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文化年精神寻踪：城邦里的智者生活

 

希腊文化年精神寻踪：城邦里的智者生活

提示：希腊精神“经受了一切生存之物所经历的变化，从来没有中断过”。塞菲里斯在现代希腊看到：“那些古代的亡人已逃脱了轮回并重新站起，流露出神秘安详的笑意。”

 

希腊诗人塞菲里斯在196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说，希腊只是一个小国，除了人民的勤劳、海洋和太阳的光辉之外，没有什么出色之处，而出自地中海边这个岩石重叠的海角的文化成就，自亚历山大以后，已经散布得很远、很久了。

 

他说：“这种向国外的大规模传播势必产生重大影响，希腊文化被那些有时是有时不是希腊的人物加工、改造和复活了。就在那个时期，那些体现为今天奉为欧洲文明的形式的伟大作品被创造出来了。”但是如果“撇开它们的世界性意义和价值不谈”，塞菲里斯表达出一种迟疑：它们的希腊题材都是一种外层的、表面的东西。他说：“欧洲的希腊文化已经建立，那么希腊人的希腊文化是什么呢？”

 

正是塞菲里斯提出的这个考题，更加深了我们在希腊旅行获得的那种不同一般的经验。希腊人在公元前6至前4世纪建立的城邦里展开的世俗生活如何转化出神圣的光华？希腊人曾经创造的伟大文明既然能如同太阳一般穿透千年在现代世界闪耀，而它的发生地何以并不因此闪耀得光芒刺目？希腊人是怎样与这智性的太阳保持着现实与象征的关系？

 

历史学家基托对寻找希腊文化的提示是：没有任何东西比悲剧这种公共戏剧更好地表达了希腊的精神，所以希腊之行可以从雅典卫城南侧的狄奥尼索斯剧场遗址开始。

 

这座以酒神的名字命名的剧场是希腊最早的剧场，它沿着山势展开，20层的观众席背靠的峭壁之上就是卫城。

 

最早的悲剧竞赛发生在公元前534年，古希腊伟大的悲剧诗人都曾在这里参加比赛，公元前4世纪，这里曾树立着他们的雕像。

 

被称为“悲剧之父”的埃斯库罗斯生前在这里获得过13次比赛的大奖，死后还获得过4次。公元前458年，他创作的最后一部三联剧《奥瑞斯忒斯》(《阿伽门农》、《奠酒人》、《复仇女神》)不仅在这个剧场上演，而且似乎与这个城邦的精神理想有关。阿伽门农被他的妻子谋杀后，他的儿子奥瑞斯忒斯在阿波罗的指示下，为父亲报仇，杀死了自己的母亲。这个行为虽有阿波罗神的肯定，却为复仇女神所不容。在复仇女神的追杀中，奥瑞斯忒斯逃进了阿波罗神庙。于是，这个行为中所显示的是阿波罗与复仇女神的冲突：阿波罗捍卫的是城邦的秩序，妻子杀害丈夫的罪行如果不得到惩罚，就会威胁和瓦解这个秩序；而复仇女神所守护的是人类本性中最深层的本能，弑母则越出了这种深层人性，践踏了血缘关系的神圣性。奥瑞斯忒斯本身也是在矛盾心情下完成了报仇和犯罪这一双重性质的行为，最后雅典娜决定由雅典公民组成的陪审团来审判奥瑞斯忒斯。这就是雅典城邦最高法庭的第一次集会，也是这个集会的精神来源。最终两边的票数相等，雅典娜出于以雅典为重的仁慈，释放了奥瑞斯忒斯。然而复仇女神所代表的古老使命并不因此被废除，而是得到了公共形式上的提升，从此复仇女神不仅惩罚家庭的暴力，而且惩罚城邦或破坏社会秩序中的暴力。在卫城下的剧场中，复仇女神进入雅典安家。但被阿伽门农祭神的女儿不能复活，妻子为报杀女之仇而杀死的阿伽门农、儿子为报杀父之仇而杀死的母亲都不能复活，而所有的仇恨和复仇的欲望又都有人力所不能抗拒的合理性。

 

希腊悲剧与后来的莎士比亚悲剧有极大的区别，如同他们上演的剧场和观众之区别。英国历史学家狄金森比较说，莎剧可以将人的生命任意改造，他可以制造出“一报还一报”的愤世，可以制造“哈姆雷特”的失望，也可以制造“暴风雨”的豪爽，它们留下的是各领风骚的风景；而希腊悲剧的角色后面留下的是一幅人类命运的航海图，所以它不是为了表现生活之丰富，而是要给出一个解释——“这是希腊悲剧的普遍性质”。埃斯库罗斯在他最后的这部悲剧里所要解释的是：在城邦中，公共的正义高于私人的复仇，而秩序的主张也要与人性的本能相协调。最为严重的人类道德与社会纠缠的难题得到了解决，解决的手段就是城邦。

