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德夫：一首歌，就是一块地

 

胡德夫：一首歌，就是一块地

 

   “一首歌已经不只是一首歌，它还是一块地，人要在这块地上种下现在、种下灵魂、种下拥撞和咏叹。”

 

所有人都惦念胡德夫的白发，却少有人记得他的双手。

 

是一双令人过目不忘的手，手掌厚实，指根粗壮同眼神一般遒劲有力，手背和腕部卧着几道淡淡的疤痕，或为年轻时劳作的痕迹。

 

这双手，曾触摸过部落的牧牛赖以生存的草地，捧起过民族运动先驱同胞的双手，攥紧过生骨刺时日日伴身的双拐。在逾半个世纪的岁月中，这双手也一遍遍地把最深的爱与痛敲打进钢琴的黑白键中。

 

正是如此，胡德夫的歌直抵灵魂。余光中说，胡德夫“厚壮的身体里住着一个深沉的大风箱.他的音乐视角早已超越了狭隘的个人情爱，每一个音符都浸满了他在现实边缘与思想主流之间挣扎的痕迹、每一段旋律都融入了他与他的族民们久远的呐喊和呼吸。”

 

2012年，胡德夫61年来第二张录音专辑《大武山蓝调》由环球音乐引进内地，并于8月初正式发行，其中收录8首英文歌曲、2首原住民咏叹歌曲，以及一首中文歌曲。每首歌都深深地打着关于某一片土地的烙印，或万里之遥，或深埋心底，共同维系着老人心中最纯粹的精神部落。

 

9月，胡德夫的双手在内地的北京、广州、上海三座城市弹响琴键，在大武山蓝调谈唱私享会上，不知有多少人的灵魂因感受到共鸣而颤栗。

 

一次寻根之旅 一张意外的专辑

 

美国田纳西州，密西西比河畔，Nashville。这里是美国乡村音乐的发源地，如今已经成为乡村音乐的代名词。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Nashville就不单单指一个地名，而成为人们印象中美国乡村音乐的代名词。“去那边就是朝圣，也是一个寻根之旅。我心里熟悉的西方歌曲，其实就是在这个角落。”正如古典音乐的学子渴望去维也纳接受洗礼，作为蓝调音乐的门徒，胡德夫向往着的是这片神圣的母地。

 

古老的歌者和他们的后代在这座城市里散发着各自的光彩。如今的纳什维尔因为大量的音乐工作室、录音棚以及知名的制作人、音乐人的汇聚而渐渐演变成流行音乐的心脏。“我要告诉他们我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要来，我的祖先是怎么唱歌的，唱给他们听。”

 

在Nashville的日子里，胡德夫与曾代表美国参加2005年日本爱知世博会表演的黑人灵歌合唱团相遇，他们在被森林环抱的录音室House of Blues分享彼此的音乐，歌唱、谈笑的声音全过程被记录了下来。“选了11首歌，那就做成CD，就当是纪念这次旅行吧。”胡德夫说，“其实前面都是原住民的咏叹跟英文歌曲，所以跟《匆匆》的东西是连不上的——这是一趟恳谈跟寻根、欢聚、分享，其实也是一张意外的专辑。”

 

“他们是天生的歌唱家，血液里就流淌着这些东西。”说起合作的黑人灵歌合唱团，老先生立刻开始挥舞双手，兴奋得像个孩子：“四个男的，四个女的，四重唱配合。哇，那简直是……我一个人唱没什么，他们一唱，我就活了。”

他们的声音出现在《大武山蓝调》专辑的四首作品中，分别是《Power in me》、《were you there》、《Put your hand in the hand》和《Hallelujah》。“（排练时间）大概只有五分钟诶！我选的大部分是我们都会的歌曲。但是像《Power in me》，是我为听障奥运会写的歌，他们原本是不会的，我唱了一遍需要和声的副歌，比较短，他们一下就会了！凑在一起商量一下，立刻就跟我和声了，配二声部、三声部。”

 

    不过，此次Nashville之行也留下了一个遗憾。“没有安排一个录影，非常非常可惜。台湾有一个非常好的摄影师，回来也一直跟我们讲，下次如果有机会一定要把这个过程拍下来。

 

世界以痛吻我，要我回报以歌

 

