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达：兰山上看兰州夜景

雷达：兰山上看兰州夜景

久居兰州的人都知道，深夜出门，不用抬头，即能感到，或身后，或眼前，定有一庞然大物在夜色中谛视着你，那就是皋兰山了；也不必引颈四顾，定能听到一种哈气似的嗬嗬声在空气中鼓荡，那就是黄河的涛声了。

记得一九八六年前后，有位兰州的故交到了北京，闲谈中顺便说起：“皋兰山上建公园了。”兴许他的语调太平淡，兴许当时的我未及细想，反正我没当回事。我估计，那无非是在皋兰山腰的某处修了个凉亭罢了。我的想象力再丰富，也是断乎达不到山颠的——在我少年的记忆里，皋兰山仰不可攀，直薄云汉，如壁立的屏障守护着兰州，兰州则是偎在它脚下的羊群。实难想象，在这陡峭的几乎寸草不生的皋兰山之巅，能建个什么公园。　

终于，在一秋日傍晚，我回到了阔别二十多年的兰州。下火车后猛一抬头，竟惊讶得说不出话来：皋兰山还是那副熟悉的静卧了千万年的姿势，老熟人似的对我歉然一笑，但仰观山顶，却全然陌生了，著名的“一棵树”没了踪影，只见原先最高处烽火台的位置上，隐约飞起层层亭台楼阁，与秋夜的星斗混成一团，细辨则有角翼然，在雾蔼里明灭，如神话里的蓬莱仙境一般，好像一阵风来，那缥缈的楼阁随时有升入霄汉的可能。这就是友人所言“兰山公园”了吧，果然奇幻至极。由于地面是万家灯火的闹市，山顶是星光灼灼的亭台，而中间部分的大荒山完全融入了沉默的夜色，所谓山顶公园便有了天上宫阙、琼楼玉宇似的飘游感。我盯视片刻，觉得眼睛发酸，真不知是天宫在轻摇，还是夜气在浮动。

我也算是到过一些地方，见过一些世面的人了，就说夜景吧，曾登上国际饭店看上海(听说现在该去登东方明珠电视塔了)，也曾登上枇杷山看重庆，还在飞机上看过夜的法兰克福和罗马，但我敢说，它们尽可以其富丽或壮丽炫人，却都不如夜的皋兰山那么富于梦幻之感。我早就觉得，兰州含有某种说不清的神秘和幽邃，暗藏着许多西部的历史文化秘密，凡只到过西安没到过兰州的人，绝对不能算到了大西北；只有到了兰州，而且流连黄河滩，驻足皋兰山者，才有可能摸索到进入大西北堂奥的门径。

我从来都固执地认为，王之涣的《凉州词》，只能作于兰州，而且描写的也只能是襟山带河的兰州。“凉州词”乃古乐府惯用的诗题，并非只能写凉州或只有亲临凉州者才能用它，这就犹如唐人写“出塞”、“入塞”的诗很不少，井非每个人都非要出一回塞一样。可是，单就这首诗的意境观之，恐怕诗人不亲自来到一个高山、长河、古城三者奇绝地扭结在一起的地方，是断难杜撰得出来的。

我想象，王之涣是在一个早春的正午，一个假阴天，来到兰州雷坛一带的河谷的，他极目西眺，觉得黄河上接白云，仿佛是从云端挂下来的，就有了“黄河远上白云间”的句子出唇；再侧目一看，发现身边的孤城兰州紧贴着崔嵬的皋兰山，四围群山如簇，使山愈大而城愈小，便生出了“一片孤城万仞山”之慨；当时天气乍暖还寒，兰州一带的杨柳还没有吐芽，王之涣打了一个寒噤，猛听得有羌笛声若断若续飘来，心里想，兰州尚且如此，那凉州以西的古战场，还不知道会怎样的苦寒呢，遂叹息道，“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啊。我这样解，唐诗专家可能要引经据典地起来反驳，但据我所知，只有兰州才具备诗中所写的特殊地貌，往西去，甘、凉、肃、瓜四州不是这样，沿黄河上下逡巡，济南、郑州、西宁、银川等地，也都不是这样。后又发现岑参咏兰州的诗：“古戍依重险，高楼见五凉。山根盘驿道，河水浸城墙”，益发坚定了我的看法。

