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小说是怎么写出来的？

夏商：小说是怎么写出来的？

小说和故事最大的区别在于前者的技术性

“文学作家”这个说法很有意思，不经意间说出了一些文学的秘密。作家不都是文学作家么？也对，也不对。广义上说，作家都是文学内容的生产者，但“文学作家”是个比较窄义的词，特指严肃文学作家，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纯文学作家。难道还有不严肃的、不纯的作家？不能从字面上这样理解，除了严肃文学，我们还有通俗文学，通俗文学分很多门类，所以也叫类型文学，比如言情小说、玄幻小说、恐怖小说、侦探小说、推理小说、科幻小说，等等。那么严肃文学和类型文学的差别在哪里呢？简单说，类型文学有一个套路，用我们行话说就是有一个固定的叙述圈套。拿好莱坞大片举例，比如“007系列”，我们进入影院前，是知道故事框架的，詹姆斯·邦德肯定又接到一个非常难的任务，眼看着就完不成了，但没关系，我们知道邦德再危险也不会死，演邦德的演员死了邦德也不会死，永远会逢凶化吉，最后肯定完成任务。这样的叙述圈套，就是类型文学常见的现象。那么，同学们会说，既然类型文学是有这样一个大致固定的框架，为什么我们还要去读呢，道理很简单，虽然有一个框架，故事的情节还是千变万化的，还是会有出人意料的桥段的，读起来还是很愉悦，有时还是比较刺激的。那么严肃文学和类型文学的区别在哪里呢？简单来说，类型文学作家追求的是说好一个故事，严肃文学作家追求的是故事有一个好的说法。业内通常认为严肃文学是文学的正统，比通俗文学档次高，我倒觉得文学的高下，不是取决于它的类别，而是看文本的完成度，通俗小说里有很多伟大作品，严肃文学中也不乏赝品劣作。　

有些读者没有基本的文学概念，把故事和小说同等起来，认为《故事会》《知音》上面刊登的也是小说。显然不是的，小说和故事最大的区别在于前者的技术性。故事怎么讲，材料怎么使用，怎么遣词造句，大有讲究。读者都好奇一件事，小说究竟是怎么写出来的？故事要合理，人物要栩栩如生，还要交代时代背景，让读者为故事里的人物牵肠挂肚。谁都知道小说是虚构的，却未必知道人物在故事里怎么完成逻辑自洽，这一切是怎么做到的？　　

先来说说材料。我们知道人世间每天会发生各种各样的事，有些可以作为小说材料，有些则不能。比方说，八十年代我在浦东中学念初中，有个比我大一届的学兄，是知青的孩子，借读生。我们有一个共同的语文老师，他在报纸发表过几块豆腐干，是我当时崇拜的偶像。有一天，他突然离开了学校。过了很多年，才听那个语文老师说，他家里出了事，赶回了贵阳，若干年后考上华东师大才重新回到了上海。什么事让他放弃上海的学业赶回贵阳呢，他支内的父亲在农贸市场买菜，贵阳当时可能有点乱，有人用打山猪的枪追一个人，大概是为了抢钱。前面那人跑得飞快，追的那个家伙就在后面开枪了，竟然把我那个校友的父亲给打死了。　

这是个偶然事件，也是个真实事件，因为过于巧合，直接作为小说情节就显得技术含量很低。我们生活中会发生一些离奇得好像不太容易发生的事，直接作为小说材料却未必妥当。为什么呢？因为它不具备普遍性。我一直认为现实的传奇性是大于小说的，同时认为好小说是写人类共有的情感与秘密，而不是显摆那些蹊跷的、离奇的、怪异的、煽情的情节。　

