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与西方自由主义比较研究(二）

儒家文化与西方自由主义比较研究(二）

二、 现代性缺失：弥合与整拾

西方启蒙强调个人的解放，并以制度设计确保个人权利为一切价值的基础，且在自然功利秩序中滋生个人中心主义，从而使得家庭、社群的价值越来越被边缘化，人的存在意义尤其是社会性存在的意义基本沦丧。工具理性和技术统治时代人的“异化”现象日益严重，斯宾塞式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所造成的人的“逐利”心态和“机械化”的宰制伦理等等，这既是西方以理性、自由和权利为普世价值的启蒙思想的娈生姐妹，也是近现代西方以自由主义为主流意识形态和制度设计所固有之社会顽症。于是，诸如同情、仁爱、宽容、正义、诚信等等“道德自主性”（康德语）的诉求成为西方现代社会苦苦寻求的另一个普世价值。事实上，西方许多自由主义者也指出国家不应该在习惯、信念和态度等公民德行形成过程中保持“自由竞争式”的中立，其中康德的《德行与现代自由主义的塑造》、斯蒂芬•迈西多(Setphen Macedo)的《自由主义宪政中的自由主义德行：公民行为、德行和共同体》、约瑟夫•拉兹(Joeph Raz)的《自由的德性》等等对此都有过精辟论述，韦伯也在现代性的“理性化”前面加上了“合理化”，哈贝马斯则干脆把“工具理性”改为“沟通理性”，而被称为当代自由主义扛鼎之作的罗尔斯的《正义论》，却阴差阳错地促成了西方伦理史的革命，社群主义击中自由主义死穴的正是自由主义由自由个体组成的共同体的伦理规范缺失。但西方缺少甚至可以说没有这种社会伦理秩序规范而非自然功利秩序规范的德性资源，以宗教的神圣来弥合现实的世俗，可以产生超越，却难以产生社会伦理秩序规范，而法律在道德、价值的领域并不能产生工具性的功能意义，以法律约束取代习俗、信念和态度的价值指向，则构成西方社会的另一个反讽症结：对掉到河里的律师，被鳄鱼视为同类而列队欢迎！

中国五四启蒙语境下的话语权威迫使中国传统文化边缘化，儒家文化在经历五四启蒙话语霸权的重创之后潸然泪下，而后又在世纪末的“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洗礼之后进一步边缘，“不患寡而患不均”、“小农意识”、“天下为公”等儒家思想伴随着“计划经济”的轰然倒地再一次喑然神伤。但在“市场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所带来的社会转型和社会意识的嬗变中，独立的或正在做独立尝试的各种力量不断膨胀和剧变，自由、人权、财产权等私人与公共领域的诉求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激情渲泄般地爆炸，传统被卷入似乎是由一种非本我的社会混乱与失范之中，理性规范下社会道德的整体滑坡与沦失，市场家庭、市场社群、市场学校、市场医院一股脑地被抛入到市场机制的运作逻辑中，吸毒、犯罪、贫富差距、生态失衡呈现出人们视觉传达系统的巨大反常，“社会失范”、“价值失落”、“认同离散”、“群体性的精神错乱”等等一次又一次地撞击着人们晕头转向的心灵。由是，经历五四启蒙洗礼的精英资源和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草根资源，全部跌入到难以置信却又莫明其妙的残酷现实的巨大反差中，整个社会呈现出一片惶恐、紧张、焦虑和无奈，这也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启蒙价值的深层矛盾与冲突。我们无法拒绝启蒙，或者说我们无法拒绝西方启蒙运动的理性、自由和权利等普世价值，而我们的弥合与整拾启蒙缺失的资源又是什么呢？于是，所有的知识分子精英又不能不把目光再次投向传统文化本土资源，近些年，民间儒家价值的复兴和体制集团强势推行的科学发展观（可与天地参矣）、以人为本（民本）、和谐社会（天人合一）、节约型社会(俭)、诚信品格（信义）和八荣八耻（仁义）等正是对这一问题意识的思想文化和制度政治回应，这已不是停留在启蒙价值浅层次的“对接与融合”的现代性寻求，而是深入到启蒙价值深层次的“弥合与整拾”的现代性补缺，是弥合而不融合，是整拾而不是对接，是对启蒙价值缺失的弥补与整拾后的现代性发展与超越。于是，中国的现代性出现了启蒙的吊诡：曾经为五四启蒙所激烈批判甚至彻底否定的传统文化本土资源，理所当然而又众望所归地成为启蒙否定之否定——对启蒙缺失进行弥合与整拾的精神资源，构成21世纪中国传统文化激活与浴火重生的现代性宏大叙事。

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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