从Nashville归来，胡德夫感到自己“心里面悬着的东西被充满了”。

 

“我一直想要有机会，跟黑人的后代这样一起唱歌——那些黑人乐师用他们的手、他们的概念、他们的逻辑，去演奏我的作品，或是我们祖先的作品。我一直不知道二者是不是能合在一起。结果是很合的。”

 

这证实了长久以来胡德夫心中的一个念头：咏叹和蓝调，它们是相通的。“我们是一样在咏叹的民族，一样是心里面在呐喊的民族。”

 

这个念头在他还在上大学的时候就诞生了。在台湾大学外文系学习期间，一些经典的蓝调如 Blues Brothers、Eric Clapton、以及始祖B.B.KING 等音乐人的作品便为胡德夫所经常贯耳并演唱。“很短的歌词，很短的曲式，重复去唱心里面的感受。我对Blues的感受是这样的。”

 

蓝调（Blues）为爵士、摇滚及福音歌曲（Gospel）的宗祖。最初为美国早期黑奴抒发情绪时所吟唱的12小节曲式，因其演唱或演奏时应用大量不和谐的蓝调音（Blue Notes），旋律压抑、忧郁(Blue)，以此得名。蓝调以直接抒发内心为表现方式，与当时白人社会的音乐截然不同，也正因其天生“反骨”，使得它日后在叛逆的摇滚乐中被发扬光大。

 

蓝调歌者的祖先来自非洲大陆，图腾、鼓点、舞蹈、火焰……那是一片所有角落都跃动着节奏的土地。节奏生长在黑皮肤下流淌着的红色血液里，使得那里的生灵们有着踏歌起舞的天赋。

 

然而，当这些生灵被贩卖至密西西比河畔成为奴隶，天赋便被压抑了。“奴隶们不可能在主人面前一直欢唱。当他结束了辛苦劳作，在田边，在角落，看到大河，他就轻轻叹息：啊，把我的哀伤带走吧，密西西比；看到铁路，他就喃喃吟唱：啊，你把我的忧伤载走，载到忧伤的另一边。”

 

蓝调的诞生，可以用泰戈尔《飞鸟集》中的一句诗歌来诠释：世界以痛吻我，要我回报以歌。

 

后来，胡德夫发现，蓝调这种曲式和自己更小的时候在故乡听到的歌声也有些接近。“我们原住民（的歌）也是很短的曲式。两个人对唱啊，对谈啊，把心里的话说出来。这个就叫做咏叹。”他解释道，“不同的是，他们是从被压迫开始变出来的，我们看到大自然就自然地咏叹。”

 

台湾原住民的咏叹为祖父辈代代相承的一种不可取代的交流方式。它入耳亲切，且有着明确的主题——讲述亲眼所见，抒发心中所想。“有亲戚朋友从远方来，第一件事不是喝酒，不是吃饭，就是把你的想念唱给他听，对方也把对你的思念唱回来给你听。假如他访问是因为家里面有伤痛，他也会从歌里安慰你。”

 

    胡德夫曾在一次采访中这样描述咏叹：“我们没有音阶、五线谱或所谓的音乐老师，就是自然的歌唱。几个虚词，就能够表达喜怒哀乐，任何一种感觉。那是经过几年前操练才形成、口语能发出的最美的音，真的，没有一个字或形容词比它还美。”

 

这些声音是何等光亮、洁白、伟大、有力，用发自肺腑的歌声便能长出一只苍鹰，让它在大武山顶展翅盘旋冲向大海，整个过程浑然天成，不着一词。然而，口中唱着这伟大有力声音的，并不是什么英雄好汉，仅是那些饱含着泥土气息的乡野凡夫。这是扎根于民间的力量，任谁也不能夺了去。

 

当胡德夫带着这张意外的《大武山蓝调》离开Nashville，他知道这就是自己想要的东西。“虽然那些乐师远在几万公里外的Nashville，他们的祖先又来自几十万公里外的非洲，我觉得我们能够和在一起，用歌。”

 

因为这合乎歌的母逻辑——歌是安慰人用的，是颂赞天地用的，是直达人心的。

 

好，我们来玩这首歌

 

