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的一些作品中,对暴力的讴歌已达到极致,翻开书籍,打开电视,我们都能看到许多杀人的屠夫在作家笔下成了英雄。我们很难想象,人类怎么能将杀害自己同类的人,当成顶礼膜拜的对象。
我曾跟《上海文学》徐大隆先生有过一段对话,我曾谈到这个问题。我说,这个时代最大的悲哀就是,一些没有掌握真正的真理的人,去宣扬自己所谓的真理。这些人被称为哲学家、思想家和作家。判断这种真理的价值,应当看他宣扬的真理,是否对整个人类有益。如果一个鼠目寸光的人,只看到眼前的一点儿光明,却认为自己掌握了宇宙间的真理,并且去拼命地宣扬这种所谓的真理,让更多的人变成瞎子,从客观上说,这是一种罪恶。这种罪恶是非常可怕的,它会像瘟疫一样传向这个世界。那么,什么东西不是罪恶呢,就是你所宣扬的东西是一种真正的真理。虽然有人说没有绝对的真理,实际上有绝对真理,那就是要对整个人类甚至所有生物有益处,无论它讲得如何堂皇,但要是对整个人类没有好处,就绝对不是真理。所以,真理应该有一个基本标准:善,就是要对人类整个群体有好处,对这个地球上的生灵有好处,甚至对整个宇宙有好处。例如,佛经上有个故事,一个人认为杀一千个人就会得道,他认为这是真理,就到处杀人,并且到处宣扬这种真理,虽然他的目的是想叫许多人得道。但是他的这种所谓的真理只能给他人带来灾难。无论他的初衷如何,无论他是否真诚,无论他如何付出了毕生的心血和精力,他的学说和存在,都是罪恶。文学也应该这样。对文学的评价至少应该以人类为坐标系。所以,所有的暴力都是罪恶,所有的战争都是罪恶,所有对人类的屠杀都是罪恶。同样,所有讴歌屠杀的文学也是罪恶。
我认为,好的文学标准,不能以一个国家、一个群体,或一个民族来衡量,而是放到更大更远的坐标上,至少应该以纵的历史和横的世界坐标来衡量。比如,我从来不认为曾国藩是伟人,他就是个屠夫。老百姓是心明眼亮的,叫他“曾剃头”,而我们的作家文人们却将他当成英雄来讴歌。赞美屠夫的人,定然也有屠夫的基因。难道他杀了那么多人就是伟人?当然,洪秀全也不是英雄,一对屠夫互相比赛着杀人,很难说谁是英雄。我也不认为成吉思汗有多么伟大,难道杀了那么多人,灭了那么多国家就是英雄吗?不是。
真正的英雄是用尽自己的心血和精力,使每个人都能很好地活着的人。
历史上认为是英雄的,我却可能认为他是罪人。我的眼中,精通权谋,去坑别人、害别人的人,决不是什么英雄。比如,我从来不认为费尽心机穷兵黩武的诸葛亮是英雄,我反倒认为舍弃自己的皇帝之位,保全百姓生命的后主刘禅是英雄。要是没有刘禅的牺牲,当时的蜀国,不知会有多少百姓的脑袋落地。
不论政治和暴力如何强大,人类中间总该要有一些人明白这种真理,并且来传播这种真理。如果一个作家和学者没有这样的思想,没有这种有益于整个人类的精神,他就不是什么真正的知识分子。
必须跳出自己的生存环境,必须跳出自己所学的知识,必须站到人类的上空甚至包括苍蝇、老虎的上空来观照这个世界。他不仅仅属于某个群体,他甚至不仅仅属于整个人类。
人类历史上出现了好多哲学家、思想家和作家,但真正对人类做出积极贡献的并不多。哲学有好哲学,也有坏哲学;既有善哲学,也有恶哲学,并不是所有的哲学都有益于人类,那些产生邪恶和暴力的哲学,是人类的洪水猛兽。
文学也一样。助长邪恶和暴力的文学也是人类的洪水猛兽。这世上没有它比有它好。
我常说,没有才华的恶人,仅仅是一个恶人,而有才华的恶人,则会依托自己的才华,将那种邪恶扩散到整个社会,而使这世界相对恶化。
这世上,总会有一批无法被尘滓和庸俗污染的干净的灵魂。他们的存在,像火种一样,终究会燎原的。这世界,也一定会因为他们的存在而更美好一些。
真正的文学,应该有益于人类的文明、进步和幸福,应该为人类提供积极的灵魂滋养,因为更高意义的幸福取决于心灵的明白与否。当一个农民头枕土块香甜地大睡时,一个千万富翁可能正要自杀。当人类日渐陷入狭小、热恼、贪婪、嗔恨时,真正的文学精神和人生智慧,应该能为我们带来清凉。
我在《我的灵魂依怙》一书中写道:“你可以撩开大眼,望那遍布世界的销烟和杀戮;你可以打开电视,望那被恐怖和暴力弄残的幼儿躯体;你可以放眼四顾,去追问失去灵魂殿堂的人们;你可以凝神静气,去搜寻热恼自己灵魂的贪婪。无异,你,我,他,都需要一股清凉的风,需要一晕智者的笑,需要一抹安详的超然,需要一份含蓄的包容。能给予你这一切的,非金钱,非权势,非物质。那养分,来自我们延续了千年的文明。
“当贪婪烧去我们的清醒,当欲望毁坏我们的宁静,当生命需要另一类营养,当世界需要别一种光明,我们都应该将放飞的眸子收回内心,叩问一下自己。许多时候,叩问自己,就是叩问历史,叩问命运。”
我们的文学也应该从像西部民歌和凉州贤孝这样古老而又年轻的智慧中来汲取养分。它们提供给我们的,定然也是足以让我们灵魂安宁、大气、慈悲、和平、博爱的养分。
===发表《温州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