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连科：托尔斯泰和屠格涅夫的差别

阎连科：托尔斯泰和屠格涅夫的差别

在十九世纪把现实主义推向不可比拟与再攀登的高峰之后，时隔二十世纪的百年之久，回望十九世纪现实主义的群山峰巅时，无论是巴尔扎克脚踏世相的路道，还是雨果脚踏社会性戏剧人生的脚步，他们的目标都是要抵达至生命真实的现实主义之深层境界。而在这一方面，托尔斯泰对生命真实之逼进和从容的展示，似乎比别的现实主义大家更让人敬崇和仰慕。为什么会是这样?因为在所有抵达至生命真实的现实主义作家中，都有共同遵循的写作规则——或者说，有难以突破的写作规律的约束，即：

人物——人物和所处时代的完美结合。

换言之，是塑造那个时代最典型的人物。

典型人物与其所处时代结合得愈发完美，你的作品将愈发地有着普遍意义和伟大的经典地位。这是作者、读者与批评家三者鼎力共同打造的一条现实主义的典型法则，这也就要求作家必须是那个大时代的精神实践者和调控师。作家必须对那个时代有着生命的切肤感受，并对时代精神有着最为准确的把握和调控，从而才可以在你的故事中塑造出与时代紧密而完美结合的典型人物来。一如要从肥沃的土壤中长出一棵或一片巨大的树，或如从群山中举起一个或几个最为挺拔触目的山峰来。舍此，那肥沃的生活土壤将失去存在的意义，群山也就成了一片林立平整的山峦。

没有典型的人物，在现实主义写作中是不可思议的。我们无法设想，比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早了一百一十五年的《堂吉诃德》这部反骑士小说的浪漫中，如果没有堂吉诃德和桑丘这对绝配的典型人物，它对后来盛起的现实主义还有多少实际的意义。也无法想象，塞万提斯在伟大与经典行列中存在的合理性。而鲁滨逊作为人物的存在，也正是笛福作为作家的存在。当现实主义小说把真实作为最为重要的写作己任时，人物成了真实存在最为有力的证据。

所以，世相真实向生命真实的转移，实质上是世相人物向生命人物深刻和广泛的掘进。在漫长的现实主义发展和写作过程中，人物从世相中走来，到生命中去。所以，巴尔扎克和《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成了这一写作的典范。他使民间世相和社会世相水乳交融，开拓出了典型人物由世相真实走向生命真实的宽阔通道，使许多后来者可以在这一道路上纳入一脚，并且走得更远，在生命真实中塑造出足可取代作家姓名的人物典型来。

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之初的伟大作家中，以人物名和人物相关的事物与寓意命名(或被我们翻译命名)的小说之多，可谓一道文学的风光与趣像：《巨人传》、《堂吉诃德》、《浮士德》、《弃儿汤姆·琼斯史》、《鲁滨逊漂流记》、《少年维特之烦恼》、《简·爱》、《匹克威克外传》、《福尔赛世家》、《高老头》、《欧巴妮·葛朗台》、《包法利夫人》、《苔丝》、《安娜·卡列尼娜》、《父与子》、《卡拉玛佐夫兄弟》、《马丁·伊登》、《阿Q正传》，如此等等，这一长串以人物名和人物象征命名的伟大小说，都有趣地证明着典型人物在现实主义写作中不可取代的地位。现实主义所要抵达的生命真实之目标，因为是人的生命之真实与深度，自然间，典型人物就成了现实主义抵达真实最高境界的有力支点。有了这个支点，作家的笔，就可以撬动生命真实的地球。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在十九世纪，没有塑造出一个响亮的人物，你将不得不从那些伟大作家的名列中退场。

在托尔斯泰的笔下，如果没有安娜·卡列尼娜和玛丝洛娃等，我们将无法把他归入最伟大的一员，更不会看到他在这个队伍中更为耀眼的光照。没有安娜和玛丝洛娃在《安娜·卡列尼娜》和《复活》中大树般的人物站立，真实就从这些小说中房倒屋塌，风吹云散。爱玛·包法利是因为福楼拜而永远地活着?还是福楼拜是因为爱玛·色法利而永远地活在我们的怀念和记忆之中?这实在是一桩难解难分的公案。《高老头》和《欧也妮·葛朗台》这两部伟大的小说，把那两个家庭完全与法国十九世纪的金钱社会融为一体，使这两部作品有着互补的意义。高老头和葛朗台这两个同样被金钱奴役的人物，却让巴尔扎克富有和强大，在现实主义行列里，充满着不倒的力量。还有雨果之于冉阿让和加西莫多;司汤达之于于连和法布利斯。

