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死亡，是为了活得高贵

思考死亡，是为了活得高贵

提示：作为自然和动物属性的我们可以没有灵魂；作为人类属性的我们则不能没有灵魂。在祛魅化过程中，如何保证我们被祛除的只是禁锢和咒语，而保留人类属性的精神和灵魂，以至不被还原成动物？祛魅之后人类的生存状况是否会更好一些？谁能帮我们从黑暗中找回丢失的灵魂，帮助我们治愈精神病？

“活，还是不活？这是个问题。”读完《人间草木》，越发感到哈姆雷特王子问的是一个普世的问题。

对古代人或者宗教而言，活着是为了死去；活着和如何活着不重要，重要的是死去和如何死去。对死亡有了一种积极的态度，有了一种选择，死亡便不再是一个自然事件了，成为一种文化应对。对现代学者来讲，同样的问题依旧存在，经历过“祛魅化”的现代人，应该如何生活，如何认真、高贵地生活？

周宁所著的《人间草木》通过四组人物的死亡，反观其生命，正如书中说的“面对死亡的态度，决定一个人面对生命的态度”。

从生命的起点来面对生命，是一个动物式的自然过程；从生命的终点来反观生命，则是人类的文化态度。为了死去而活着，还是为了活着而死去，不仅是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之一，同时也是宗教和非宗教的区别之一。

最近，耶鲁大学雪莱•卡根教授的死亡课程在网上受到追捧，卡根教授秉承了西方自柏拉图以来对待死亡的逻辑和科学传统，即围绕着肉体论和灵魂论（或二元论）而展开讨论。与西方对待死亡的理性态度不同，我们在对死亡这一问题的认识上，常常不关注来自大脑的理性和科学，只重视发自内心的关注和悟解。非此即彼的西方理性和彼此彼此的东方悟解，决定了东西方文化中对待死亡和生命的不同态度。

《人间草木》第一组人物马礼逊和伯格理都是传教士，都是为了传播上帝福音来到中国。然而基督教能给中国带来幸福吗？在这个问题上，马礼逊的绝望和伯格理的期望同样彻底，不过不同的看法并不影响两人作为上帝仆人完成自己的使命。在宗教观念中，生死是对信仰的实践方式，死是有意义的，甚至是诱人的。书中的弘一法师视生如死，虽存犹殁，死亡不过是“去去就来”。哲学上的二元统一认识，决定了中国文化对待死亡和生命之间的圆融态度，所谓圣人贵一也。不惟生死，而所有的对立与二分也不复存在。看看苏曼殊，一生都是游走在出家与住家、放纵与持戒、大爱与决绝、觅死与寻欢之间。

卡根的死亡课程仅仅是把死亡当做一个客观对象来加以科学认识，这种死亡放在动物和人类的身上没有区别。西方的死亡学说中，无论是肉体论还是灵魂论，都不能囊括中国传统文化中对待死亡的态度：生即死，死亦生。生有何欢，死亦何憾？庄子说：“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纪！”宗教圣人毕竟是少数，芸芸众生依然逃脱不出生离死别的凡俗。

作者关注的前两组人物虽然都是宗教人物，但对死亡的认识，完全反映出东西文化的本质与区别；后两组人物都是非宗教人士，在他们充满个性的生命中却有着对死亡的共同认知：死亡不是自然发生的事件，而是文化的选择结果。

“在生命失去意义的时候，活，还是不活？不是个问题。”第三组人物中的韦伯躺在空寂的床上终于想清楚了，但在风雨交加夜晚中的托尔斯泰并没想清楚，在清冷的湖水中的梁济和王国维也没想清楚。韦伯是理性的，他用生命思考死亡，生与死都是没有意义的；而后三者考虑的是生，却用死亡来应对生命，死亡是生命的答案。对于死亡和生命的态度，“祛魅”后的韦伯如同大彻大悟的弘一法师一样，阴阳无别，生死两由之。而托尔斯泰、梁济和王国维的问题，是不知道该怎么活着和为什么还要继续活着。灵魂转向很痛苦，不转向更痛苦，死亡成为惟一的出路。

为什么活着？怎么活着？宗教中这个问题的答案是现成的，不用思考；但对于非宗教世界的凡夫俗子怎么办？如果不得到解决，基本的伦理道德秩序如何建立？其实我们目前面临着同托尔斯泰、韦伯、梁济以及王国维同样的问题。一般人可以不去考虑这个问题，像动物一样活着也不是什么于心不安的事。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不也挺好吗？然而，祛魅化后的现代知识分子怎么办？我们是否已经麻木到意识不到这居然会成为一个问题？苏格拉底曾经质问“雅典的公民们”：你们一门心思贪婪地积累财富，追求名位和声誉，却从不思考和关心如何追求真理、智慧，如何让自己的灵魂升华；难道你们不觉得羞耻吗？

我们的灵魂已经开始囚伏在物质之中，我们的精神正不可逆转地物态化。如果不意识到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我们将陷入一个如苏格拉底的雅典一样没有宗教、没有信仰的世界。

作为自然和动物属性的我们可以没有灵魂；作为人类属性的我们则不能没有灵魂。在祛魅化过程中，如何保证我们被祛除的只是禁锢和咒语，而保留人类属性的精神和灵魂，以至不被还原成动物？祛魅之后人类的生存状况是否会更好一些？谁能帮我们从黑暗中找回丢失的灵魂，帮助我们治愈精神病？梁济的死虽然并未能使这个世界变好一些，韦伯的死虽然也未能使我们看到祛魅之后人类生存状况的好转，然而，他们毕竟使我们“穿越内心的迷雾，看到光亮”，我们知道毕竟有人在用生命思考和寻找。

周宁说他花了近两年的时间来写这部小册子，而事实上他对书中人物的思考已经20多年。上世纪80年代在遥远的青海，大家虽年轻，却常在一起谈论生与死这种惆怅话题。李叔同和苏曼殊的惊艳人生，便是经常被援引的例证。不过，那时周宁更多是从生的角度审视二人，靠近和体验二者的心灵。多年以后，当周宁将二人一起放在死亡的论题下加以辨析时，才多少懂了二人的惊艳人生。物质带来的幸福“只是一种动物性的幸福，出现的时候不可靠，持续到永远又不可能。人只有在向往神性中才能获得终极的幸福”；只有在精神世界里，我们的灵魂才能安享。

至情至性加上刀锋一般犀利的思想，由此思考生命，是一件很可怕的事，即便是厦门温暖的海风也吹散不了来自韦伯灵魂的阴冷，《人间草木》这本书对周宁来说应该是个必然。灵性生活是一种责任，或许是为了担当，也许是为了推卸，但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与读者分担与分享，因为这是我们整个人类的问题，是我们整个社会的问题。我们不是宗教社会，但我们也希望有灵魂；我们不是圣人，但我们同样希望把灵魂留在高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