 

这个剧场能容纳上万人，这几乎是当时雅典公民一半的数量。这个建筑的规模在今天的观感中通常以辉煌、壮丽来定音，但在古希腊来这里观看戏剧的不是观众，他们不用买票，而是公民，他们要投票选出上演戏剧的优胜者，标准则是它是否对人类生活有所警示，背靠着他们的卫城，检省他们的城邦生活。城邦对古希腊公民之重要，从这个剧场的规模可以想象。

 

古希腊人长期独自控制着东地中海地区，他们有充裕的余地做出类似实验室里的实验，验证了在多大程度上、以何种条件，人类的本性能够创造怎样的文明高度。这个时期大约在公元前6世纪到前4世纪。

 

在城邦的空间化表达中，希腊人表达了作为统一体而存在的感受，在神的守护下，实现世俗的生活，这是一个生活的空间，也是希腊精神的空间。

 

如同在埃斯库罗斯的剧作中所显示的，雅典娜作为雅典城邦的守护神，她平衡着城邦中各种情感和欲望的冲突，在统览雅典的卫城上雅典娜神庙似乎也是一种精神的守护。在卫城的南侧，有悲剧诗人们一年一度地解释城邦的生活；更远处是现代第一届奥运会的运动场，它是在2000多年前的泛雅典娜运动场废墟上建起的；卫城的西北侧，以Agora广场为中心展开日常的生活，召开公民大会。

 

拿一张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复原图，现在还能找到些遗迹。沿着卫城山门向西北走，乱石、树丛掩映着一条崎岖山路，这曾是泛雅典娜大道，想必是当年泛雅典娜节的时候，雅典人从这条路走上卫城去祭神。这条路还连接着与城邦生活本质相关的广场，广场周围曾有法院、监狱、议会、造币厂、工匠作坊聚集区，现在能比较完整地看到的只有广场和赫菲斯托斯神庙。这是希腊境内保存最完好的古希腊遗址，虽然它的内部在拜占庭时期被改造过。赫菲斯托斯是希腊神话中的众神之一，他天生腿跛，却是著名的能工巧匠，是他以二石相击制造了天火。

 

这里就是雅典城邦生活的中心区，所有的城邦公民都要参与城邦事务，希腊盛世时的执政官伯利克里说，不参与公共事务的人，有人称其为心情平和的人，在雅典则被称为废物。亚里士多德说得更为极端：“城邦之外非神即兽。”因此可以说，不理解城邦对希腊人意味着什么，就不能理解希腊文化。

 

城邦不是管理机器，是与生活的全部方面相关的事务。雅典人接受了梭伦针对公正和节制的改革，城邦里没有唯一性的最高首领，最高职位是9位联席执政官。梭伦时有400人的元老院，伯利克里时改为500人组成的议会，元老院成员是由抽签抽出来，而不是选出来的，这意味着不用竞选鼓噪，所有公民都可以进元老院。元老院主席是象征性的最高首领，但他由所有成员轮流担任，当值一天。这个城邦制度被称为民主政治，因为权力在全体公民手中，因此城邦的生活是自由公开的，所有的世俗事务都可以被置于公共广场上讨论。每年要召开10次公民大会，此外还有数十次的普通公民会议，原则上所有的公民都可以参加公民大会，在公民大会上所有的人都可以对城邦事务提出自己的方案，不同的意见在一起比较和争论。城邦的公共空间把希腊推入了一个“意见的世界”，各种冲突的意见相互检验，以节制任何偏激冒失的行动，得出公正的决议。

 

在《伊-利亚特》中，荷马已经关注到广阔的人类生活，他没有忽视，一个人的荣耀给另一些人带来的伤悲，但节制的含义似乎还比较模糊。到赫拉克利特时，他更清晰地表达说：“即使是太阳神，也不会跨越他的界限，否则复仇女神，以及主持正义的神祇们，会揭发他。”希腊的悲剧诗人们则年年在宣讲着类似的警示：正义之美好，野心之危险，暴力之愚蠢。

 

希腊人普遍接受一个假定，即城邦源于对正义的需要，也能形成完整公正的生活。他们对自然的、心智的、情感的各种活动都有好的兴致，对观察人如何行事有无止境的喜好，那种万事皆空的观念，不为希腊人所持有。城邦的民主形式刺激并满足了人类的本能与才具，成为人们道德、理智、审美、技能等多层次生活的焦点。

 

