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心脏是一座两居室的房子，一间住着痛苦，一间住着欢乐

卡夫卡:心脏是一座两居室的房子，一间住着痛苦，一间住着欢乐

在卡西内利的橱窗前，有两个孩子在东游西逛，一个大约六岁的男孩，一个七岁的女孩，穿得很多，正在谈论着上帝和罪孽。我在他们身后站了下来。这姑娘，也许是天主教徒，认为只有欺骗上帝才是真正的罪孽。那男孩，也许是新教教徒，以天真的固执劲儿追问，那么欺骗或者盗窃又是什么呢。“也是一种很大的罪孽，”女孩说，“但不是最大的，只有对上帝犯罪是最大的犯罪，对人犯罪我们可以忏悔。当我忏悔时，天使马上又出现在我身后，因为当我犯罪时，魔鬼就来到了我的身后，只不过我们看不到他。”也许是严肃地说话使她感到累了，为了制造一点轻松气氛，她转过头来，说道：“你看，我后面没人。”男孩也转过头来，看见了我。“你看，”根本不管我是否能听到，或者根本没有想到这一点，“我后面站着魔鬼。”“他我也看到了，”女孩说，“可我说的不是他。”

他不要安慰，但并不是因为他不想要（谁又不想要呢），而是因为寻找安慰意味着：为此献出他的一生，始终生活在他的存在的边缘，几乎在这存在之外，几乎不再知道，他在为谁寻找安慰。因此他甚至不可能找到有效的安慰，这儿说的是有效的，而不是真正的，真正的安慰是不存在的。

他抗拒同仁对他的定格。一个人即使是必不可少的，他在另一个人身上看到的也只能是他的视力和注视的方式所能及的那个部分。他也像所有的人那样，但却是强烈得过了分地拥有一种欲望：把自己限制成同仁看他的视力所及的那种样子。假如鲁滨逊，无论是出于自慰还是自卑还是畏惧还是无知还是渴望，从来不曾离开过岛上的最高点或不如说最易被人看见之点，那么他也许很快就完蛋了；由于他不去考虑那些来往船只及其蹩脚的望远镜，而是开始对他的岛屿作全面的探索，并开始喜欢它，他保住了他的生命，而且最终由于理智必然导致的逻辑性而被人找到了。

所有美德都是个人的，所有恶癖都是社会的。被视为社会美德的，比如爱、无私、公正、牺牲精神，只不过是“令人惊讶地”弱化了的社会恶癖。

他对他的同时代人所说的“是”与“否”的区别，对于他本来的说话对象来说相当于死与生的区别，他自己也只是似懂非懂。

后世对个人的判断比同时代人正确的原因存在于死者身上。人们在死后，在孤单一人的时候才得以以自己的方式发挥自己。死亡对于个人来说相当于星期六傍晚对于烟囱清洁工的意义，他们清洗肉体上的油烟，然后便可看出，是同时代人更多地伤害了他还是他更多地伤害了同时代人，如果是后者，那么他就是一个伟大的人。

否定的力量，不断变化、更新、死去活来的人类斗志高潮的这一最为自然的表达，是我们始终拥有的，但否定的勇气我们却没有。而实际上，生活就是否定，也就是说，否定就是肯定。

他并不随着他思想的死去而死去。这种死亡只是内心世界里面的一个现象（内心世界依然存在，即使说它只有一个思想），一个无异于其他自然现象的一个自然现象，既不可喜，也不可悲。

他溯流而上游去的水流是如此湍急，以至精神不太集中地游着的他有时会对这荒凉的寂静（他就在这寂静之中击打着水）感到绝望，因为在失败的一个瞬间他就被推回得非常非常之遥远。

他感到口渴，这时只有一丛灌木把他和泉水隔开。可是他分成了两体，一个他纵览一切，看到他立于此地，而泉水就在一边，第二个他一无所觉，顶多隐隐约约地感觉到，第一个他看见了一切。由于他一无所觉，他也就喝不着水。

他既不勇敢也不轻率，但也不胆小怕事。一种自由的生活不至于使他害怕，现在这样一种生活没有光临，但他并不为此担忧，他为自己根本就无所担忧。可是有一个他根本不知道是谁的某人为他，仅仅为他，怀着很大的、无休止的担忧。这个某人对他的担忧，尤其是这担忧的无休止，在宁静的时刻中有时使他感到难以忍受的头疼。

想要起来时，一种沉重感阻碍着他，这是一种安全感：感觉到一张床为他铺好了，而且只属于他；想要静卧时，一种不安阻碍着他，把他从床上赶起来，这是良心，是不停敲击着的心，是对死亡的恐惧，是反驳他的要求。这一切不让他休息，于是他又起来了。这种起来卧倒和一些于其间所做的偶然的、仓促的、古怪的观察构成了他的生活。

他有两个对手：第一个来自他的发源地，从后面推挤着他。第二个挡着道，不让他向前走。他同时与二者斗争着，其实第一个支持他与第二个的斗争，因为他要把他往前推，而第二个同样支持他与第一个的斗争，因为他把他向后推。但是只是理论上如此。因为并非只有两个对手，而是还有他自己，但又有谁知道他的意图呢？无论如何他有这么一个梦想：有朝一日，在一个无人看守的瞬间，比如一个空前黑暗的夜间，他得以一跃离开战线，由于他的斗争经验而被提拔为判决他那两个还在互相搏斗着的对手的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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