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里面的国学（二）

中医里面的国学（二）

中医“象数思维”是中华传统文化思维模式的典型

    中医传承《周易》的逻辑，采用据“象”归类、取“象”比类的整体、动态思维方法，建构了天人之间、人的各部分之间相合相应的理论体系。中医是《周易》为代表的“象数思维方式”的最佳体现者、贯彻者和运用者。“象”原指直观可察的形象，即客观事物的外在表现。中医之“象”已超出了具体的物象、事象，而成为功能、关系、动态之“象”。由静态之“象”到动态之“象”，由具体之“象”到功能之“象”，使得无序的世界有序化，使得人体与宇宙的关系有序化。

    中医是离不开“象”的，如脏象、脉象、舌象、证象、药象，等等。如在分析人的生理功能结构时，将人体脏腑、器官、生理部位和情志活动与外界的声音、颜色、季节、气候、方位、味道等按“象”即功能属性分门别类地归属在一起。《素问•五脏生成篇》：“五脏之象，可以类推。”比如心脏的基本功能是主神明，主血脉，宇宙万物中的赤色、徵音、火、夏、热、南方、苦味、七数、羊、黍、荧惑星等均可归属于心。五脏均以此类推。这种取象的范围可不断扩展，只要功能关系、动态属性相同，就可无限地类推、类比。如果客体与之发生矛盾，那就只能让位于功能属性。中医有一个“左肝右肺”的命题很说明问题。肝在人体的右边，为什么说“左肝”呢？其实这是从功能、动态属性上说的，肝有上升、条达的功能，故与春天、东方等归为一类，东方即左边。所以，“左肝右肺”并不是从解剖学（“形”）上说的，而是从功能（“象”）上说的。中医在认识疾病过程中也是据象类比，中医重“证”不重“病”。将各种病症表现归结为“证”，如眩晕欲扑、手足抽搐、震颤等病症，都具有动摇的特征，与善动的风相同，故可归为“风证”。“证”就是一种典型的“象”。

    “象”和“数”是连在一起的。“象”是可分的，如脏象可分五类，也就是五脏，或者说五大功能系统。八纲辨证则是把病证分为阴阳、表里、虚实、寒热八类，当然相互搭配还可分出更多的类。此外，“象数”中具体的“数”往往不是定量，而是定性。如《素问•金匮真言论》中的八、七、五、九、六实际上就是五脏的肝、心、脾、肺、肾，这是依河图五行成数配五脏。

    中医象数思维模型可以概括为“气-阴阳-五行”模型。“气”是中华生命文化的核心。中医遵从“元气论”、“气本论”的传统，将“气”看成是人体生命的本源、本质，“气化”运动是生命发展变化的源泉。“气”是连续不断、流动有序的，是介于有形有状的粒子与无形无状的虚空的中间状态，可双向转换。中医认为“气”既是生命的最小物质，又是生理动态功能，是生命的能量。“气”的生命观必然导致中医学整体性、功能性、直觉性特征。

    阴阳和五行是“气”的分化和表现形式，也是中医“象数”思维的基本模型。中医认为人体和宇宙万物一样充满“阴阳”对立统一关系。“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用“阴阳”来阐释人体组织结构、生理功能、病理变化、疾病的诊断辨证、治疗原则以及药物的性能等等。五行实际上是阴阳的细化，两对阴阳（水和火，木和金）加一个中土就是五行。中医以五行为纽带，以五行与五脏的配属为核心，将器官（五官）、形体（五体）、情志（五志）、声音（五声）以及方位（五方）、季节（五时）、颜色（五色）、味道（五味）、生化（五化）等纳入其中，以此说明人与自然的统一性、人本身的整体性。并用五行的生克乘侮来说明各种联系，如五脏中每一脏都具有生我、我生、克我、我克的生理联系。这种联系把五脏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病理上相生代表母病及子、子病犯母的传变过程，相克代表相乘（相克太过为病）与相侮（反克为害）的传变过程。五行模型还广泛地用于诊断、治疗等方面。

    中医思维模式与西医乃至近代实证科学的思维模式大异其趣。中医注重整体、功能、直觉的思维方法，西医注重分析、结构、实验的思维方法。方法论的不同表明本体论的差异。大家知道，原子论是古希腊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西方哲学的重要传统。原子论认为原子是世界本原。要认识“原子”，必须采用分析、还原的方法。统观西医演变的历史，其实一直都在运用这种方法，去探求构成人体生命的最基本元素。

中医从一开始就没有走向机械、分析之路，而是采用横向的、有机的、整合的方法。中医认为人不是个可以不断分割的东西，而是一个有机的、开放的系统。人体内小时空对应体外大时空，对应大宇宙的天时、物候、方位及万事万物。从整体、宏观、动态、联系上认知生命，是中医的强项，也无疑是生命科学的大方向。但也不能不看到中医不重量化、不重分析所带来的负面效应：生理病理上细节不清、结构不明、定量不够，诊断辨证上带有较大的“艺术性”、模糊性，理论框架的万能化甚至僵化等等，造成了中医发展的缓慢，造成了中医与现代科学的隔阂。

（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