谈及与乐师们合作的过程，最让胡德夫兴奋的就是Jam。所谓Jam，就是即兴的合作。“把很多东西放在一起抖一抖就可以喝了。”具体的过程通常是大家弹一遍，唱一遍，互相熟悉一下歌曲——“好，我们来玩这首歌”。

 

“我太太可以作证，她在旁边听。”胡德夫用一种难以置信的口吻描述起当时的场景，“很多歌一次就（录）完了，很过瘾。哇，一次完了那个感觉真好，真是叫做Jam！那个是我一直想要做到的。”

 

此次在Nashville录制的 19首歌曲中，除了《Power in me》里加入了来自布拉格古典交响乐、张惠妹以及MATZKA乐团的和声，其余没有一首分轨，全部一次录制完成。这要求制作人具备超凡的洞察力，能够随着乐手的即兴发挥制作出很棒的音乐。

 

“老师在台北预定的歌单，有6成以上都改变了。” 太太姆娃见证了这一切，她说，“这跟老师的个性有很大关系，他每一场演出演唱的歌曲都不同。”

2012年9月8日，北京壹空间，大武山蓝调谈唱私享会现场。胡德夫在唱完第二首歌曲《鹰》之后，琴键爆破出《撕裂我吧》短促而激昂的前奏，划破了演奏间隙的寂静。

 

“其实歌单上面，《鹰》之后不是《撕裂我吧》。”胡德夫说，“《鹰》是上千年前我们的祖先留下的咏叹，我把旋律比作翱翔在天空的老鹰，讲的是今天台湾的蓝绿之斗。”

 

两段高亢醇厚的咏叹之间，伴着河流般舒展的旋律，一段念白从胡德夫口中流泻而出：“我是大武山上的一只老鹰，我从我的皇宫出发，经过广阔的森林，经过会唱歌的河流，和美丽的小米田，我一直飞，飞到太平洋边，我从那儿折返，看到地上，互相斗殴，扑倒在地上的人们，啊，撕裂的大地，啊，撕裂的人民。”

 

    百步蛇是一种毒蛇，相传它是排湾族最具代表意义的图腾，是排湾族的祖先，所以族人也称自己为“百步蛇的蛋”，他们在山上看见百步蛇，不会驱赶或是猎杀它，而是让开道路，请它缓缓离开。当百步蛇最后完成了地上的岁月，会化成老鹰飞向天空，而鹰，就是排湾族的另一个图腾。“所以你看百步蛇的纹路跟老鹰羽毛的纹路是很相像的。”胡德夫用这首歌讲出内心最大的担忧：“人要和平，不要撕裂，不要疏离，因为老鹰从天上看得很清楚。”

 

这首歌即将唱完的时候，胡德夫心里便有了安排，“《撕裂我吧》放在这里会比较好。”

 

他认为即兴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打破事先的安排。只有置身于现场氛围，事先的一切未知才变得清晰，歌曲才会确定，抒情的强烈与平缓才浮出水面，整场演出的起伏才得以自然流露。

 

    另一种是每首歌曲的变化。咏叹，原本就是一种十分灵活的调式，同样一首歌，根据用力轻重、语句长短、或者停顿等演绎方法的不同，可以变化万千，衍生出无穷多的版本，抒发出喜怒哀乐这些不同的情绪。

 

1968年，胡德夫在台湾第一家铁板烧餐厅“失落的城市”驻唱，彼时开始密集训练自己的钢琴自弹能力，可谓无师自通。“我不是有谱曲的习惯和能力的人，弹琴也没有谱，所以，每一次唱的都不一样。并不是说记不清了，我记得很清楚，但是歌曲的轻重、起伏、情境、前奏、间奏、尾奏都不一样——全都在心情里面。”他接着说，“有一次做电视节目，要求我对口型。哇，那我最没有办法（做到），怎么对嘴巴都对不上——那是不可思议的一个要求。”

 

在酒吧，朋友们有时会“拱”胡德夫上台，那是姆娃最喜欢的状态，她觉得那不是表演，是最自然的歌唱。

 

此次大武山蓝调谈唱私享会，胡德夫也把顶着爆炸头的台湾音乐人口琴小彭“拱”到了台上，“《牛背上的小孩》里面的口琴就是他吹的。小彭常常以这种姿态出现，我舍不得把他摆在台下。”作为一位即兴的嘉宾，他们从《牛背上的小孩》开始，合作到演出结束。

