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政与王权下的国运（二）

宪政与王权下的国运（二）

——慈禧为何不如维多利亚女王

大清朝的法律只是侍奉王权的奴仆，是帝王绝对垄断的统治工具，亿万子民只有恭顺地领受法律裁决的义务，而绝对没有了解法理依据的权利。对于那些敢于窥视和更改帝王法律和“祖制”的人，哪怕他仅仅触动了一个字，也要受到最严厉的处罚。而在英国，宪政体制中的司法享有独立崇高的地位，法庭判定之后“王者一字不能易”。两种“一字不能易”，正是慈禧太后和维多利亚所执掌的政权，所具备完全截然不同的制度基石和法理基础。

一个国家如何对待“法”的创制、执行以及对法律规则本身的认知，反映了其制度文化内核中的内核。如果说中国的皇权如脱缰之野马，而英国的王权则被套上了紧箍咒。在西方法律史上，法律合法性的最终根据，来自于上帝和自然法则之正义。而反观中国的皇权制度，我们有的是“法乃天子之神器”、“权者，君之所独制”。先刑后法、以刑代法、以权凌法，使皇权下所谓的“法”，不过成为治国之器物，侍奉权力之律令工具而已。

对于权力的追求和渴望，是慈禧太后与维多利亚女王的共同梦想。但正是不同的制度路径，衍生出她们不同的政治理念，从而导致中英两国迥异的国运拐点。

维多利亚的政治态度在晚年发生了重大变化，开始一步步朝一位成熟的立宪君主迈进，乐于只做帝国精神的象征。人们把国王比作国家机器的轮子，虽然转动得很快，但不发生多大效力，因为它与机器的其他部分是脱节的。内阁在名义上把女王抬得很高，而女王也乐于不再过多地去干涉内阁的政务。但是女王仍然是国家机器不可缺少的一环，英王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英国君主立宪制，经过维多利亚与内阁的反复磨合较量，终于达到一种平衡并基本定形。

有意思的是，慈禧生前对维多利亚这种“统而不治”的方式嗤之以鼻。德龄作为慈禧的贴身宫女在清宫生活了两年，她在回忆录《清宫二年记》里，记载了慈禧太后一段值得玩味的话：

英国是世界上的列强之一，但这并不是维多利亚女王独断的功劳。她总是有议会里的那些能人帮助她，凡事都替她想得非常周全。她其实对国家的方针政策无话可说，只需要在文件上签个字而已。再看看我吧，我的四亿臣民，都是依仗着我的判断。虽然我也有军机大臣一起商议国家大事，但这些人主要负责官职任命之类的事情。遇到大事，还得我亲自作主。

漂亮的谎言背后，是皇权政治流血的本质。千百年来，中华大地那演不尽的机锋权谋、宫廷血斗，谁不是为了一袭龙袍加身、万世江山独霸？打天下只为子子孙孙坐天下，建国家实则世世代代成家国。慈禧太后自从登上皇权宝座那天起，就意味保持这份权力的斗争是你死我活，血雨腥风。1861年咸丰皇帝去世之后，慈禧很快成为各派政治势力矛头所向的焦点。在险象环生、危机四伏的紫禁城里，在严酷、恶劣的政治环境中，作为一个女人，为了避免成为他人刀俎之下的鱼肉，慈禧一生都必须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舍此而外，必然朝不保夕。她个人的命运何尝不是专制王朝政治的缩影？即使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谁的权杖上不是阴魂不散？谁的王冠上不是血迹斑斑？在权力斗争的漩涡中，没有手腕本不能自存，何况还想实现政治抱负呢！

慈禧虽然积极支持洋务运动，对早期的戊戌维新也予以支持，晚年还决意进行比戊戌变法还激进的改革，但她一切改革的前提，都是以不触动自己的权力。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说：“慈禧是个权势欲非常强烈的女人，绝不愿意丢开到手的任何权力。对她说来，所谓三纲五常、祖宗法制只能用来适应自己，决不能让它束缚自己。为了保持住自己的权威和尊严，什么至亲骨肉，外戚内臣，一律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1900年，当新世纪的曙光冉冉升起的时候，儿孙绕膝的维多利亚女王在英国伦敦白金汉宫安详地度过她最后的时光。8月15日，北京的德胜门，大清皇家军队凯旋入城的胜利之门，一身农妇打扮的慈禧太后带领一帮蓬头垢面的王公贵族，丢魂落魄地逃往西安。他们身后是火光冲天血流成河的皇城北京。昔日君临天下的紫禁城，此时已沦为八国联军烧杀抢掠的人间地狱，远远传来的隆隆炮声依然令人心惊肉跳，胆寒不已。

慈禧太后与维多利亚女王，一位是东方帝国的太后，一位是“日不落帝国”的女王，这两位当时世界上最有权势的女人，却在踏进二十世纪的门槛时遭逢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维多利亚女王树立起不朽的时代丰碑，而慈禧太后留下的则是满目疮痍的山河。她们的经历说明，“把权力关进笼子”，主要障碍不在民智未开，而是官智未开。统治者不是不懂得建立现代文明法制的好处，而是不愿意自己手中的特权依法受到严格的监督和限制。只要皇权专制的基因还存在于我们的社会肌体，人民要想真正走出皇权的阴影，走上属于自己的“现代性”道路，可能还需要很久。（摘自王龙《天朝向左 世界向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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