关的朱清时，从这时起却不得不面对媒体的拷问。现在的他能够自若地谈论“媒体是把双刃剑”，但那一年7月，当他参加湖南卫视一档节目，主持人当场念起公开信时，朱清时突然起身离场。再次回到场内时他只说：“我们不谈这个问题了吧。”

符合规律或不走常路

但身为教改先驱，朱清时即便在当时也并未失去支持者。不仅教改实验班学生家长发公开信批评三教授“最困难之时落井下重石”，外界对改革与改革者应予以宽容的评论也时见报端，朱清时自己，在面对媒体时也曾解释原因：“实际上和他们向深圳市要的报酬有关。”

当时励建书向澎湃新闻记者表示：“在南科大这件事上，我们自认为光明磊落，问心无愧。所以，没有必要也不打算对那些从动机、背景等出发的对我们的质疑，作任何回应。”并表示，不愿陷入细节性的讨论是不想“把人们的视线从那些真正重要的问题上转移开去”。

但很多教育界人士有自己的解读，一位学者向澎湃新闻记者表示：“科学家做事有科学家的章法，三位科学家讲的地方，招招见血，但是普通人看不出来。”

三位教授认为，相比对外宣传，南科大在内部建设上的用力远远不够：“这40多个学生，将来他们如何选择专业，如何学到有用的东西。像工科，国内的专业划分其实还比国际上细一点，具体怎么分、怎么做，都是需要专家委员会讨论的。出一个初步框架其实不难，每个学校的课程设置其实网上都可以查到，但是你采用哪种作为起始点，借鉴什么修改什么，培养的人才标准是什么，都是需要讨论的，经过大家接受才能执行的。所有学校进行新课程体系的调整、改革，都是需要严肃、认真地对待的。”李泽湘当时对澎湃新闻记者解释。

即便如此，三位教授作为筹建团队的核心成员，还是制定了电子与计算机工程、数学两个系专业基本框架的方案，并在招生推广会、新生入学会上介绍，“每件事我们都尽到最大努力来做，但是还是没法推动，这不是三个人能完成的事情。”为此抱憾离去。

2011年澎湃新闻记者曾专访香港科技大学创校校长吴家玮，他介绍创校准备历时约四年已经非常紧张，与诸同仁进行学科设计就花了一年，建设学校规章制度则用了三年，每月游说10名学者加入港科大让他压力极大。但也因此，在第一批学生入学时，即有100名教师和一个齐备的校园迎接他们。

“整个的任期就五年，我如果光筹备这些，到现在南科大还是个零。”9月2日，已卸任南科大校长的朱清时说。他认为自己前期注重宣传，是为了给南科大争取生存空间，而争取来之后，南科大转入“内涵式发展”阶段。当时最大的分歧，在于该不该在教学大纲、培养方案尚未完成的时候就开始招生。而朱清时坚持招生，因为他认为这些学生不会成为牺牲品：“中科大1958年建校就这么做的，刚决定建校就马上招生，由学生和老师一起把学校建起来。这些学生后来都很能干，他们的知识没有后面的学生那么严格（系统化），但是他们的知识面很广，有很多实用知识，而且创新能力特别强。”

第一届教改班招生，就像一场持续多年的豪赌开盘，赌注不仅是学生前途，也有朱清时的一世英名。这个一开始总是把话说在前面的校长，渐渐越来越少透露牌面，直到今年7月，教改班的两名学生提前半年通过学业考核和论文答辩，一位将进入牛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系攻读博士学位，另一位则将在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和英国布里斯托大学中二选一深造，朱清时校长站在手持自授文凭的两人中间，笑得有点紧张，在两张青春笑脸的印照下，他愈发显老了。

“先按计划铺好摊子招兵买马建立学科然后再招生是一流大学的普遍做法，我也认为港科大三教授的办学思路更加符合高等教育的规律，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按照朱校长的做法，就将一事无成，只是‘按照香港科大模式’的办学思想被放弃了，‘一步到位建成亚洲一流研究型大学’的目标估计也被在很大程度上淡化了。”一位学者曾评论。

坚持独断也是坚持真理

1996年，朱清时开始担任母校中科大副校长，并于1998年起，当了10年的校长。主政中科大时期，朱清时就提出“建成规模适度、质量优异、结构合理、特色鲜明的世界知名的高水平国际性研究型大学”的口号，当时他有不扩招、不圈地、不迎合教学评估等做法，以及一些“去行政化”的想法，乃至他所力挺的中科大少年班。南科大的种种规则，似乎都能在朱清时的往昔梦想中寻到根源。可以以此理解朱清时为何不遗余力配合宣传，但也可以发现，这个学校落地时的“朱记”烙印。