 

另一个跟哥哥相依为命的时代来到了

 

现场另一位嘉宾是周云蓬。当他在台上坐定，胡德夫对他说：“云蓬，慢慢来，舒舒服服的。”

 

    两人相识是在台湾，胡德夫得知“唱古调唱得很好的周云蓬”来了，便相约谈唱，一见如故。

 

“周云蓬给我的第一个印象，就是很像我的哥哥。”哥哥自九岁双目失明却立志成为一名传教士，胡德夫读了六年的圣经给他听。“我跟哥哥相差十几岁，而周云蓬比我小十几岁，距离是差不多的。在我五十几岁的时候碰到这样一个人，我们很谈得来，就好像一辈子有这样两个兄弟。我觉得另一个跟我哥哥相依为命的时代来到了。”

 

他们事先并没有排练过曲目，或是把一首歌从头到尾唱下来。“我们能做的就是把你从台下请上来，在台上你是自由的，我们的合作以这样的方式进行。他也喜欢这样子。”

 

胡德夫觉得，周云蓬有一个特质跟哥哥一样，就是记忆力超群并且格外敏锐：“我们所察觉不到的事情，他早就洞察完毕了。”胡德夫说，“我们带他去山上，他根本看不到，但却可以把他的感觉说成比我看到的还清楚：山岚是怎么样的，风是怎么吹来的；人讲话的亲密跟疏离，他非常清楚。”

 

或许正是因为这份血脉相连的感受，对于周云蓬的音乐，胡德夫有着格外深邃的理解：“第一，他的表现，他的声音，尤其是唱那种沧桑的东西，像《九月》，那是（让人）心碎的；另外，‘我们活在公共汽车里，我们活在电话的号码里’（《失业者》），他能够用他看不到的器材，来思考我们人类是怎样闭锁自己的；而且他可以有四十几个都市的行脚，去唱，不要说他不方便，即使明眼人也不会像他一样，贴着这么大的地面行走，那是一个决心啊，那也是一个深渊，走到哪里是尽头啊——但他却越走就越有歌——就像那句话所说的，未履深渊焉有歌。”

 

“唱一段思想起/唱一段唐山谣/抱一只老月琴/三两声不成调。”两人的合作以一曲《月琴》拉开序幕，此曲旨在纪念已故的台湾民谣之父陈达。循着歌声，人们的思绪似乎回溯到了那个造梦的年代。

 

那是最好的时代，会去梦想更好的时代

 

“我最喜欢的年代，就是我碰到李双泽的1971年。那时候台湾的经济快要起飞了，台湾的灯光从白色的日光灯，慢慢变成有黄色的温暖的黄光，台北市慢慢有一些霓虹灯。你可以看到，所有唱歌的地方都是小小间的，但是每一间都有不同的风格。”胡德夫回忆着，目光转向散着光亮的窗外。

 

    那个年代的回忆也要从陈达说起。在某次表演中，以菲律宾华侨身份来台求学的李双泽唱了一首陈达的《思想起》，在当时英文歌曲充斥着电台、学校、咖啡厅的台湾，这声音让胡德夫格外感动：“那是一种极为民谣的曲调，对于长时间在唱英文歌的我们，竟产生了一种纯粹的感动。”李双泽开始鼓励大家要唱一首自己的歌，胡德夫便吟唱当时唯一会哼唱的卑南族歌曲，那便是著名的《美丽的稻穗》。

 

《美丽的稻穗》背后藏着令人心酸的往事。1958年两岸爆发第二次台海危机，当时卑南族约有四分之一族人被征召参战。那一年，适逢卑南族部落稻米丰收，但部落里只剩老弱妇孺，为了表达对战场上年轻族人的思念，在台东农校担任音乐老师的陆森宝先生自谱词曲，写下这首《美丽的稻穗》，随即在部落间传唱，大意为：今年是丰年/家乡的水稻将要收割了/愿意我们丰收的歌声/报信给在前线金马的亲人。歌曲饱含着深深的期许，希望“原住民都能像一颗颗挺立、饱满的稻穗，获得丰实有尊严。”

 