兰州这地方确乎有种非凡气象，黄河穿城而过，环城则是山的波涛，好似一座天然的古堡，外面的东西不易进来，里面的东西也难出去，铁桶也似的封闭。要是在西安，你会感到关中大平原的坦荡与敞开，身在兰州，你就没法不体验一种与世隔绝的疏离感、禁锢感，连走路的步子都会放慢。从地图上看，兰州才是中国真正的中心。老人们常说，环绕兰州盆地的群山是一条逶迤的巨龙，皋兰山是龙头，九州台是龙尾，确实越看越像。小时候，我就经常好奇地久久凝视着它，盼望着又惧怕着它会抖动头颅。及长，渐渐知道了龙的传说，就想，这里是否才是中华民族真正的发祥地？惜乎只是猜想，并无如“黄陵”之类的有史可征。但凭着直觉，我相信这是一块神秘的土地，以前必发生过或不见史籍却惊天泣地的事，以后也必会弄出震撼神州大地的响动。

考证起来，兰州的历史甚为悠久，秦置陇右郡，汉置金城郡，隋置兰州，皆为兵家必争之险要，到了今天，它更是西北重镇，交通枢纽：陇海、兰新、兰青、兰包诸线，均奔凑兰州而来，交会之后又各奔西东。川陕及沿海的货物要进入青海、新疆、西藏，或青海、新疆、西藏的产物要运到内地，大都须经兰州这个“瓶颈”。兰州的得名，一说来自于夹峙着它的一山一河，即皋兰山（兰）和黄河之滨（洲）；一说古时的兰州四季如春，盛产兰花，故有此名。对后一说，我有些怀疑。古兰州府或古金城郡，其实是一个小文化圈的别称，它还应包括河州、湟州、临洮、循化、榆中、皋兰等一大片青海与甘肃接壤的地面。新石器时代著名的马家窑文化和稍后的齐家文化，老窝都在这里，前者因临洮的马家窑而得名，后者因广河县的齐家坪而得名，你想找最地道的三足鬲和鱼纹盆，恐非此地莫属。曾使举世惊愕，众学者争执不休的“舞蹈纹彩陶盆”，即出土在这个文化带。此盆也确实奇特得很，盆沿上的舞者，咱们的老祖宗们，头上之饰物似为发辫，披于脑后，而下体之物，就很像男性生殖器，舞者裸体而踏跳，奔放恣肆，性器官非常之突出，这就不能不使学人们大费猜详，一定要破译它的意义了。列祖列宗，你们何以豪放如此？它的笔势、动感、构图、线条均出奇的成熟，却出自五千年前的先民之手，怎不令人惊异。

所以，兰州是封闭的、沉滞的，但又是雄浑的、放肆的。不信，你往黄河老铁桥上一站，南望皋兰山，北望白塔山，下望黄河那并不张扬却又深不可测的浑浊漩流，会感到—种山与河暗中较劲的张力，或如蒙克绘画中才有的紧张感，据说现在的黄河冬天也不结冰了，于是不存在解冻问题，但在我小时候，看春天的“开河”，那刺激不亚于惊雷奔电。若一个人独立河边，或会被它骇人的气势吓得战栗。看啊，一块块硕大的排冰，像一个个满怀仇怨、冲锋陷阵的生灵，互相追逐着、撞击着，那高扬着手臂的冰块杀过来了，那低头冲刺的冰块迎上去了，时而惊天动地处轰鸣，时而粉身碎骨地呻吟，有的冰块狂暴得简直要扑到岸边来捉你，于是冰水都溅湿了你的棉鞋。四野岑寂，整条大河犹如低吼着的、厮杀不断的、尸横遍野的战场。夜幕降临，益发骇人心目。这不由让人想起《吊古战场文》里河水萦带，群山纠纷，声析江河，势崩雷电一类的句子。遥想发生在著名的兰州河谷里的无数部落之间、宗教之间、民族之间、政治集团之间、阶级之间的征战和杀伐……