至今朱清时一直给人单打独斗的形象，虽然是他的现实处境，但也像是他的性格使然。朱清时6岁时，父亲在“三反”运动中被误判管制，虽然在1980年代宣告无罪，但整个青少年时期，“父亲的历史问题像是一个巨大的包袱压在我的心灵上”。33岁留学美国，即便上了飞机，他还担心自己会因为出身被发现而突然被人揪下去。

对一名科学家而言，有时候相信自己，就等于通往了科学或真理。以此不难理解朱清时的强势。此前南科大校园方案的招标已经完成，但朱清时坚决反对，理由他也在很多场合说过：“大学应该厚重、环保、实用，让大家心静下来，如果到了这里像到了旅游场所，兴奋起来，想唱歌，那就完了。”

9月1日，朱清时卸任。因为新校长人选尚未择定，朱清时还将留在深圳，等候工作交接。问他有没有可能续任，他连连说不：“我已经卸任了。”

卸任当天他给全校师生写了感谢信，采访之前他正在阅读回信，跟记者聊到说：“我最该感谢深圳迎宾馆，让我吃饭有保证、安全有保证，还有人洗衣服，让我从家务中解脱出来。” 这五年他住在迎宾馆2楼的一个小套间里，60平方米，老伴长期在老家。深圳市原本承诺分给他一套房子，历经波折拿到手，他和老伴兴冲冲地住过去，发现两幢政府楼里他们是第一家住户，水龙头开了一晚上，放出来的水还是黄的。60多岁的朱清时只能又住回迎宾馆。

在一些学者看来，朱清时的教改路走得风险异常，不管以深圳市的财力与包容，或是高教系统这20年的进步，本不必这么波澜横生。只是以朱清时的骄傲，也有他不足为外人道的隐忍与苦衷。

朱清时常对媒体讲一个故事，南怀瑾教育他如何学会放下，但对他来说的意义，似乎也仅止于故事。他的笔记本最近在家被小偷偷走，记者在采访时问他损失里有什么最遗憾的，他想了想说：“南科大这五年的会议记录。”

【专访】“不追求舆论轰动支持，必须要做更深层次的事”

澎湃新闻：我记得2011年有段时间传说你要辞职，但放心不下学生，据说还想要找办法把他们送出国。现在这届实验班学生临近毕业，多数也比较争气，你有没有松一口气？

朱清时：我觉得这些学生是真正的英雄。当初自授文凭、自主招生时，我自己很清楚这个实验对中国教育改革很重要。

中国的高等教育就是大锅饭，不管学校办得好不好，毕业的学生都有国家文凭，可以提干、招工，所以造成了中国有很多大学没有兴趣发展质量、内涵，就拼命扩招，拼命发学位。

打破大锅饭唯一办法就是自授文凭，办得不好，你的文凭社会不承认，就没有用。自授文凭是全世界的高校都在走的路，中国也一定会走，但是走出第一步的这些学生，文凭会不会被社会承认，这个谁都不能保证。

但是中国就需要这样的理想主义者去打开这条路，这些学生如果受社会欢迎，今后自授文凭就会认为不是不可能的。从我个人来讲我坚决要做这个（改革）。但我毕竟年龄也很大，而且是个院士，个人前途没有什么风险，风险就在他们身上，如果他们不来当自授文凭的学生，这个实验就做不起来，所以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除了要对他们负责之外，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这个改革的成败。如果他们被社会接受了，我们这个实验就成功了。

 

澎湃新闻：但是这一招感觉走得很险，本来好像还有一些备选方案。

朱清时：最初不想这么激烈。当时南科大还没有招生权，教育部还没有批准。这时我们要做教改实验，要探索培养创新人才的方法，想在没有招生权的时候先跟其他学校联合招生。但我们联系过好几所学校，但有顾虑，不愿意联合招生，所以只能自己招生、自授学位了，做这个之前我还写了封公开信。

澎湃新闻：对，然后教育部才批准了南科大筹建。

朱清时：这个（公开信）实际上也是在观察社会的反应。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是反应非常热烈，我们只招50个（学生），报名的可能有几千个。那天我们开说明会的时候光深圳就有一千多个家长跟学生（参加），这说明，社会、家长和学生也都有这种改革的愿望，有一批理想主义的青年愿意来参加。在这之后很快批准（筹建）了，我觉得也是教育部跟教育主管行政部门，他们看到了这种舆论，觉得这件事情应该容许做一些实验。

