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漠：谈谈中国文坛

  对于中国文坛，我经历了从向往到打碎的过程。
  我在《西夏咒》后记中谈到了这一点。
  当我发现自己向往多年并经过十多年的努力终于“登上”的文坛并不像我想象的那样神圣时，我有两年时间写不出一个字来。
  我在《 狼祸 》“序”中曾写到这一点：

  老有圈外人问我：文坛究竟咋样？我答：有善有恶。善者，可比菩萨；恶者，欺世盗名。
他又问：善恶之比如何？整体评价咋样？
  我默然。
  但私下里，我对文坛还是有评估的。我之标准，是《 佛子行三十七颂 》，其中有一颂如是说：

  伴彼若使三毒长，并坏闻思修作业，
  能转慈悲令丧失，远恶友是佛子行。

  可见，“恶友”的标志：是一旦与之接触，则贪婪、嗔恨、愚痴三毒增长，慈悲心消失。
一个偶然的机缘，我进入文坛，不久，我吃惊地发现，不知不觉间，我竟然开始堕落：我多了贪，开始在乎文坛的排名；多了嗔，当我的作品被人恶意糟蹋时；多了痴，一日日地迷失了自我。复归到西部小城后，我竟然失却了先前的那份宁静和超然。
  按《 佛子行 》的说法，我显然遇到了“恶友”，可那一张张熟悉的面孔，显然又不恶。粗看来，那一个个单个的个体，分明都不坏，有的甚至是明显的好人。可奇怪的是，当我再一次进入文学圈子，仍会不知不觉间向下滑落。
  这是很怪的现象。当一个群体不能使与之接触者渐趋高尚，反倒使贪嗔痴“三毒”增长时，说明它定然出了问题。
  《 佛子行三十七颂 》还提到了应该接触的“善知识”：

  伴彼若令恶渐尽，功德犹如月初增，
  则较自身尤爱敬，依善知识佛子行。

  显然，这种“善知识”，在文坛上也有不少。但无疑，他们并不占主流地位。否则，文坛是不会增长人的“贪嗔痴”的。
  我清醒地促使自己去分辨哪是善知识，哪是恶友。但我失望地发现，当我面对个体时，我都能从他们的身上发现闪光点，但综观文坛整体时，仍觉有一种令我增长“三毒”的浓浓的氛围。换句话说，时下的中国文坛，定然缺乏能使人健康向上的土壤和气候。许多“善”人，不知不觉间，就会被那风气“腌”透，进而繁衍出一种“恶”来。更可怕的是，被腌者并不知道自己已被 异化，反倒乐此不疲地趋之若鹜。
  当这种不好的风气占主流地位时，就会形成一种有利于这风气运行的潜规则。进入这规则的任何一个外物，其命运只有两种：你要保持清醒独立，远离规则，那规则就会忽视你的存在，像上海作家李肇正，著大文三百万言，至死都得不到评论界的关注；要么，你由遭遇“恶友”而潜移默化，终而成为“恶”的来源。
  我曾虔诚地想进入文坛，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努力；进入文坛之后，却又想决然地远离它。因为，我的信仰和智慧告诉我：所有滋长“贪嗔痴”的外物和外境，都定然是“恶”的，是必须要远离的。我逃离时的那份急切，如逃脱了枪口的小鹿，只想找个密林深处，静静地舔舐伤口。

  那所谓“密林深处”，便是我的关房——专门用于与世隔绝地闭关。在最近的二十年间，我总有一处不为任何人——包括家人——所知的关房。我常常离群索居，闭关清修。
  在前两次“打碎”后的多年里，我更是完全地离开了文学，全身地走入了宗教。那时，我总是经年累月，深入禅定。妻急了，老是吼：你咋不写？入一辈子定有啥用？释迦牟尼要是没有《 大藏经 》，还算佛吗？在她的干预下，我才重新拿起笔来。
  就这样，在很长一段岁月里，我几乎投入了全部的生命来实践我认可的某种真理。甚至，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我写作《 大漠祭 》《 猎原 》和《 白虎关 》的二十年，也是我进行人格修炼和智慧求索的二十年。那二十年中，我是在禅修的间隙里写作的。许多时候，每天禅修四坐，每坐近三个小时。闭关期间，我甚至每日禅修二十个小时以上。
  我曾修过八年的小乘禅定和十二年的密乘光明大手印，并得到了高僧大德的印证。
  也许，要是没有这种人格历练和智慧修炼，我仅仅是个庸碌的凉州人。因为身边多知足常乐得过且过者。我的四周，充斥着猜拳喝酒和麻将的轰鸣。除了自省和重塑人格之外，我几乎看不到任何成功的助缘。
  需要说明的是，后来我才发现，文坛既不像我期望的那样神圣，也不像“打碎”时的那样令人绝望。它还有一定的底线，更不乏我向往的光明。真的，我身处穷乡僻壤，却遇到了那么多的帮我的好人。我不认识评委，却获了那么多的奖。我一个西部的农家子弟，能有今天的成绩，便得益于那些我命运中的“贵人”。
  借此机会，我向帮过我的所有“贵人”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