翌日，天一放亮，我便急于寻觅登皋兰山的途径，想弄明白夜气中仙山琼阁的来由。我虽在兰州长大，却从未登上过皋兰山，在过去，那几近妄想，这回该偿还宿愿了。此时，王作人先生来了。王是我当年在兰州大学的同窗密友，现为该校教授，新闻系主任，他约我同去拜访另一同学杨临春女士。杨的寓所恰在皋兰山脚下，窗明几净，我们就坐看通往山顶的缆车缓缓上下，以及游客们的嬉笑状。杨说，干万不要白天坐缆车游山，那太没想象力了，一定要夜里上去，你才能看到一个真正的神秘的兰州。

饭后，三个老同学散步在通往五泉山（皋兰山脚下的一处名胜）的路上，互相打量一番，感慨油然而生。作人是当年班上的英俊小生兼饱学之士，如今业已头顶微谢，一脸沧桑，他那曾经俊逸的脸庞，平添了不少岁月的沟壑。临春是著名的“校花”。当年我在班上年龄最小，虽不明内情，倒也听说，她的追求者就有“十八罗汉”之多。那可能是夸张，肯定有冤枉的，比如仅写了一张小纸条者之类。现今的她，已是五十出头的人，正遇上私人生活的坎坎坷坷，脸色颇显憔悴，明亮的眸子流露着呆滞，只有秋风中依然苗条的背影，还能想见昔日的丰韵。按老话说，她的出身不好，解放后家境败落，举家作为移民被遣到河西走廊某县，在兰州上高中时，寒暑假没钱回家，她就住在学校里，三九天还穿着一双球鞋。她后来的境况时好时坏，似乎一直摆不脱出身的阴影。她是在外面闯荡多年后回到兰州的，我们开玩笑地说，这叫归正果。看着她的背影，心头忽然升起一种苍凉感：我们这代人的青春真像小鸟一样不回来了么?

他俩都说我不见老，我惟有苦笑，我说，这可能因为咱们西北人皮肤“厚黑”，少不显少，老不显老吧。临春忽然向我提了个严肃问题，她说，当年咱们班分配到北京的十几个人，为什么除了一二个，不出几年全都纷纷回来了，有的是老婆拖后腿，有的是生活不习惯，一个个直到回到老家的热炕上方觉安妥，你说，这仅仅是甘肃人家乡观念太重，畏惧交往，习性保守的缘故吗?我想了想说，这问题太复杂了，几句话何能说清，直到今天，在北京的甘肃人仍颇为寥落，牛肉拉面的打遍全国并不证明实质上有多大改变。比如，中直系统的全国作协会员近千人，而多年来其中的甘肃人竟只我一个，陕西人则要多得多，你说怪不怪？也许，这些都与眼前的这座大山有关吧。