澎湃新闻：但好像是出奇制胜的招一样，为了打破僵局一直用破局的招数。

朱清时：我并不是有意这样。南科大这几年每走一步都是顺应了教育界和民间对教改的共同愿望，我们只不过把大家的愿望很犀利地说出来，然后把它付诸实践，这是南科大的功劳。因为它反映了社会和民间的共同愿望，所以一下子形成了很大的舆论压力，对推动这个事情起很好的作用。

澎湃新闻：“自主招生、自授学位、去行政化”这几个口号是当年一直提的，现在不提了，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原因？

朱清时：你误解了，现在中央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都把去行政化写进去了。南科大最近两年的工作重点在办学上，精力都放在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上了，所以像管理体制、去行政化这些，已经做了就不用老说了。

澎湃新闻：但你有没有发现一个悖论，当你宣传的时候，舆论就会很高涨，但做事的时候，反而会有一些唱衰之类的，是否有无力感？

朱清时：是有这个无力感。任何事情要做好，不能随着媒体、被媒体裹挟了走，你必须要做一些媒体或者是其他人都不是太理解、比较深入的东西。这个时候你走在前头，跟大家做的不一样，自然会有很多不理解、（甚至）反对。

比如我刚才说南科大这五年，头两年我们说去行政化多一些，随后学校的重点就转到了教学改革，就有很多媒体跟社会上的人觉得我们去行政化失败了。实际上我们做了些什么事，媒体跟社会其他人都不了解。比如像南科大有很强的氛围，就是教授治校，管理干部都为教授服务，这个外面人不了解。学校的管理体制、管理办法，我们的领导班子建设外面都不了解，都不知道我们在去行政化已经走出了踏踏实实的几步了。所以当一个事件要前进的时候不能老是去追求舆论轰动支持，必须要做更深层次踏踏实实的事。

澎湃新闻：那你觉得到现在你卸任时下结论是合适的时候吗？

朱清时：一个学校的评价肯定要很长时间，比如我们的学生都到社会上去了，社会认证他们的表现要很长时间。但是现在五年，其实可以评价了，这个评价不是说打多少分，而是说南科大这五年中间做了些什么事取得了什么成绩。如果这样来说的话南科大这五年很成功。这个校园是奋斗出来的，有150个很优秀的教师组成的队伍，招了四届学生都非常优秀，还有很多改革的规章制度，有个很好的（发展）氛围，这些就是成绩。五年把一个学校从零建成这个样子，这是很大的成功，你要说怎么打分？打100分可能过分，但至少九十几分吧，因为五年能够发展到这个地步，是很难的。

澎湃新闻：但是现在好像比原先的设计少一点锐气。原先不是说要一步到位建研究型大学，但现在南科大还没有一个研究生院？

朱清时：招研究生在政策上不是很简单的事情，这个也是教育部的权力。首要任务是先把本科教育搞很完善，不能匆忙招研究生，你不可能让一个学校同时把研究生也都搞起来。五年时间太短了，五年时间头两年还是零，实验室还没有完全完工。所以招研究生还有一段时间才行。

澎湃新闻：我发现现在南科大还是跟港科大还有合作计划的，这种合作跟一开始筹建时期的合作有什么差别吗？

朱清时：现在的合作主要是研究生培养下的合作，我们跟港科大要联合办研究生教育，就是在教育部没有批准我们招研究生的情况下，先跟港科大合招。

在建校之初，我们很多人都有这个愿望，就是照港科大的模式建南科大，后来发现行不通，因为情况完全不一样，港科大建校还要什么批嘛，不需要，而我们是首先要批你筹备，然后要批你转正，招研究生还要再批。我们学校要自授文凭，港科大早就自授文凭了，他们根本就没有统一文凭。所以南科大要突破的很多这些东西像审批和自授文凭，港科大都没有遇到，都不成问题，我们怎么能照港科大建呢？所以从那场风波（港科大三教授退出南科大）以后，南科大建校（思路）就更明确了：我们一定要学习港科大的经验，学习它好的东西。但是不能去走复制的路，这个是这几年的变化。

澎湃新闻：但港科大教授退出时发表的公开信，他们关注的倒不是如何跟政府、教育部打交道，而是指出南科大学科设置、课程大纲等等办学的内部问题，你觉得这些问题在这几年解决了吗？

朱清时：当初的焦点，是自主招生、自授学位，他们是坚决反对的。他们觉得那个没有意义，全世界都是自授学位，南科大为什么要去争取这个东西？现在回头一看，南科大自主招生、自授学位是南科大在中国教育史上最亮丽的一件事。