就连以短篇小说立于伟大行列的莫泊桑和契诃夫，他们最有声望的作品，也只能是塑造出世界人物画廊中最独有的不朽人物的那些经典。如契诃夫小说中的“变色龙”奥楚蔑洛夫和“公务员”切尔维亚科夫，还有“跳来跳去的女人”奥莉加·伊万诺芙娜等;莫泊桑《首饰》中的骆塞尔太太和《羊脂球》中的羊脂球等。在契诃夫和莫泊桑的创作生涯中，如果他们没有给我们留下真实、丰满、鲜明的成把成把的“这一个”，我们将对他们的诚敬大为减色。

在十九世纪伟大的作家中，他们的光辉来自写作的两个方面：一是他们的写作对所处时代的剖析。这种剖析愈是深刻独到，作家作品的光辉，就会愈发明亮耀眼;二是他们塑造的人物愈是丰满复杂，并且鲜明独有，作家本人就会同他笔下的人物一样，光辉灿烂，耀眼夺目。这两点是作家立足伟大的双脚。但是，随着时间、时代的推移，和读者对作家与人物所处时代的隔膜与疏远，现实主义作家的光辉对后人的照耀，其光源更多的是来自他故事中的人物，时代之背景，则多为研究者分析的笔墨。而人物愈是有生命的血肉，作家就愈有生命的光辉。人物生命真实的程度，成为了作家和作品光辉的重要亮度。在那个时代俄罗斯群星灿烂的作家队伍中，托尔斯泰和屠格涅夫是同代人，在他们一生的写作中，彼此都保持着相敬的距离。在那个伟大的变革年代，他们是俄罗斯文学的并肩双雄，甚至就当时因为文学所造成的社会轰动，屠格涅夫还在托尔斯泰之上。一八六二年《父与子》问世时，因其小说中的人物巴扎罗夫和巴威尔·彼德洛维奇·基尔萨诺夫在社会的左派与右派中引起了纷纷的对号入座，从而在圣彼得堡引起游行示威、纵火焚烧等一系列暴力行为与恐怖活动长达一年之久。

“在俄国文学史乃至整个世界文学史上，没有哪个作家遭受过左派和右派同时发起的如此猛烈、如此持久的攻击。”由此可以想象，屠格涅夫在那个时期如日中天的光辉有多么炽热之炎照。但是，现在——尤其在中国读者和论者心中，《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和《复活》要比《罗亭》、《前夜》、《父与子》、《处女地》和《猎人笔记》更有诚敬的声望和生命的活力。为什么会是这样?这缘于在人物与所处时代的结合上，托尔斯泰要比屠格涅夫写得更为完美和揉实。前者在时代的故事上更为注重“人”和人的生命，后者则更为注重“社会人”和人所处的时代的(阶级)辨析。

关于对人的认识，托尔斯泰曾经说：“有人徒劳地把人想象成为坚强的，软弱的，善良的，凶恶的，聪明的，愚蠢的。人总是有的是这样的，有的是另一样的;有时坚强，有时软弱;有时明理，有时错乱;有时善良，有时凶恶。人不是一个确定的常数，而是某种变化着的，有时堕落、有时向上的东西。”由于这种对人的生命过程更为复杂的理解，安娜则是“一个多么奇妙，可爱和可怜的女人”，甚至在卧轨自杀时，看到“一位穿特大撑裙的畸形女人，安娜想象着她不穿裙子的残废身子的模样，不禁毛骨悚然”。这实在让安娜的真实也达到了令读者毛骨悚然的地步，使一个人物的生命真实，到了无可比拟的实在。

是的，我很烦恼，但天赋理智就是为了摆脱烦恼;因此一定要摆脱。既然再没有什么可看，既然什么都叫人讨厌，为什么不把蜡烛灭掉呢?可是怎么灭掉?列车员沿着栏杆跑去做什么?后面那节车厢里的青年嚷嚷什么呢?他们为什么又说又笑哇?一切都是虚假、一切都是谎言、一切都是欺骗，一切都是罪恶!