我小时候就觉得，兰州这座城市有种诡异而神秘的气息，当地俗谚云，“兰州地方邪，说龟就是鳖。”比如，过日子禁忌特别多，一言一动，甚至吃什么不吃什么，都能引起大人们的一番指责或恫吓，而大人们自己，也似乎个个寡言罕语，说出话来神龙见首不见尾，叫你摸不着头脑。他们之所以如此，是出于害怕，因为在他们的经验里，希望的事总是落空，担忧的事总要发生。后来渐渐明白，兰州地面，哪方人氏都有，汉藏蒙回无不靡集，而且教派繁多，关系复杂。从老人嘴里，偶然能听到血脖子教与关里爷、苏四十三血战华林坪，马五哥与尕豆妹、新兴教与随教汉人、西路军、民国十六年大地震与民国十八年大旱、血洗邱宅一类的传说，无不染着血腥气，而这些传说反过来就更增加了这座城市的神秘。范长江在《中国的西北角》中有一段话说：“汉代以后，汉族对于西北各民族之征伐或抗拒，多以兰州为极西之支撑点，即到现在，兰州仍然成为汉族在西北与回蒙藏各族交往之中心，自政治方面言之，中国现在政治力量西部之极限，仍以兰州为止。北过黄河，西过洮河以后，军政权力，尽在回族手中。”范公这番话虽说在一九三六年，对揭开兰州历史上的文化密码，却具有高度价值。

然而兰州人也并不缺乏幽默感。有一首年代久远的谣曲，俏皮而无奈地表达了劳动者对苦难的反讽，是我迄今为止看到的最绝妙的中国式的黑色幽默，倘用沙哑的嗓子哼哼起来，定叫人鼻酸而笑：

　　走了个阿干县哪，买了个破沙锅，

　　试着去吃饭哪，倒把那嘴划破，

　　哎世上的穷人多呀，哪一个就像我。

　　买了个破皮袄啊，虱子虮子多，

　　穿在了我身上啊，雀儿它来作窝，

　　哎世上的穷人多呀，哪一个就像我。

　　娶了个大老婆啊，脸上的窝窝多，

　　买了一升面啊，倒搽去了一半多，

　　哎世上的穷人多呀，哪一个就像我。

　　盖了个破房房呵，窟窿眼眼多，

　　鸽子来踩蛋啊，倒把那梁踏折（读舍），

　　哎世上的穷人多呀，哪一个就像我……

我觉得，兰州城的性格，就像它那典型的大陆性气候—样，晨与昏，夜与昼，骄阳与大雪，旋风与暴雨，反差十分强烈；又像皋兰山与黄河的对峙一样，干旱与滋润，安静与狂躁，父亲与母亲，对比极其分明。这里既有最坚韧、最具叛逆性、最撼天动地的精神，也有最保守、最愚昧、最狡诈、最麻木、最凶残的表现。马化龙、马明心、苏四十三们的伟大的殉道精神，已在张承志沉郁苍凉的笔下复活，虽然我早在几十年前就听过这些回族英雄的传说，却无力写出。作为西北人，我感谢张承志和他的《心灵史》。但我认为，哲合忍耶诚然是一种宗教精神，但它的根须却是深扎在西北的大漠中的，这里的人民不论传教与否，都曾表现出同样万死不辞的血性，这就不单单是哲合忍耶所能囊括的了。广为流传的长诗《马五哥与尕豆妹》，是民间艺人根据真人真事编唱的，老兰州人都会哼几句，“马五阿哥的好心肠呀，羊肚子手巾包冰糖”之类。这故事叙述一对受封建宗法和门阀观念压制的男女青年，婚姻不幸，就不顾一切地“通奸”，向着阴沉而凶残的宗教势力挑战，遂招致杀身之祸，终以“血脖子精神”喋血刑场。使我奇异的是，这故事中“性”的描写极为大胆野气，其反叛性异乎寻常的决绝，中原文化恐不可能有此胆魄。但我又觉得，它的反叛精神是非理性的，自在的，原始的，带有一种可悲的封闭色彩。

大概就因为这一切，我十分看重皋兰山顶上建公园这件事，觉得它似乎是一个象征：象征着兰州要超越，要登攀，要与山外的世界对话，要升高立足点，打破万年的闭锁，汇入大时代的冲动。传说霍去病西征到兰州，正赶上黄河冰封，战士喝不上水，真是“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皋兰雪满山”啊，他一怒之下跨上红鬃烈马，要冲到皋兰山外去，却没能上去，只在山根下用马蹄踩出了五眼清泉，遂有了名胜五泉山。这自然是传说而已。但民族英雄苏四十三反抗乾隆暴政，坚守在皋兰支脉华林坪，被切断了水源，他欲翻山突围而不可得，终于悲壮就义，可就不再是传说，而是史实了。传说也好，史实也罢，似乎都在证明，皋兰山不是那么好超越的。