澎湃新闻：我觉得他们好像说南科大的学科规划没做好就招生。

朱清时：首先反对的自主招生、自授学位。他们要学科规划先做好，然后再招人。其实我当初很同意请港科大的人帮我们制定学术规划，但是我坚持不同意规划做好了之后再招人。有些基础学科，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的，这些一流人才你不用做规划我都知道找谁，但他们坚持必须先找到骨干学术团队，然后规划才能够确定。他们是坚持先做规划，建立学科，然后再招人、招生。港科大就是这么做的，花了5年时间筹备，我的整个任期就5年。南科大想做的是教改探路，自主招生、自授学位、去行政化这些，我要做教改实验必须有载体。所以当初真正最激烈、分歧最大的就是该不该立即招生。

澎湃新闻：关于招生他们还给你提了几个方案。

朱清时：分歧就在于，立即招生这些学生不是就是牺牲品？我说不是牺牲品，为什么呢？教育的本质是有好的老师跟学生交流、互相互动，帮助学生自学、把知识学好，这样说白了就是学生或老师一起筹建学校，通过这个筹建来学习。当然他们不理解这个了，就（说我）胡来。

其实他们不知道中科大1958年建校就这么做的，刚决定建校就马上招生，这些招的学生跟老师一起把学校建起来，（这是）“中国模式”。这些学生后来都很能干，他们的知识没有后面的学生那么严格（系统化），但是他们的知识面很广，有很多实用知识，而且创新能力特别强。

另外，像我这一代人，是“文革”中大学毕业的，我的大学只学了两年多，不到三年就开始“文革”，教学大纲、教学计划都没有完成，但是我们这代人的创新能力就很强。一个人一生中间有很多东西要靠自学，所以自学能力和创新能力，要比知识系统更重要，并不是我们就不要知识系统，而是如果有些学生只要是能保证基本的素质，数量不多，有足够的教师跟他一起学习、工作，这些学生收获一定会大。所以我坚信这些学生不会做牺牲品。现在回头看，你可以去访问这些学生。

澎湃新闻：学生都非常支持你。

朱清时：前天就来了一个教改实验班的学生，他到北京中科院去实习，回来就告诉我，实习有清华、北大、复旦……的学生在那，还有研究生，有些问题属于非标准的知识，不是教学大纲的东西，他说这些学生都没有办法，但他解决了，他觉得自己在南科大这三年多确实学会了真本事，会做这种创新的事了。

包括到牛津的学生王嘉乐，他三年半就申请牛津，结果牛津也认真面试了他、考核了他，要了他，他得到了牛津的承认。这些学生不仅不是牺牲品，而且他们可以学到其他学生没有的东西，因为他们的最大优势——这个优势是以后学校大了都没有的——是极高的师生比。当我们有四十几个学生的时候，教师也有四五十人，每个学生都有一个老师，而且书院式管理，老师还给他们上课。就是教学规划不严谨，但是边建规划边学，边学边建规划，学生学到了很多正规的学生学不到的东西，他们收获是大于他们的牺牲的。当初争论的就是这个。

澎湃新闻：感觉教育这个事确实需要一个更长的时间段去观察。

朱清时：应该对教育有更深层次的理解，现在大家都误解了，以为大学教育就是教学规划、教学大纲，大家就严格遵照它来做。但是恰好中国大学教育的弊病也在这，这样遵照教学大纲做的结果，所有的学生都像工业生产的机器一样，（大纲上）有的知识都有，没有的知识都没有，能力也都一样。所以南科大做的事就是（培养）非标准化的学生，比标准化的产品还能干，这就是教育更深层次的内容。一般理解，觉得（学科）不规划（就招生）都不相信，就像蓝图都没有绘好就去生产产品，那不瞎胡来嘛，但恰好就是蓝图绘造出来，照蓝图生产的产品太标准化了，没有创新能力。人才跟这种标准化生产实际上不是一码事，人才是需要打拼出来的，需要培养的是学生的创新能力。

澎湃新闻：类似“乱世出大师”说。

朱清时：是是是，民国为什么出大师，民国时候教育就是乱的，非标准的，学校之间没有统一的规定，同一个学校也没有统一规定。没有深层次了解南科大就是在这一点，教育的深层次规律就是这个，中国教育的最大弊病就是标准化，教育部为什么教育评估，我当（中科大）校长时那么反对，它就是标准化教育还强化标准化评估，硬把所有教育都按照这个标准化来做，这样做的所有学生出来都像同一个模子出来的产品一模一样。尽管是教育部设计最好的形式，但是都一样就没有创新力了，因为你成的所有都成，其他人做不到的你也做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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