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秀的作家,在一种难以克制的创作冲动中,他必须找到一个“形式”,就像大河必须找到一个承载它的河道,如果没有,它就会自己冲出一个。世界上的河流,它们都有着不同的河道,不同的形态,不同的深度、宽度,不同的温度。在这里,河与河道,其实是一体的,是一种生命的呈现。文学就如一条河,需要自己的河道。不同的作家,不同的作品,就需要不同的河道,这些不同的河流,人类一看见,就知道它们是河,不会误认为是山。一个作家,有自己独特的生命,独特的生命体悟,因此,也就需要自己独特的文体形式。而且表达不同的生命体验,也就需要不同的形式。鲁迅的小说、散文、杂文、诗歌、演讲,都那么与众不同,就因为他的生命体验的独特,他的思想的深刻,还有他为此找到的非常妥帖的形式。于是,鲁迅就成为了文学史上的一座高峰。
电影大师卓别林塑造的流浪汉形象深入人心,但他只是电影默片时代的产物。在默片时代,卓别林无疑是超人的,无人能及的。他将他哑剧的表演天才与默片时代的电影天衣无缝地完美结合,这才诞生了流浪汉的杰出形象。可是电影的发展过快,很快就进入了有声时代,卓别林虽然也挣扎着导演、主演了几部电影,其中《大独裁者》保留了他流浪汉的一些形象,《凡尔杜先生》、《一个国王在纽约》的反响也都不错,算是他这一时期较为成功的作品,但总体看与他早期电影已经无法相比了。他无疑地感到吃力了。因为他独创的流浪汉,就形式来说,只适合默片。他说:“如果我真的去拍有声电影,无论拍得多好,我也没法超出我演哑剧的水平。我也曾考虑,如何让流浪汉开口说话:或是说一些单音节的短词,或是只嘟哝几句什么。但是,这都不行。只要是一开口,我就会变得和其他丑角一样了。”
鲁迅一生一直想写一部长篇小说,可最终没有动笔。我想没有找到一个“形式”,可能是一个很关键的因素。如果说短篇小说是一棵树,那长篇小说就是一座森林。中国传统的长篇小说很多其实还是短篇小说的结集,如《儒林外史》,这一点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里说“虽云长篇,颇同短制”,是颇中肯綮的。没有贯穿全书的中心人物和主要情节,只是分别以一个或几个人物为中心,其他一些人物作陪衬,形成一个个相对独立的故事,完全符合中国人散点透视的审美习惯。至于《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都是章回体,也就是属于中国文化特有的说书传统。这种传统,伸缩性特别大,可长可短。就结构来说,也远远没有达到自足的程度。《红楼梦》第一次打破了说书的程式,而且比较成功,可惜也只完成了80回,并没有完篇。“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鲁迅第一次用全新的结构奠基了中国现代小说,而且无论思想、文采、形式,至今无人超越。但在长篇小说领域,他一直犹豫不前,最终一无所成,用杂文这种更适合自己的文学形式结束了自己的文学生命。
我们的很多长篇小说就其内涵来说,与一个短篇小说没有多少差别。也就是说,我们看到的还是一棵树,而不是一座森林。欧美的很多长篇小说杰作,它们的结构就用的是西方交响乐的结构。在那种宗教音乐文化的影响下,他们的长篇小说结构,一般来说都是创新不断,而且比较成功。因为他们适合长河思维,而我们更适应短章思维。
真正的形式,是自由的象征。庄子说“逍遥游”,一个内心不虚净,没有“坐忘”的作家,是很难真正进入“形式”,并获得一种形式感的。诺瓦利斯说,诗人即世界的创造者。一个真正的作家,是具有精神超越的人,他的眼睛并不在世俗的那个层面,他创作只是为充分表达自己的体验和感受,表达他对这个世界的看法。中国当代作家为什么越写越粗糙,越写越没有细节了?这就是因为他们对这个“世界”的感知方式出了问题。他们的写作是为“别人”或外在的一个目标,而不是出于自己内心的需要,不是为了安妥自己的灵魂。因此在写作中他们就没有耐心,也就是不“耐烦”,只是很快地从不同的写作对象上“滑”过,而丝毫不愿意停留。他们要的是悬念,是传奇,是票房,是感官刺激。真正的写作就如小孩的游戏,是一种全身心的投入,是细节的玩味、重复,是不断地停留、回味,是一种彻底的忘我。苏联作家布尔加科夫的一段话:“一个作家不论处境何等困难,都应忠于自己的原则……如果把文学用于满足自己过上更舒适、更富有的生活的需要,那么这种文学是可鄙的。”这样的作家不管如何“形式”,也只是“技术”而已,因为“形式”不“自由”,没有“结构”能力,文学作品的质量也就可想而知。
在这样一个技术突飞猛进的时代,每一位有追求的作家,都应该重新思考形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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