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人与现代中国

湖南人与现代中国

文\ （美）裴士锋

在漫长的十九、二十世纪之交，湖南一地所汇聚的真实和想象的能量，澎湃汹涌，为中国境内所仅见。湖南昂扬不衰的地域自豪感，加上其悍然重新塑造本地历史的反抗精神，优于他省的军事功绩；未受外国帝国主义直接欺凌的处境，物质自给自足的潜力——尽管其中某些特点在中国并非湖南所独有，但没有其他哪一省能将它们齐聚于一身。因此，看到那么多湖南人成为改革领袖、革命领袖，或他省的行动主义者常把湖南视为典范，也就完全不足为奇。但我们想起中国近代史上的主要人物时，习于先将他们视为“中国人”，鲜少认为家乡是左右大局的关键因素。于是，众多湖南人跻身中国近代史舞台的中央一事，就变成细枝末节之事。但家乡渊源绝非小事，重要性几乎不下于中国人身份。如果忽视了形塑湖南人的因素，就会丧失理解他们改变周遭世界之动机根源的机会。

湖南行动主义者的地区主义似乎并非一般人所共有，因而无法轻易归纳成湖南的一般情况：说某些走在前头的湖南人是本土利益至上的爱湘者，并不表示每个湖南人都是这样的人。但湖南省特有的癖性，为了解近代中国开了另一扇窗，有助于弥补长久以来研究近代中国时偏重对外接触、中央政府所带来的缺失。本书涵盖的鸦片战争至民国初年的数十年，正与谈论中华民族兴起的标准化叙述里的许多事件在时间上相重叠：鸦片战争时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犯；帝国腐败和通商口岸的兴起；太平天国之乱后格局有限的自强运动；一八九八年百日维新期间短暂得势的激进改革派；中国民族主义在日本的壮大，终至催生出革命同盟会；推翻清朝为汉人民族国家铺路；最后是夭折的中华民国和不利于中国统一的军阀之间难以消除的紧张关系。这一熟悉的叙述几乎把重点全放在通商口岸的知识分子和北京的官员身上。内陆地区出现的频率远低于此，且出现时的角色通常是绊脚石（必须平定的叛乱中心、军阀割据区、落后之地），或仿效“现代”地方的知识分子展开改革运动的穷亲戚——“现代”地方即受外国影响最深的地方，以上海为首。

于是，看到这么多“现代”发展单独出现在内陆湖南，且其中许多发展早于“现代”地方出现于湖南，就特别引人注意。在自强时代，郭嵩焘的眼光即超出“富强”问题，对有限的改革提出批评，这在许久以后才普遍得到接受。湖南维新运动不只早于一八九八年的戊戌变法数年，而且建立在更早时由郭嵩焘所打下的当地体制性基础上，而清廷一八九八年的变法几乎是突然凭空迸出（至少梁启超这么认为），且其动力有许多汲取自湖南的改革潮流。在湖南，士绅与秘密会社农民的合作，对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至关重要，其根源可溯及一八六○年代湘军的解散。

同样引人注意的是，早期民族主义与独立的观念并未总是把“中国”当成它们的中心。湖南民族主义观念在赴日留学生间的流通，至少和中国民族主义观念的流通一样早。二十世纪头几年，忠于湖南之心，作为组织反清革命的基础，其实比软弱无力的泛中国观念更为有效。今人习于从晚清民初中央主导改革的角度思考中国境内的“自治”，但我们发现湖南提供了另一种“自治”版本，即自下而上的建造，且把省自治视为自治的起点。最后，今人虽习于将五四运动视为从北京、上海往外发散的民族主义、反帝国主义运动，湖南却给了我们另一种形式，在此，国是湖南，侵犯湖南的帝国是中国。在北京、上海两地的爱国精神表现为抵抗外国帝国主义、保住中国领土完整，在湖南却注入了一独立运动，且该运动完全不关心中华民国的存亡，其主要宣传反倒主张湖南自立为另一个国家。

