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文学发展史上的三个高峰（六）

内容提要：欧洲资产阶级文学发展，在20世纪以前的历史上曾经有过三个异峰突起的阶段，这就是文艺复兴、启蒙主义、19世纪；人们习惯把这三个阶段的欧洲文学，称为资产阶级文学的“三个高峰”。

在评价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和积极浪漫主义文学的社会作用时，还遇到了“四人帮”一伙提出的一个颇为流行的观点，即他们认定的这些作家都是“没落统治阶级的代言人”，并说他们的创作目的都是为了“维护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这种论调早在文化大革命前的某些情况下，主张者也不乏其人。对此，我们有必要加以辨明，因为这一点关系到这部分文学的根本历史作用问题。如果真的是维护了处于没落时期的资产阶级统治，或者是当了“没落统治阶级的代言人”，那这部分文学实质就成了反动文学，而这样判断恰恰是违背历史实际的。我们综观这部分文学的实际情况，它们在总体上是反对当权的反动统治者的，这些作者与人民有着这样或那样的联系，他们凭借真实地反映现实而起到了推动历史的作用。他们并不是立足于反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观察描写现实，而是统治阶级的叛逆者。高尔基早就把他们从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营垒中划分了出来。高尔基指出19世纪欧洲文学史上有两派不同的作家：“一派是赞扬和娱乐自己的阶级的……所有这些人都是典型的‘善良的有产者’，没有多大才能，因而如他们的读者一样灵巧和庸俗。另一派为数不多，只有几十个，是批判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的伟大的创造者。他们都是自己阶级叛逆者，自己阶级的‘浪子’，被资产阶级毁灭了的贵族，或者是从自己阶级的窒人的氛围里突破出来了的小资产阶级子弟，这一派欧洲文学家的著作对于我们有着双重的、无可争辩的价值。第一，是技术上的模范的文学作品：第二，是说明资产阶级的发展和瓦解过程的文献，是这个阶级的叛逆者所创造的然而又批判地阐明它的生活、传统和行为的文献。”（《高尔基文学论文选》第334页。）我们之所以认定这些叛逆者创作的文学作品的基本性质是资产阶级的，主要是因为在这些作品中所表现的世界观并没有越出资产阶级的界限，他们提出的任务和作出的决定仍是局限在资产阶级历史范畴当中，并不是说他们本身就是资本家，或者是各类反动资产者的代言人。历史证明，19世纪的叛逆者文学，有力地反对了大资产阶级的统治，斗争手段是以自由主义和人道主义思想为基础的民主主义。由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对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并不了解，所以他们对工农劳动人民虽有同情，但却不赞成社会主义革命，有的批判了大资产阶级的统治，同时又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斗争。至于后来随着无产阶级运动的发展，有的人转变为无产阶级，那就属于另外的问题了。这是这些对熟悉的本阶级发生叛逆但却没有找到新兴阶级的人们的必然矛盾。这种矛盾决定，这些作家揭露旧制度、旧阶级的反动腐朽方面是深刻生动的，然而由于对社会历史未来的全然不了解，所以他们提出的改造社会的方法是行不通的，有时甚至是可笑的。但是这后者不是历史向他们提出的要求，他们所能尽的历史责任是批判旧制度、旧阶级的反动腐朽，在资产阶级已经进入腐朽的历史阶段，动摇它统治的社会的乐观主义，打破人们对于这个制度永世长存的幻想。应该说，19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和积极浪漫主义文学，很好地完成了这种历史任务。

资产阶级文学从发生发展，经历了文艺复兴、启蒙主义、19世纪这三个重要阶段。随着资产阶级历史地位的变化，这个阶级的文学也发生了很多变化。这种文学的内部也充满了矛盾，特别是当资产阶级演变为腐朽、反动的阶级以后，它的文学内部出现的对当权的反动阶级的揭露、批判的进步潮流，在历史上的影响尤其广泛，问题也比较复杂。无产阶级为了科学地评价历史，批判地继承历史遗产，在文艺上必须注意欧洲文学史上的三个高峰，从中学习和借鉴无产阶级文艺创造所用得着的东西。列宁说：“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列宁选集》第四卷，第348页。)“四人帮”一伙的“彻底批判”论和他们实行文艺隔绝的专制主义行为，是我们要永远摒弃的。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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