到兰州第三天的深夜十二点左右，机缘来了。我们看完秦腔出来，司机小马忽然说，你不是想上皋兰山吗，走！我以为小马在开玩笑，半夜三更的，找死啊。然而，说话间车已窜出了闹市，箭镞一般沿伏龙坪逶迤直上了。此时，不见有下山的车，夜在前方展现出一个庞大黑影，黑影的顶端有点点灯火在夜气里浮游，极为渺远。我们的汽车便向着这黑絮般的夜和星星似的灯奋不顾身地扑去，我想它远看一定像一粒萤火虫罢。虽然疾驰的车子左面不断闪出闹市灯海，我哪里顾得上细看，只是屏住气，死死攥住扶手，直到攥出满手的汗。我决不是一个胆小鬼，走过很多夜路，但我要说，像这样紧偎着绝壁，下窥着夜市，一边是命如悬丝，一边是赏心悦目，将死亡与闲适奇妙揉合的地方，在任何一个都市也难觅到。

蓦然间，一九四九年八月的皋兰山重现在眼前，我又看见马步芳的骑兵沿山上临时公路昼夜转移。从山下仰望，可以清楚看见山腰间黄尘滚滚，万马攒动，每隔五分钟光景，必有一匹马同骑兵一起被挤翻下来，那只能是当场翻落摔死到山下。那时，不及六岁的我，就专门痴痴地清点着摔死者的人数。兰州战役是著名的恶仗，皋兰山支脉狗娃山战役，在战史上也很有名。我在一份材料上看到，当马家军一败如水，土崩瓦解时，马步芳神情黯然地对其子马继援说，我们由当初的十几个人，发展到现在的十几万人，又由现在的十几万人，回到原来的十几个人，真是天意难测啊。他好像怀着一种对自身命运和地域文化的秘密无力索解的遗恨。

的确，在西部，有些事是很邪乎、很不可思议的，譬如，河州有个叫摩尼沟的荒远村落，你可能连听都没听说过，它竟然培育并输送了近代以来统治西北的一大串政治首脑，尤其是主宰青、宁的所谓“西北五马”，除马鸿逵系河州西集人，其余的皆出其里，而耀武扬威了几十年的“马步芳军事集团”最早也从这里起家。不过，这一切都与一个名叫马占鳌的人联系在一起。此人名声并不特别彰显，但所起作用极大，他实在是西北的一个幽灵，少数几个改变过西北史的人之一。由于《心灵史》，人们爱谈哲合忍耶，其实更应注意的也许是马占鳌。如果说，哲合忍耶的领袖马明心作为一种精神象征是伟大的、不可企及的，那么，叛变者马占鳌作为一种精神象征则是无节操的、投机的、阴郁的。然而，可怕的是，历史在很长的时期里，竟然选择了、肯定了、袒护了马占鳌及其自全之策。这就不能不令人深长思之。