这一切表明，湖南，一如上海或北京，乃是促成改变的主要推力之一，也是新思想、新能量的基本来源。因此，近代中国史不只是通商口岸与中央政府的历史。当我们远离那些与外人有接触的中心地区，把目光移离中央政府大员，对于变革如何在中国生根立足，如何在中国传统与诸国竞争的新世界之间找到安身立命之道，也就有了不同的看法。观察这其间的演变时，我们看到内地湖南的改革者和沿海地区更为人知的改革同道之间，有一极发人深省的差异，即湖南人是在较不受外国人影响的情况下推动改革。这不是说湖南的改革者完全不受外国思潮的影响；其实正好相反，在这一“落后”省份里传布受西方启发的制度改革、政治改革理念之多，远超乎一般人的想象。但那些理念完全由本地人引介进来，且和本地学者的著作并行不悖，因而它们在湖南受接纳的程度，远高于它们在炮艇阴影下进入的那些地方。事实上，改革一旦在湖南上路之后，专注于截然划分中西或传统与现代的想法，还没有谈现代中国崛起的标准化叙述里来得多。

与通商口岸的知识分子不同的是，湖南的改革者不是在遭外人占领的地方推动改革，因此能把外国思想和外国帝国主义势力分别看待。他们未倚赖与其合作的外国人，未读过教会学校，未利用外国人的治外法权来掩护他们在外国控制区的活动，他们的生活未因不平等条约而脱离传统。他们在由保守中国士绅主导的地区而非由西方列强主导的地区里推动改革。这往往意味着他们在一开始会受到较大的阻力，但一旦他们的计划开始推动且得到当地人支持，他们施展抱负能比在沿海地区更自由。

此外，与上海或香港被抽离文化母土的中国人不同，在长沙城内或周边奋斗的那些湖南人不必拉攀同乡关系；他们周遭的人几乎全是湖南人，他们在本土的土壤上奋斗。或许因为这一原因，他们未投身抽象的理论领域，而是投身切身、实用的领域，他们关注的对象主要是本地。在这一时期的湖南所看到的主要改革典范，不是写哲学性宣传小册子，独自窝在书房里梦想着大中国，希望吸引到国内其他地方之学者、大臣注意的作家；而是学校老师这个一再出现的典范：有远见的独立之士，创办学校或学会，以在本地宣扬个人所认为未来应走的道路，亲自向一小群学生说明他的未来构想，希望他们步出他的教室之后前去改造世界。

改革方面如此，革命方面亦然。民族主义，从而革命，也都在湖南以出乎意料的样貌呈现，但欲了解其中的差异，需要先区别同样挂着“民族主义”之名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现象。第一种是草根民族主义，大体上是为反对既有的政权而出现。它通过宣传（往往是秘密宣传）来推广，且包装以觉醒的语言。它是前瞻的、虚拟的、固执的，想象未来的黄金时代，新兴民族将统治国家或建立自己的国家。助长革命者，就是这种民族主义。另一种是以国家为导向的民族主义，源自已然确立的政府。它通常通过国家教育体系灌输给人民，要人民忠于国家，借此给政治实体赋予感性基础。以国家为导向的民族主义，与草根民族主义相对立，有助于防止革命。

我们今日所知的中国民族主义，乃是以国家为导向、扎根于领土和政府、自上而下打造出来的民族主义。但湖南人的民族主义属于草根民族主义，辛亥革命前章太炎、孙文之类反满行动主义者的汉人民族主义也属之。这一区别极为重要，因为存在草根民族主义时，不管多少种民族主义都可以并存，就像陈天华或杨毓麟之类的个人能忽而为湖南而战，忽而为汉族中国而战，不知道哪一个最终会存活。在任何一个既定政府的领域里，本来就存在着许多觉醒的团体，在高明宣传家的妙笔之下，这些团体都可能被彻底改造为自认是自成一体的民族。但当说到以国家为导向的民族主义时，基于主权，一国之内只能有一个中央政府，于是只能有一个民族主义。单一民族主义得倚赖深度、强度足以激发未来命运感的线性过去，来取得其情感力量，因此它把与之竞争的民族主义从成文历史里抹除。在比它更早存在的诸多草根民族主义中，只有最近似于国家之最后形态的民族主义会存续不消，被视为通往现代的唯一一脉民族主义而写进史书里。就中国来说，孙文的早期路线被封为中国民族主义的起点，湖南人的民族主义则已彻底消亡。