1973年，李双泽为胡德夫办了“美丽的稻穗”原创演唱会，那也是台湾第一次有人公开唱自己的创作的本土民谣，胡德夫一张张地亲手绘制海报，演唱会当天的场面让胡德夫激动不已，“很多人从头跳到尾”，胡德夫说，“自己第一次看清楚了大家心里的渴望”。

 

“在此之前，人们认为唱自己的歌都是不入流的，唱英文歌才是骄傲。”胡德夫说，“这种骄傲建筑在我们的荒芜之上。”

 

1975年12月3日，淡江文理学院在校内举办“西洋民谣演唱会”，原本担任表演者的胡德夫因伤未能出席，由李双泽代为上场。据胡德夫在一次采访中回忆，李双泽看到演出者口中仍是西洋歌曲，实在无法按耐。轮到李双泽上场，他拿着一瓶可口可乐，没有唱歌，而是质问台下的学生：“我们在菲律宾，喝可口可乐，听这些歌；在西班牙，喝可口可乐，听这些歌；在美国，喝可口可乐，听这些歌。现在，在台湾，我们还是喝可口可乐，听这些歌。”李双泽把可口可乐猛砸在地上，“我们到底有没有自己的歌？”台下一片哗然，李双泽领唱《国父纪念歌》，这首台湾小学课本第二页的曲目。隔天，这一事件燃起台湾艺文界对“中国现代民歌”的论战，并在之后几期的《淡江周刊》上有热烈讨论，史称“淡江事件”。

 

自此，当时在位于台北市哥伦比亚大使馆所附属的商业推广中心咖啡厅（史称哥伦比亚咖啡厅）驻唱的胡德夫与李双泽、杨弦等音乐青年与文艺界的罗门、张杰、席得进等人成为“像农夫一样‘种歌’的人”。他们推动“唱自己的歌”运动，开始为社会与族群创作歌曲。

 

那个时代的音乐并没未充分商业化，胡德夫说：“你每天在角落唱三个小时，挣不到多少钱。但是，这是一个切磋的舞台，一个抒发的地方，一些朋友也会上台唱，年轻人慢慢就经营起很多这样的小型舞台，民歌的live house就出现了。”

 

    这股风潮后来影响到大学校园，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全面带动风靡台湾的“校园民歌”。至此，罗大佑刚刚在电影音乐创作中崭露头角。

 

那个年代，台湾荒芜的文艺土壤之上，开始滋生出新绿的萌芽。人们开始大量地阅读，诗与歌开始结合；林怀民回到自编自演了第一支舞蹈《梦蝶》，表明为中国人编舞的愿望；默默无闻的乡土文学取代现代派文学成为台湾文坛主流；整面的人民在诉说自己所缺乏的东西，压抑过后，轰轰烈烈的民族运动也开始了。

 

    “那是最好的时代。我们在那个时代，会去梦想更好的时代，就是蒋勋所讲的梦想共和国。”“人们的气质也不一样。”胡德夫说。当时，台湾刚刚同包括美日在内的27个国家断交。“中山北路（美国大使馆所在地）的霸富与专制的美国政权从这里出去了，土地也干净多了。”

 

带着血管的漂流木

 

土地，这是一个与胡德夫有着深切联接的词汇。他不止一次地谈到，“现代人一次次把伤害带给土地，再忍受无数次摧残后，大地只能选择反扑。一首歌已经不只是一首歌，他还是一块地，人要在这块地上种下现在、种下灵魂、种下拥撞和咏叹。”

 

《带着血管的漂流木》是一首阿美族的古老咏叹。此处，胡德夫用祖先的旋律，抒发着与土地疏离的哀痛。

 

2005年，Nashville经受Katrina台风袭击，损失惨重；2009年，胡德夫的故乡也在88水灾蒙受重创，“有一半的部落都被冲毁了”。一边是Nashville，一边是台东山地，时隔四年，大量的漂流木从相隔几万公里的不同的山脉上，同样地漂下山来。

 

在临近的Nashville的New Orleans地区，有工厂利用漂流木做成家居，为很多教会学校所采购，这作为当地重建家园、复苏经济的巨大助力，引起了胡德夫的思考。“我也在想，我们的部落在风灾之后能生产什么，农业都不行了，但手上还有一些功夫，台东原住民的地方，有几百万吨的木头留下来，我们本来就是雕刻的民族，我们也希望很多部落借助去重建家园。”