马占鳌原是河州摩尼沟的一位回民领袖，又是一位道行颇高的阿訇，主要活动在清朝同治年间。由于他抑富济贫，敢作敢为，曾在民众中享有很高威信。面对左宗棠的血腥镇压，他曾高张义旗，在新路坡一役，巧施“黑虎掏心”战法，打得左宗棠部损兵折将，鬼哭狼嚎，溃不成军。他的军事奇才，使左宗棠惊骇万分。就在他的反清事业如日中天，人望几达顶峰之际，他突然提出降清的叛变主张，不免惊呆了他的战友。他先是派遣本族的十公子到左营投诚，继而他自己披戴枷锁亲到左营请罪，并为清廷的征剿和屠杀出谋献策，于是深得左氏的器重与赏识，那丑态很像洪承畴、钱谦益之流。但历史好像并没有惩罚这个叛徒，反而由此奠定了他的家族基业，开创了一个马氏家族统治甘、青、宁的漫长时代。有篇文章说得好，“惟河州的马占鳌不但无灾无害地善终，而且由于他的青云直上，形成了此后七八十年军阀割据的局面，这种离奇的情况，一方面表现出马占鳌投机取巧、工于心计，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清朝以回制回政策的毒辣。”我感到，马占鳌其人虽已湮没无闻，但他那保守与狡黠、愚昧与精明相结合的消极的智慧，他的家族门阀利益至上的顽固意识，作为一种具体化的地域文化精神，是否并未完全散尽，至今还在暗中挽住历史的脚步呢？

过去常说陕甘不分家，又说青甘不分家，它们其实代表着两种不同的传统。陕甘传统中含有较多开放的、向内地文明靠拢的因素，但它却柔弱、苍白；青甘传统带有更为封闭、蒙昧、保守的游牧文化色彩，但它犷悍、蛮勇，更富于生命强力。青甘传统的实质是封建化、家族化、门阀化，当年马步芳、马鸿逵们的用人，就曾有“甘、马、回、河”之说，必须是同教门、同地域、同家族之三同者，方可信用。还有个金树仁，三十年代初期的新疆统治者，居然也是河州人。在此人治下，全疆一度是甘人的天下，当时谚云：“早晨学会了河州话，晚上便把钢刀挎”，意谓只要认了老乡，马上就有官做，其狭隘保守的程度可见。近代以来到建国之前，兰州似经历了从陕甘传统向青甘传统的倒退，直到解放后，这一倒退的态势才被遏制了。但这种封闭性，作为一种惰性的地域文化心态，一旦成形，要改造就恐非一夕之功。

十五公里提心吊胆的险路总算跑完，这辆无畏的汽车也终于在山顶的平坝上歇了脚，车里的几个人全都汗津津的，气咻咻的，好似狂奔的不是车而是人，大家相视而笑，笑意中藏着历险后的庆幸和宽慰。“看哪”，谁向山下遥指，紧张立刻转化为兴奋，发出一片惊呼。就在我们眼底，呈现出一片狭长的、璀璨的、深邃的灯光之海，宛若颠倒了的银河。灯光有白的、黄的、蓝的、橙的、红的，各个闪动着慧眼，于是，它们涌动着、呼吸着，如同有生命的潮汐。兰州并未睡着，愈是暗夜，它愈是光彩射目。黄河呢，这白昼奔腾不息的长龙莫非躲起来了？不，在两岸长串灯光的夹峙下，明显地有一条“黑河”，那就是她。我推想，在她的深渊，一定奔涌着黑色的、凶险的波涛吧。这时我才留意到，天上的星宿离我们极近，大有“扪参历井仰胁息”之感，再转身向南望去，好不吓人，但见夜暗里蹲伏着无数弓起脊梁的巨兽。同行的甘肃作家王家达告诉我，那是比皋兰山更高的马寒山（马衔山）峰群，要在黄昏时辰看，别是一种阔大气象。

夜深沉，寒气袭人，我却伫足山顶不愿离去。我在想，对兰州来说，皋兰山无疑是它的见证。四十六年前，马家军企图凭借天险负隅顽抗，终究不敌，兰州遂告解放。现在，古龙要彻底翻身了，古城要跨进现代化的门槛了，人们干脆在皋兰山顶建起公园，这太有挑战性和想象力了。一条龙紧锁兰州的历史结束了，人们已掐住了龙头，真正的驯化自然的时代开始了。我猛然觉得，此刻我登上的何止是山的峰顶，实乃一种精神境界的峰峦。回头一瞥，心头一惊，更高的马寒山在黑暗中默默注视着兰州呢！

（写于一九九六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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