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斯泰的罪感和忏悔意识

托尔斯泰的罪感和忏悔意识

英国著名的意识流小说大师伍尔芙在《论小说与小说家》中谈到俄国契诃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三位作家时说：“在那三位作家中，正是托尔斯泰最强烈地吸引着我们，也最强烈地引起我们的反感。”因为他迫使我们追问自己：“在所有那些光华闪烁的花瓣的中心，总是蛰伏着这条蝎子：‘为什么要生活？’”从心理学的角度而言，“自欺”是一种来自人本能地摆脱对“无常”的人生的恐惧和焦虑的意识结构，故要想“生活”下去，“自欺”是必要的。而力求最真诚地把握自己的生命存在、排斥任何自欺、希望活得明明白白的结果要不是成为哲学家，就是把人逼向绝路，精神崩溃。因此人们忍受不了这样的“蝎子”式的追问。事实上，伍尔芙本人也是被这种“蝎子”式的追问“迫害”以致投河自尽，只是追问者未必是托尔斯泰。而托尔斯泰自身也在追问中走向死亡。

“蝎子”式的追问不仅体现在对外部世界的探求上，还包括对灵魂深处的挖掘和内求。本文所要探求的是，在托尔斯泰的人格结构中，罪感和忏悔意识何以构成这种追问意识中的重要成分。所谓罪感与忏悔，就是抬眼看天，为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所作所为请求宽恕，表示自己没有能力摆脱人世的罪恶，只有上帝才能最终拯救自我的灵魂。这种忏悔意识，是形成西方“罪感文化”的核心观念，其中最具人道性的表达，即所谓的“托尔斯泰精神”。托尔斯泰笔下的一些人物，如比埃尔，安娜，列文，聂赫留朵夫，都是一些忏悔者，是托翁本人的写照。托尔斯泰毕生怀着深重的罪孽感，正是这种罪孽感，在他八十高龄时逼迫他出走，使他的死成为了一个意味深长的象征。

别尔嘉耶夫在《俄罗斯思想》中写道：“把约伯的痛苦和快要自杀的托尔斯泰的痛苦相比较是很有意思的。约伯喊叫是那种在生活中失去了一切，成为人们中最不幸者的受苦人的大喊叫。而托尔斯泰的呐喊则是那种处在幸福的环境中，拥有一切，但却不能忍受自己的特权地位的受苦人的呐喊。人们追求荣誉、钱财、显赫的地位和家庭幸福，并把这一切看成是生活的幸福。托尔斯泰拥有这一切，却竭力放弃这一切，他希望平民化并且和劳动人民融为一体。在对于这个问题的痛苦中，他是个纯粹的俄罗斯人。”值得注意的是，这段话的最后一句还向我们传达出一个信息：托尔斯泰的罪感不是个人现象，他是俄罗斯民族的一个突出代表。

对于知识分子、作家的罪感和忏悔意识，在西方文学中有着深刻的文化根源。西方自基督教产生以来，伴随着“每个人都有罪”（原罪）的教义，一种谦和、博大的忏悔精神就开始渗透于西方人的人格结构之中。公元10世纪左右，基督教大规模传入俄罗斯，东西教会分裂之后，俄罗斯成了东正教的主要根据地。东正教的基本宗旨是：“教徒通过神秘的宗教仪式和通过对上帝的信仰及修身、修心，去追求天国的永恒的快乐，或换取来世的终身幸福。”东正教较之于天主教、新教，对于忏悔寄予更大的期待，认为人必须通过忏悔达到自我救赎和接近上帝。无疑，东正教的这些特征构成了俄罗斯文学的重要文化源泉。

 但是，俄罗斯人的罪感意识又不纯然是宗教的，18世纪以来，东正教传统与其时传入俄国的西欧启蒙思想，尤其是“人生而平等”思想相结合，使纯然自省的涤罪观念转换为对俄罗斯普遍存在的专制压迫现象的社会反思，这种社会性反思反过来又加深了知识分子的罪感与忏悔意识。列夫•托尔斯泰在《童年•少年•青年》中写到自己从幼年时就萌发了忏悔意识，16岁的时候如何独自一个在拂晓时乘着马车到修道院去忏悔，青年时代常为自己的好色与狂赌而忏悔……这种罪感不仅是一种内在的、对纯洁品质的追求，而是同意识到自己侵占了他人的生活权益的犯罪感息息相关的。另外，俄罗斯知识分子献身于改造社会的事业，常常是被这种罪感所驱使。托尔斯泰在成年后经历过一次“阿尔扎马斯的恐怖”：他梦见自己被农民给绞死了。这种恐怖成了他思考俄罗斯的苦难和实行农业改良的重要驱动力。在19世纪的俄罗斯知识分子中常见的一种观念是，在考察平民百姓的啼饥号寒艰难困苦时，认为自己对这种困苦负有不容推卸的责任。他们面对社会的悲惨现实，发出“谁之罪”的咨询时，同时也在叩询自己，认为自己也是“有罪”的一个，“不合理和罪恶源自人的心灵本身”。这种浓重的罪感意识在中国文人的自叙中是难以看到的。俄罗斯知识分子不如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那般，有一种“替天行道”、“拯救苍生”的良好的自我崇高感或居高临下的高姿态，他们的献身社会的精神是同拯救自己乃至赎罪相联系的。相反，由于被“自己有罪”的念头所折腾而显示出卑微与恐惧，由此俄罗斯文学诞生了“多余人”、“忏悔的贵族”、“忏悔的知识分子”的系列形象，这些形象无不反映了俄罗斯知识分子对自身社会职责和自身欠缺的思考和深深的忏悔。

顺带一提的是，“多余人”的人物形象所构成的俄罗斯文学的特质对中国20世纪上半叶的文学影响甚大。比如鲁迅早期的忏悔意识与托尔斯泰的影响就有很深刻的关系，当时有人把鲁迅思想概括为：“托尼思想，魏晋文章”可见一斑。鲁迅在《狂人日记》中为自己“无意中”吃了“妹子的几片肉”而忏悔，并把自己当成“有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这种原罪感是中国人开始有了普遍性忏悔意识的最早标志。再看茅盾、巴金、丁玲、曹禺等现代中国作家的作品，其中都带有一种作者本人的忏悔的痕迹以及对知识分子社会责任的思考、反思。

由此可见，罪感与忏悔意识的背后传达的是一种自我反省的意识以及自我批判的姿态。罪感，只是一种情感。对于改造社会现实而言，它的作用微乎其微，但对置身于不公正的现实中的知识分子而言，它意味着尚未泯灭的良知。在19世纪俄罗斯的条件下，艺术家们对于罪恶的自我忏悔促使他们的笔触突破表层而达到社会与人的心灵、灵魂深处。这种“对人的心灵进行拷问，在洁白的心灵下面，拷问出心灵的污秽，而又在心灵的污秽中拷问出那心灵的真正的洁白”（鲁迅语）往往令人不堪忍受，不能卒读，因为它直视的是每个个体的灵魂自身——你无法逃避，亦无所遁形，否则只会导致唯我独尊、自以为是的自欺。事实上，罪感和忏悔意识的背后有着个体直面和追问灵魂深处的勇气和力量，有着是把自己看作“镜子”式的狂妄与自大，还是把客观世界当作反观自我认识自我提升自我的“人之镜”的本质区别。这亦是一个人之所以为人应有的谦卑、敬畏和反思意识，亦是平等的爱的源泉。——这也是托翁何以让我们发自内心的尊重以及感动的根源所在。

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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