在这种城邦的空间表达中，能想象古希腊有着活跃的户外生活，政治议题、戏剧、祭神、运动竞赛和重要的城邦事务都在户外进行。在希腊城邦，拥有一个剧场、神庙，一个体育场就像拥有广场一样，它们构成了城邦完整的空间，也塑造着身与心的人格整体。体育赛会是向神展示人的“卓越”的一种形式，是敬神，也是敬英雄，所以赛会是展示人所拥有的整体卓越，是力量、勇气、坚韧，而不是技巧。所以基托说，对现代高尔夫球这类比赛冠军显示出的技巧，希腊人会认为，一个奴隶如果没有别的可用之处，能掌握这种技巧也是值得赞赏的。希腊人认为，一个人能掌握这一类奇技淫巧，就不可能作为一个公民过高尚的生活。运动会上的冠军，会被当做英雄，诗人会为他们写颂歌。而当一个人成为金牌专业户的时候，欧里庇得斯会认为他过分沉溺于此，就写了一段尖刻的文字来讽刺他，如同亚里士多德所认为的，人应该会吹奏长笛，但不能过于精通。城邦对公民的要求，把关心城邦公共事务、心绪宁静、善于克制作为身心完整的标准。很难想象希腊人是一个狂热分子，虽然他们也有冲动的时候，但明智的平衡是他们的准则。

 

伯利克里骄傲地评价希腊公民：“我们爱好智慧，但不会就此变得柔弱；我们热爱艺术，但不做过度的炫耀。”因此我们可以理解，希腊的雕像无论是神或英雄，他们总是面部匀称、身体舒展，无论在吹笛还是在征战中，都没有微笑，表情一样的宁静严肃，这样的形象在那个时代，甚至到后来的希腊化时代都被视为典范。即使是酒神也绝无过度的神色，有一个帕特农神庙三角楣上的酒神雕塑，现藏在大英博物馆，他身体的平衡、宁静，至多显示出一种极为内在的享受感。虽然在斯巴达人的建筑和雕塑上更偏于峻峭，而伊奥尼亚的线条优雅，雅典则获得了一种调和，但他们的区别并没有超出平衡所要求的分寸。希腊的大量雕塑流散在卢浮宫、大英博物馆，以及意大利的各美术馆，但只有在古希腊神殿遗址的相应位置上，才能获得完整的理解。在城邦中，刻着雕像的神殿是理性精神的指向，而伯利克里所说的艺术也不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狭隘的艺术，它包含着雕塑、音乐、手工艺、农艺、医术、射箭、烹调等等所有需要专门技艺的行当。

 

将万物看做一个整体的直觉，是希腊生活明智的源泉。公元前6世纪，伊奥尼亚米利都城邦的公民泰勒斯为了堵住饶舌汉的嘴，决心要找出唯一智慧的东西，他找到了“水”作为世界的唯一本源，给后世留下了整体地看待世界的第一条线索。他也是第一个用逻辑而不是用神话来表达对理性的坚定信仰的希腊人，虽然他给出了一个错误的答案，但最重要的是，他实现了希腊人的一种精神：不顾及事物的外表，而寻找世界的统一的内在根基，简易的真理。对希腊人来说，这显然是一条令人激动的思想道路，赫拉克利特在这条道路上又论证了两种相反的张力之间的和谐。

 

当希腊城邦显出萎靡的时候，阿里斯托芬把它归结为希腊人聪明过头造成的后果。

 

雅典的城邦民主生活达到了逻辑的顶点，他们找到了最佳的生活方式，亚里士多德就是这么认为的。

 

论辩是城邦生活的最重要形式，任何知识、价值、思想都被带到广场来接受论辩和争议，当城邦的公共广场成为“意见的世界”时，各种意见都能得到充分的论证，关于城邦未来的演说，对过去事情的诉讼，对现实成就的礼赞，都会集中到价值判断上。如果要公民大会认同一个判断，修辞术变得重要起来，同时也出现了专事辩论术的先生。有一则关于诡辩术的故事也许夸张了，希腊人可能是以这种夸张的故事来警示公民辩论的过度。故事说的是一个青年向一个智者普罗太哥拉求教辩论术和法律，他们签订了一个合同，学生结业后打赢第一次官司就还学费。但学生学完了却没去做律师，因此也不还钱。普罗太哥拉就状告到法庭上，学生辩护说：“如果我赢，根据胜诉判决，不用给钱；如果输，根据合同，我还没打赢官司，所以也不用给钱。”而普罗太哥拉论辩说：“如果我输，根据合同，弟子赢了官司就必须给钱；如果我赢，根据胜诉判决，弟子也必须给钱。”据说法官无法对付。

 