 

“我们都是被台风‘打到’的。在自己的土地上，被吹散的人民就是带着血管的漂流木。” 这首歌词中有一个词汇叫做 Mountain ma-ma，所指为胡德夫生于斯的大武山。然而他却在用英文告诉世界，在自己土地上漂流的感觉，竟像是在四处窜逃。

 

“被台湾的经济模式套住的原住民无法在山上靠农业或是渔猎去过生活，被迫迁到靠近都市的地方。为求温饱，他们从粗重的东西开始做，挖煤、做建筑、远洋业、甚至被当做人口贩卖。” 胡德夫话语间带着沉痛，“我的部落在慢慢解构，部落跟部落的人在慢慢疏离。”

 

这沉痛或许是如今萦绕在老人心头最大的困惑。打开《大武山蓝调》唱片，上面写着这样一句话：“我都快报废了，却找不到回家的路”。

 

“其实回家的路很简单，坐个飞机就到台东了嘛，以前要坐很久的火车，现在不用，很快，40分钟就到了。但是你回去你是看到什么，我们的样子在哪里了？”胡德夫深刻地感受到，像排湾族从前那种自然富足，自给自足，很有爱的高山部落的那种民族特质和现象在慢慢退化，“结婚典礼都是包红包，包过去回头再包给你，人跟人的关系都是通过红包来维系的。而不是像以前，我有很好的菜，我拿给你吃；台风来了，房子全部吹垮，没关系，我们相互帮助着盖房子，不必伸手乞讨什么。”

 

“我们精神的部落不见了。”

 

胡德夫曾在采访中数次忆起儿时部落的一片土地。在知本温泉与太马里溪的灌溉下，部落的上方生长着一片草地，牛背上的小胡德夫常常躺在草地望向天空飞翔的老鹰。“往右边看，大武山像深绿色的宝石，往左边看，太平洋遥远得只看得到一点点沙滩和海水。”

 

这片土地是胡德夫心目中不可磨灭的理想国。读书时，他曾在学校附近发现一大片瞭望无际的青草地。他兴奋地写信回家，要求父亲寄几头牛到学校让他放牧，信刚寄出去没多久，他偷偷穿过篱笆，踩在草地上才发现，草太短了，牛根本无法啃食。最后他才知道，原来自己发现的绿地是淡水高尔夫球场。

 

“每次放假回部落，我总是怨叹离乡之苦，妈妈反倒安慰我，说我天生是被寄予梦的人，要学习忍耐。”排湾族语的“梦”有神秘的宿命或使命的意思，也可以说是条件不足，尚未成型的一些事情，跟汉人睡觉时的“做梦”不同。“妈妈的话给我很深的激励。”

 

《脐带》，是《大武山蓝调》中唯一一首中文歌，也是专辑中唯一的即兴创作。这首歌是胡德夫唱给母亲的。在Nashville的录音室里，几万公里之外的他思念起过世已久的母亲：“许多歌就是从外祖父的口中，到她的口中，到我的心里面。”于是他喃喃地唱出了《脐带》，不想竟被录音师录了下来。“当我唱完的时候，录音师对我说：‘very good one’。我一听就说：“啊，这是天意……”

 

当我还在您腹中的时侯/你我之间那条本为一体的脐带/早已将我们紧紧的相连/一点一滴/日日月月/岁岁年年/哺育着我/守望着我/从不停止/不曾停止——《脐带》本为一体，紧紧相连。胡德夫，这位赤子自始至终被看不见的脐带深深牵绊，每一次割离都痛成歌声。歌声里唱着他的信仰：归属于母体，归属于土地。

 

胡德夫 × 《文艺生活周刊》

 

《文周》：您有一个名字叫做 Ara Kimbo，我们知道，陈建年 Purdur 是勇士的意思，巴奈是稻穗的意思，那么您的名字是不是也有寓意？您认为这个名字和您的性格相像么？

 

