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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培云:我为什么远离了文学?

2017-11-19 15:41 来源:www.xuemo.cn 作者:熊培云 浏览:6105669

 

熊培云:我为什么远离了文学?

 

  最近抽空收拾书房,找到一个旧日记本。这是一个不大的本子,只写了前面二三十页的内容后面就荒废了,时间跨度为1994年5月到8月。我几乎彻底忘记了它。昨晚在图书馆看书时喝了些浓茶,半夜醒后全无睡意,索性通读了一遍。

  那年我二十一岁,差不多已经走出了内心的苦境。日记写得蜻蜓点水,读起来还是算是比较轻松的。有时候甚至像个伟人,一天只记上一两句话。偶有涉及某个只有一面之缘的人物,我现在完全记不起来。

  不过细读下来,里面还是记录了我年轻时的几件重要的事情。比如我的老师叶振华先生突然失踪了一个多月,我四处打听他是否平安。因为辅修了法律,我报名参加了律师资格考试,不过后来还是放弃了从事法律这个行当,等等。

  深夜,翻看自己二十多年前的日记,仿佛在听一位久违的故人在说他的遭际。而我印象最深的是六月十日的那一篇。它在一定程度上为今天之我解开了一个谜团,即大学毕业后为什么我一直没有写小说。如果不是刻意去想,这件事我也差不多忘了。而我曾经那么热爱文学,为此我在中学和大学都办过文学社,按说不至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对文学失去兴趣或者热情的。

  当天的日记是这样的:

  我的文学路是越走越艰难了。艰难于我并不陌生,而且我也不害怕。只是这种艰难让我黯然神伤。Z编辑(隐去姓名)自己也承认他们编的《××文学》没有质量,编完了他们自己也不会理的。而他为此能过上(每月)五百大毛的日子,主编也乐哉游哉。没有建设什么,他们的现存任务只是一种维持,所以他们的生活也不会有多少磨难。而刻骨铭心的磨难,恰恰是我珍惜的。流浪的脚步,驿动的心都会记下一切。

  “我们这是党刊,不能有低沉的调子。”很久以前我便听过他这样挽救我的话,这次他真的要挽救我了。他语重心长,也许我们只能做生活上的朋友,后来我想。

  “假如我年轻时有你这样的灵性,我不会只是一个平凡的编辑的。所以我还是劝你珍惜下你的才华,随一些大流,先得弄点名气,才能有所影响。而现在,即便是给你发了,除了给我们工作带来不方便,引起麻烦外,还会有什么呢?我们每年受30万俸禄,说白了……一切得听婆婆的。”

  “我建议你先造几篇简单的东西吧。模仿着写。”说到“造”字时,他脸似乎有些红。见我正盯着他看,他猛地尴尬地笑了起来,然后挪了挪身子,“简单些,我一定帮你发的。”

  哎,这简直是在杀我,这简直是一个阴谋,使我平庸,老Z啊老Z,你是要我凤凰涅槃变成鸡啊!

  法语考完后,发觉只要好好学会达到中级水平的。努力吧,法国是艺术之国,是罗曼o罗兰的故乡。晚上情绪糟糕,将为什么选学法语的原因告诉了老六,文学上的伤感似乎已经淡了些。

  文学是我的一种抒情方式,正如对未来的情人说我爱你一样,来自生命的直觉和内心的喜悦,而不是卑怯的企求。我的路到处都是,我没有绝望的时候。

  J‘enverrai une lettreà mes parents. Il fait du vent.*

  接下来是隔天的日记:

  周末,宁静的夜。我买了第三盘《命运》,这盘钢琴曲我会听一辈子的。总是感觉听到它时,我内心一切都宁静下来。我仿佛坐在天国的船上,每个音符都是阳光中的荡浆,如羽滑翔。

  sol-sol-sol-mi

  贝多芬说,“命运是这样地来敲门的。”

  这两天的日记勾起了我很多回忆。我的大学生活乏善可陈。上面提到的稿子,是我十九岁时写的中篇小说《火焰》(奇怪这几天我在找它,竟然找不着了)。有个细节我此时慢慢想起来了,我去《XX文学》杂志社,是因为前面提到的恩师叶振华先生看了我的小说,他觉得很不错,于是将我介绍到天津文联他的一个朋友那里,也因此辗转认识了Z编辑。我很感谢他没有将我这个涉世未深、藉藉无名的学生拒之门外。不过由于小说不合要求,未能发表。

  后来的故事是我把小说里的主人公彻底给写死了,就是自杀的那种。据说歌德把维特写死了,歌德自己活了下来。我想我也是如此吧。我苦闷的生活的确也随之结束了。

  这是我二十岁前后的一段经历。再后来,当然还有一些其他或大或小的原因,比如作为长子需要率先担起老家的责任,我慢慢地疏远自己有关文学的梦想,而去做一些立竿见影的事情。毕竟那时候还年轻,人生有很多种可能。就像水漫过石头,文学的道路不通,我还有其他很多选择。只是,人生的紧要处的确只有几步,而这一别就是二十年过去了。

  说回那段经历,其实至今我也不清楚Z编辑那段推心置腹的话对我造成了怎样的影响。我想简化一下他的意思大概是这样的:你有才华,但你必须改变,否则你的理想是无望的。对于一个不谙世事的年轻人而言,这种推心置腹也许是致命的。它让我仿佛看到全中国都站在他后面,都在非常诚恳地对我说:“年轻人,要么按中国的规则来,要么就放弃吧。”而我当时认为改变自己就意味着我将失去自我与理想,所以我拒绝又同时接受了这种无望。

  我知道,那时我真正的无望是——为什么中国的文学杂志不鼓励作家们按照自己的内心去写作?

  不幸的是,我也因此信以为真,暂时选择了放弃或者延后自己对梦想的追逐。

  而这种无望,在最近有关方方小说的批判中我再次看到了。想起上世纪三十年代胡秋原、苏汶等人对文学独立性与主体性的坚持,以及鲁迅、瞿秋白等“无产阶级文学派”对他们的攻击。八十年过去,这个国家发生什么变化了呢?当年的那场笔战尚属民间争论,可谓见仁见智,而现在仿佛变成了“官民之争”,一种胜负已分的格局。

  好了,我不想展开说政治性的话题了。不是我惧怕,而是政治对于一个作家而言没有那么重要。我甚至希望把它降到微乎其微的地步。我不能说方方写出了我理想中的小说,但我知道此刻我和她的差距。无论方方个人和小说遭遇了怎样的批判,她终归是完成了她自己想写的小说。而我的写作,始于当年的那次失望,至今还没有真正开始。当然,因为这场事后张扬的搁置,我对自己的人生怀抱着一些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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