但民族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过程里，并不具有因受引导而相信的延续性存在。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前几年里提倡的反满民族主义，在清朝覆灭后立即束之高阁，而试图取代且以多民族国家为基础的民族主义，则对“中国人”的构成要素赋予全然不同的想象。同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后来在台湾延续下去的“中华民国”，各提出孙文的中国民族主义作为他们自己的起源，而这些主张看来却还是难以调停两岸所分别代表的截然不同的中国观。如果混乱的一九二○年代真的造就出独立的湖南国，本书中的那些人物将是它自然而然的先行者，而当时的“中国”民族主义者则将以蓄意阻挠者的形象出现在史书里。他们将被描写为抱残守缺的阻挠者，死抱着保住旧帝国这一过时观念，然后被用当时《大公报》主编常用来描述他们的生动词汇来草草打发掉。

与此同时，从推翻旧国的民族主义转变为创立新国的民族主义，这一转变本身有助于说明为何毛泽东之类的人物会在快三十岁时拥护湖南独立，五十岁出头时却以武力统一中国。或者说明蔡锷为何在一九○三年时考虑到清帝国有可能解体，却在一九一六年领兵重新统一中华民国。或说明为何黄兴在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后把共和国的利益摆在湖南的利益之上。这些人都关注既有的国家，而非永恒的中国。清帝国不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尽管我们都把它们称作“中国”。透过这些革命分子早期的行动主义，我们看到本省的命运，比他们所在的帝国或民国之命运，更清楚地呈现在他们眼前。

于是，湖南民族主义和中国民族主义，在清朝由衰至亡期间，能以其草根形态并存。同样的，民国初年，在“中国”一词的含义特别薄弱之时，湖南的省民族主义，在以国家为导向的中国民族主义打造得并不顺遂时，持续壮大。在中国和湖南国似乎结盟期间，湖南的省民族主义几乎消失，轻易就被整合进得到认可的省、帝国层级体系，或省、共和国层级体系。但当中央与地方出现冲突时，两者就会分道扬镳，要求人民只能忠于己，不能忠于对方。本书所涵盖的时期，大部分时候就是这样的情况，只有一八九八年夏天与洋溢乐观情绪的民国初年是显著例外。

但长远来看，在以中国为导向的民族主义里，没有一省之草根民族主义的容身之地，所以在政治上将湖南整合进中华民国以及后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过程，使湖南人的故事也被纳入永恒中华民族的更宏大叙述之中，湖南人只有在推动中国前进的步伐上有所帮助时，才可见到他们的故事。于是，在谈中国历史的书里，杨毓麟、黄兴或谭嗣同，乃至毛泽东之类的个人，就成为只关心中国与汉族的命运，注定要终身为中国效力的中国民族主义者。我们几乎不知道在他们人生的某些重要时刻，他们的行事只被爱省之心驱动。而对于那些从未为中国效力的人，例如彭璜，我们则一无所知。