胡德夫：Ara 是外祖父取给我的排湾族的名字，是以前皇帝旁边能够先斩后奏的左右手。任何事情，比如说出征，也是他带人来出征的。跟陈建年 Purdur 勇士的意思有相似之处，Ara 是带领勇士们的人。Kimbo 不是我的姓，是一个别名。Kimbo 这个名字是来自于 Kimbo 这个人，他是我小学的时候部落里青年人的领袖。他不但会教我们很多在部落里面生活、在山上求生的技能，还在带领着年轻人唱歌跳舞，我们乡间的很多运动会里面，他跳高跳远跑步都是最快的。这个人从小就是我心中的英雄，所以呢，我就一直放在心中，有一天我要像他一样。

 

我到台湾大学去读书的时候，读外文系嘛，每个人都要有一个英文名字。我就问我们一个威尔士的教授，有没有像 Kimbo 这样的名字，那个老师说有，爱尔兰有这个名字，我就说好，我就用这个名字。然后就如愿的被同学们叫 Kimbo。

 

我有一次从学校回到故乡的时候，这个Kimbo和我聊天，他就告诉我说，你这个英文名字很好听诶，其实我心里面正在暗乐地说，唉，这名字本来就是从你的名字而来的——但是我没有告诉他。后来故乡的人也都叫我 Kimbo，Kimbo，Kimbo……我就把这个名字变成一般在外面被人认识的名字。

 

从小，我的个性跟这个名字就很相像的。小学的时候我是小孩子王，带着小孩子在草原上面放牛时候我总是当头。在班上也是这样，我去放牛，就会把我的作业交给同学，说你帮我做数学，你帮我做历史，那个帮我做国语的作业，有一点霸气的。

 

再来就是到原住民运动的时候，也是这样的个性，就是认为这个事情假如我不做，怎么样去争取自己权利，于是就带领着大家思考，并建立了队伍。

 

我想这个名字适合我，而且跟我很相像的。

 

《文周》：您有经过专业的声乐训练吗？

 

胡德夫：没有唉，所以我很不会用声音，比较没有用要领去唱，主要是用感情，用自己的声音去唱，比较自然。可惜的是，年纪大了声带容易退化，所以我想用我现有的声带，还要去找一个老师，重新再学习怎么用气息怎么正确地发声。这个非常重要，气息上会有更通的感觉，能够游刃有余，挥洒自如。以目前的状况，我唱歌的时候已经不能像年轻的时候那么高亢了，可能要找很适合自己的舒服的调子去唱。这样的选择跟确定是要有人去帮助我的。不过现在的状况也没有那么差，现在如果要是不休息，连续唱两、三个小时还是没有问题的，只是过后需要时间恢复跟休息。

 

《文周》：在您的众多身份中，您最认同的是哪个？

 

胡德夫：我弹琴的样子很年轻，还有一些力量在里面，这都是从音乐里面得来的。从许许多多爱这个东西的朋友里面得到的一些提示、鼓舞，我才有现在歌手这个位置——而不是快要凋零、衰退——我还在这个队伍里面，这是我最高兴的事情。歌手这个位置是对的，是最适合我的，我最喜欢的，在里面是最自在的。

 

《文周》：在做音乐的过程中，您把市场的概念放在一个怎样的位置？

 

胡德夫：我从来都没有想过把自己当成市场上的音乐人。我常常强调，我们录《匆匆》的时候是一口气把20几首我熟悉的跟我做的歌全部录下来了。本来没有打算做成CD的，我的活动经纪觉得记录一些对活动会有帮助，大概是这样的说法才有了第一张专辑。我也觉得，我已经20年在外面没有唱歌了，我的朋友很想念我，像林怀民、蒋勋……都说，最起码你要留个声音给我们啊——所以我就留下来送给他们了。为什么我的作品三十年都没有考虑出CD？我觉得那是多余的啦。这个世界上的声音已经很多了，能够跟朋友面对面的唱歌已经很幸福了。

 

《文周》：大陆什么地方最吸引您？您最想去哪个地方看看？（比如王洛宾笔下的西部？或者“野孩子”《黄河谣》中的黄河？）

 

胡德夫：我来自北回归线，赤道往北，北回归线就是相当热的地方，从来没有去看过下雪或者是有冰雪的地方，心中一直是想要去了解在那么冷的、零下几十度的地方，人们是怎么生活的。我想去看看东北，哈尔滨、长春这些地方。去看看他们的冰雕，看看人们在那个最冷的时候，在遍地都没有长东西的冬天，他们是怎么样靠大地来生活，靠河流来生活，那边的歌一定是不太一样的。