这段话几乎是所有论者论述安娜的生命对世界的呼唤，可比起来安娜在卧轨的那一瞬间，

“她丢下红色手提包，头缩在肩膀里，两手着地扑到车厢下面，微微动了动，仿佛立刻想站起来，但又扑通一声跪了下去。就在这一刹那，她对自己的行为大吃一惊。‘我这是在哪里?我这是在做什么?为了什么呀?’她想站起来，闪开身子，可是一个冷酷无情的庞然大物撞到她的脑袋上，从她背上碾过。‘上帝呀，饶恕我的一切吧!’……那支她曾经用来照着阅读那本充满忧虑、欺诈、悲衰和罪恶之书的蜡烛，闪出空前未有的光耀，把原来笼罩在黑暗中的一切都给她照个透亮，接着烛光发出轻微的哗剥声，昏暗下去，终于永远的熄灭了”。

表面看，这写的是故事中人物安娜死亡的结束，实质上，是针细线微地描绘了文学中人物生命真实的深度和厚度。我们从典型人物安娜身上，读到的是人的生命的本质，而从巴扎罗夫这个人物身上，看到的他是左派还是右派的社会思潮，这就是托尔斯泰和屠格涅夫的差别，也是他们同为那个时代现实主义文学光辉的并肩双雄，在一百多年后的亮度之差。还有司汤达的《红与黑》。倘说社会与时代，《红与黑》也正如作家写下的那句话：“一八三〇年纪事。”小说中广阔的社会画面，对十九世纪初期法国资产阶级社会制度的剖析，在今天看来，都有烦琐累赘之嫌，但因为于连这个人物的丰满、复杂与独到，正是一个生命真实的展开和延展，从而使我们对《红与黑》有着永不忘怀的阅读和记忆。

人物生命的真实是否大于故事中对复杂社会真实的揭示与铺排，并且这个人物是否超越时代和时间，对当下所有人的人生有多少普遍意义，这是我们作为读者对经典现实主义作品在今天的切实苛求。

《阿Q正传》从写就至今，已经整整九十年。为什么九十年后，这个人物还相貌血肉都清晰在每个中国读者的心里?是因为阿Q作为人物超越了复杂的社会背景和时代，与我们今天所有人的人生有着普遍的镜子意义。这是一个被鲁迅写出最大生命真实的现代文学中最典型的“这一个”。鲁迅在那个时候的写作，能够挤入伟大现实主义作家的行列，如果没有他那一批都渗入人物之生命的小说，当我们把他归入伟大时，是会有些舌短或嘴唇发颤的。当然，广阔的时代和复杂的人物所建构的那些不朽的现实主义长篇小说中，没有中国的小说，这是我们后人的遗憾，但二十世纪之初，中国作家紧跟世界文学的步伐，也足以让今天的我们骄傲和尊敬。莫泊桑是作为短篇大家存在的，他倒是有着长篇《一生》和《俊友》等，但这些长篇在他的创作中却是读者有意忽略的沉默，甚至有人会想何必写出这样的平庸之作。《羊脂球》不过一万来字，其对社会与人的剖解，足可抵过写了三十万字的《一生》;人物生命真实的深度，足可大于莫泊桑在长篇小说中对上层社会(并非人物)精细用心的努力。从这个角度去说，我们没有必要惋惜鲁迅没有给我们留下现实主义的鸿篇巨制。倘是他果真写了那样一部作品，谁又能保证这部长篇就一定可以经典并同十九世纪的伟大小说并驾齐驱?鲁迅以他的《呐喊》和《彷徨》，作为中国现实主义小说洞悉并打开生命真实这一真实境层的第一人，也许这已足以为我们的现实主义所自豪。我们真正要惋惜感叹的，是我们后来的现实主义作家，没有沿着生命真实的路径，朝现实主义更远、更为广阔、深厚的生命真实的方向进取和探求。其后的写作，文学被革命牵死了鼻子，由生命真实的境层倒退回了世相真实乃至控构的真实。而且这一倒退，几十年间就再也难以挣脱，如被主人牵着的牛或驴样，永远地在磨坊辛勤地、不知疲倦地原地打转和兜圈。

本文节选自阎连科《发现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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