毛泽东去世后中国走向逐渐放权的这些年，地方史在中国各地重获重视，在湖南亦不例外。老湖南英雄的坟墓仍坐落在岳麓山上，且为大胆的郊游者精心标示出它们的所在。山脚的岳麓书院建筑刚修复，目前是湖南大学的一部分。华兴会会员的照片挂在明德中学的新校舍墙上，新民学会在湖南第一师范受到尊崇，长沙两条大道以黄兴、蔡锷为名。湖南作家，包括散居中国各地的外籍作家，推出愈来愈多《湖南人的精神》或《创建民国与湖南精神》之类书名的著作。在改革的新时代，曾国藩大受欢迎，在长沙任何书店都可以看到他的著作摆在抢眼位置，往往经概括、简化为自助攻略书籍（《曾国藩九九方略全鉴》），让新一代湖南青年通过运用本省先贤的策略在商场上取得优势。郭嵩焘宣扬对西方开放，因此不只生前受到诋毁，一九六○年代时再遭诬蔑，“文革”时红卫兵毁了他的墓。但在中国放开脚步走入国际社会的新时代，他终于得到平反；去世百年后，他被誉为有远见之人。

来长沙的游客仍能一访船山学社，该学社如今经过翻新，成为革命景点。其大门上的书法出自毛泽东，船山学社最为人知的身份，乃是自修大学故址，毛主席早年在湖南留过足迹的许多地方之一。王夫之的名字除了与毛泽东持续有关联之外，其本人也仍受到有意义的关注，一九九六年，长沙岳麓书社的一组人，经过十四年的努力，终于出齐十六卷《船山全书》，分量比曾国藩版几乎多了一倍。这一出书计划使王夫之著作重获关注，而在湖南学者眼中，他解释现代世界变化的本事，似乎没有减少多少。晚至一九九九年，仍有湖南师范大学的教授在复刊的《船山学报》上刊出文章，主张这位晚明大儒其实预见了中国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到来。

许多湖南人，特别是与外省人常有接触的湖南人，继续抒发他们对本省和本省历史的由衷自豪，但他们的爱乡之心已没有过去那种颠覆意味。就在重建后的湖南历史继续被重述时，大家已忘了在现代观念中，身为湖南人意味着最初对清廷与中华民国中央集权政府持续未消的反抗。十九世纪复兴湖南的本地学者，因厌倦忍受来自帝国发达地区的鄙视，而扬起湖南爱湘意识的浪潮，而郭嵩焘则以此来打造湖南人的现代身份认同和共同目标，使他的湖南老乡向上提升，不致被无能的清朝困住。王夫之则是吸引这数代湖南行动主义者的精神导师。透过他，他们能离开帝国传统，指出他们的湖南家乡独特的新思维模式。他们相信，他的反抗与蔑视当道的精神流淌在他们湖南人的血液里。随着时日的推移，对作为湖南人最有力且最清楚的陈述，会陆续出现在捍卫湖南地方自治，使之处于不受外国人、清廷、民国政治人物侵犯和外省人干预的大环境里。那一蔑视当道的潜在精神，即促成改变的力量，促成革命的力量，最终将产生巨大冲击，且影响远远超出湖南的边界。清朝的衰败和民国的无能，激发了其他团体的出现，以集合群体之力匡正时弊，但至少对湖南人来说，湖南省才是精神支柱、家乡、天命。

湖南人的黄金时代从未降临，而其所激起的热情几乎已遭遗忘。但不容否认的是，欲创造伟大湖南的意志，乃是主导中国近代史进程的主要力量之一。然而，当我们顺俗地在那些自封为中国民族主义者的人身上寻找现代中国的起源时，便蒙蔽了自己，看不到事实。但如果我们能使自己摆脱结局注定的心态，那么也许会了解，如同遗忘的起源和无缘实现的愿景，最终的结局并非总能让人信服，也并不那么启迪人心。研究那些如愿实现抱负的人，他们偶然的成功事后被宣称是天命，可让我们了解世界如何成为现今的样貌。但这些只是历史一隅，当我们看着历史之镜，便能以那些曾别有抱负、眼光专注于不同目标的人为借鉴，这些带着满腔热血的人，曾领航迈进那也许有可能、却从来没有实现的未来。

——摘自（美）裴士锋 著《湖南人与现代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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