 

那么再来呢，这个一望无际的蒙古草原，也是我心中很想去看的地方，我听他们的歌，很有他们自己的样子，我也想去看看，他们真的在游牧民族的帐篷里面，对着无垠的沙漠跟草原的时候，他们是唱的什么歌，他们喝什么酒，怎么对待外来的朋友。

 

那么再来呢，就是我还没有来过大陆以前，常常听历史老师在说，中国人类文明发源的地方，就是黄河，我想去看看真正叫做中原的地方是什么样子的。这个地方也有很多不同的民谣，对现在的年轻人也有一些影响，苏阳、万晓利还有之前的崔健，都是这个地方过来的歌手。

 

还有往西边，一直到新疆，这一片沙漠里面的维尔吾族，哈萨克族，哈萨克的音乐不只在中国，在世界上也是蛮有名的。

 

我已经63岁了，以后呢，我想我会抓住机会，好好的去看一看这些地方。

 

《文周》：63岁的您希望会一会70岁鲍勃迪伦么？想象一下，那会是在什么情景下？如果要你们同台演唱一首歌曲，会是什么？

 

胡德夫：去年，我们公司请Bob Dylan来台北开演唱会，他在台上，我在台下一直在喊Dylan，Dylan！我想整理三、四首我自己的作品，像《带着血管的漂流木》，以及一些英文歌曲寄过去给他，跟他聊聊，去请教他。我绝对是虚心的，没有看到他就已经很神交了。我在这个土地上的作为，很多都是受他跟Joan Baez的影响。

 

《文周》：如今，您是否依然在为改变原住民的生活状况做着不懈的努力？

 

胡德夫：啊，我们能做多少，别再发生在小孩子的身上了。我是从小从都市里长大的，相比一些很向往都市的孩子来讲，我是最幸运的。

 

现在我能做的除了唱歌，或者说一些话可以让年轻人听到，可以回过头来看看这条路是否走错走对之余，还在思考一些别的问题。譬如城乡的距离很大，从山里来到都市的孩子就会懵懂、迷惘，迷失在人海茫茫之中。小孩子最好从小就能看到城乡的不同。

 

我有一些开五星级饭店的好朋友，我告诉他们我想做这个事情，让偏远地方的小孩子住在这里，带他们去看看某些地方，不是只有观光而已，让他们去看看什么叫做原住民的电视台，什么叫101，什么叫做台北街道，什么叫做地铁，什么叫五星级，什么叫床。校长说：“让孩子们睡地上就好了。”睡地上以后长大人家问你五星级的床是什么样的，他们说“我们没睡过”，那也是不好的。

 

我们把孩子们的画带来，很好的画，就贴在饭店上面让人欣赏，让人们知道，这是哪里的孩子画的。这样的来了几千个孩子，孩子们也会熟悉我。给我一个地图，过几年再回去看看，本来三年级的，现在六年级了，每一个孩子有什么变化。

 

《文周》：您现在的创作状态、生活状态是怎样的？

 

胡德夫：现在我搬到山上去了，过慢生活，能够比较安静的作曲，邀请朋友到家里唱唱歌，会比以前奔波、居无定所的那个时代更会有歌出来。我准备花多一点时间思考一本书的大纲设计、内容，我想去写写我从1961到台北市到现在50年的所见所闻。会谈到歌的事情，也会谈到我所经过的岁月里面的事情。

 

《文周》：您一定喜欢诗歌？讲讲您喜欢的中外诗人以及他们的诗歌作品？

 

胡德夫：像我们的老前辈所写的歌里面的语汇，我会把它看成是诗，它有很丰富的诗的意境在里面。美丽的稻穗啊，卑南圣山这些，都是美丽的诗。

 

在近代诗里面，我比较喜欢李民用的诗，他是在大量描述土地上发生的事情。尤其是白色恐怖的时候，人的矛盾，还有对冲破那样一个时代的憧憬，都写在诗里面。还有吴晟，这个老前辈的诗对农夫和土地的关系，人和土地的关系，以及人和环境变迁的关系非常关注。在环境受到破坏和污染的这段岁月里面，他看到的一些东西，写在诗歌里，提醒人们怎么样正视这样的问题。我很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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