面对这样的局面，民主制度的有力支持者、军事家克里翁说这些人正在成为鉴赏家，而不是公民。而一向不满于民主制的苏格拉底抨击说，造个船坞砌个墙之类的小事，人们都会请教专家，而在处理道德和操行这类无比重大的事情时却听凭任何人发表无知的想法。苏格拉底发展了一种辩证法，与辩论术的叙述式滔滔之词不同，辩证法以对话问答的方式推进问题，为了使美德获得一个更牢靠的、无可争议的逻辑基础，而不再是未经检验的观念。苏格拉底确实成功地反驳了许多谬误，但几乎没有推论出一个正面的结论，唯一的结论还是来自阿波罗神庙的神谕：知道了自己一无所知。却又造成了哲学史上无解的“美诺悖论”，美诺问他：“你怎么能研究你一无所知的东西呢？它是什么你都不知道，你怎么寻找它呢？就算你碰上了它，你又怎么知道它是你正在找的那个东西呢？”

 

这个时期，希腊的喜剧非常活跃，而且主要是政治讽刺剧，所以阿里斯托芬的喜剧常常被当做历史资料来发掘。与悲剧不同的是，喜剧关注的是人与人力量之间的关系，性格的乖戾、趣味的庸俗、情绪的烦恼与紧张，以及由此造成的纠葛困境，但这一切都尚在人类理智的把握中，是智慧使人摆脱困境。

 

今年2月底在北京演出的阿里斯托芬喜剧《鸟》，讲两个雅典公民，对诉讼不断的城邦生活感到厌倦，他们决定找一个逍遥自在的地方安身立业。借助乌鸦和喜鹊，他们找到了传说中的鸟国，建立了一个理想的城邦。这部戏公元前415年在雅典上演，当时使希腊损失惨重的雅典之战正在进行，剧中充满了微妙的忧郁之感也许是对城邦的政治决策的揶揄。《鸟》剧里，阿里斯托芬讽刺了当时的一大批人，包括苏格拉底。后来他还写了《云》专门讽刺苏格拉底。有个人嗜好马术成癖，父亲难以接受，为了改变他，父亲把他送到苏格拉底那里去接受思想训练，结果，他学会了辩证法，向他父亲质问：“法律允许父亲打儿子，苏格拉底教给我，法律是人制定的规范，并非真理，那是不是也可以制定一个可以殴父的法律？”

 

阿里斯托芬倾慕雅典光荣的过去，热爱马拉松时代的民主政治。他抨击苏格拉底教唆青年人不敬神，怪罪苏格拉底式的追问及辩论术的扰乱，动摇了人们对道德基础的信任，所以阿里斯托芬把城邦出现的萎靡气氛归结为希腊人聪明过头造成的后果。也许这是阿里斯托芬的气话，但其中所包含的对适度、平衡概念的坚守，哪怕在人类智性追求上，也反映出当时的希腊有另一种力量侵入。

 

城邦的生活理想来源于荷马《伊-利亚特》中的一个高贵的概念“Arete”，对公民来说，这个词被当做包容一切美德、活力、智慧的概念。对“Arete”的追求从另一个层次指引着希腊人对生活整体性的尊重，这也是希腊艺术所表现出的力量和质朴的源泉，相伴而行的则是对专门化的厌恶之情，对效率的轻蔑，而来自另一种追求的力量必定要改进、发展，以求得高效、强大，这种力量必定无所不用其极。强烈的欲望、极端的手段、狂热的宗教对节制、平衡和和谐的破坏力也是注定的，在历史学家的分析中，这正是城邦崩溃的悲剧原因。

 

希腊精神“经受了一切生存之物所经历的变化，从来没有中断过”。塞菲里斯在现代希腊看到：“那些古代的亡人已逃脱了轮回并重新站起，流露出神秘安详的笑意。”

 

那些伟大光辉的成就在破坏性的力量冲击下早已成废墟，对于已经习惯于快速亢奋变化中的异乡人，在现代的希腊，常常感受到城市中有一种气息缓慢、听天由命的背景，其实兴许这恰恰是希腊人从先人继承而来的智慧。在希腊的一路上，我带着当代希腊诗人塞菲里斯和埃利蒂斯的诗集，多少可以使这样的理解得到旁证。这两代诗人的诗句都一致地将感情置于理性之下，一再地写着光明和太阳，这明显秉承了他们先人的精神。埃利蒂斯在诺贝尔奖的颁奖礼上，直截了当地表示“请允许我为光明和清澈发言”，而塞菲里斯诗歌中温和的喜悦之情在现实与历史的双重背景中尤其显现出高贵的感染力。

 

他们同时找到了各自的诗歌之路，塞菲里斯在成名后，把对“我”的写作改为“我们”的写作，而埃利蒂斯曾在10年里不发表一首诗，最终“得以超越自我的艺术”。虽然在他们的诗句中难以找到古希腊时的伟大名字，甚至无休止地出现在各种语言中的希腊神话人物，在他们的诗句中也不占太多的笔墨，而视世界为一个整体的希腊传统使他们所有的意识在太阳的光明中得到发扬和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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