讲到煽情，我想起有部台湾电影叫《妈妈再爱我一次》。这部电影当时非常红，很多人看哭了，然后为了哭就不断去看，越看越哭越觉得感人。乃至于后来出现很多这样的电影，打亲情牌和煽情牌，就是要让观众的泪腺旺盛分泌。很多人还认为这样的小说或电影就是成功的，其实恰恰相反，对于一个训练有素的导演或作家来说，要把一个读者或观众弄哭太容易了。为什么呢？因为人类有共同的情感软肋。比方说那些生离死别，那些让人不堪承受的悲惨际遇，然后在场景上设计得再用心一些，人的情感自然就控制不住了。有些日韩影视剧也是，弄不弄就用白血病把角色搞死了，要不然就是失忆，失忆是另外一种死亡。这是言情小说的惯用伎俩，这种情节的设置就很低级，特别没想象力，没什么技术含量。　

所以从技术上来说，我那位学兄父亲的故事虽然是真的，但我不会把它写进小说。因为它违背常规逻辑，生活的逻辑不是突发事件。好小说的情节要有合理性，过于离奇或煽情的材料并不好。

写小说的难度在于细节

我初学写小说大概是十六七岁。为什么要写呢？因为有很多话要讲，简单说就是我对人生有了自己的看法，想通过文字表达出来。写作者大部分会从散文诗歌开始写。为什么呢，一个是篇幅小，容易入门，再有一个就是，散文的取材一般是有切身体验的，比方说我们上语文课，老师会布置一篇“记一件有意义的事”，其实就是很短的散文。等到上了初中情窦初开，给女同学写情书，会绞尽脑汁写几句漂亮句子，这就是诗的雏形。这些句子肯定不是平时说的口语。情诗的语言，多少会有些造作，会过度使用一些修辞，因为女孩子总是喜欢甜言蜜语嘛，甜言蜜语变成文字就是漂亮的句子。　

这或许就是文学的自觉意识阶段，很多人过了这个阶段，就不再写东西了，也有些人，比如像我这种，比较热衷于文学，就会坚持写，写短了还不满足，因为发现豆腐干不足以涵盖我对人生的看法，就会慢慢加大篇幅，人物啊，细节啊，感悟啊，会慢慢增加。这是一个摸索和学艺的过程。写作时间长了，手艺慢慢就娴熟了。我很认同那个一万小时理论，无论小说家也好画家也好，或者木匠也好厨师也好，真正掌握一门手艺，得花一万小时，这里的一万小时不是指具体时间，而是指工匠精神，是指耗费大量时间精力打磨技艺。对小说家来说，光打磨技艺可能还不够，还得有人生阅历，我曾说过小说是中年人的事业，通常要到四十岁左右才能拿出比较成熟的作品。　

为什么说小说是中年人的事业呢，因为你要对世事有了更多体验以后，才能写出体恤人情的作品。年轻时可以掌握大量词汇，掌握语言技巧和结构技巧。光有这些，作品可以在形式上做得比较好，当然形式做得好也是不容易的，但光有形式，本质上还是花拳绣腿。很多小说家过多关注小说技法，试图用技法来撑起作品，最后走向文本主义、形式主义。　

根据霍桑《红字》改编电影

回到小说是怎么写出来的这个话题，忽然想起一部美国小说，美国作家霍桑的《红字》，一个主人公，妻子出轨了，好像是南北战争刚结束，发生在一个小镇上的故事。妻子的出轨对象是个很帅的牧师，后来两人的奸情穿帮了。红字是什么意思呢，类似我们古代的耻辱戳，就是林冲发配时额头上被烙的印记，就是在你身上弄个红色的字母A，说明你是一个不贞洁的女人。记得故事里有一些基督教灵魂拷问的东西，因为那个通奸者是牧师嘛。不过这和我说的关系不大，我想强调的重点是，这个故事会是怎么样的一个结局？按一般的叙事逻辑，这个女人会更加堕落，破罐子破摔嘛，成为一个真正的婊子，穷困潦倒，最后自杀、他杀或失踪，总之，荡妇就活该没什么好下场。如果按这样的思路往下写，当然也没问题，很多小说就是按既定套路往下写的。但那样的话，可能就不是一部伟大小说了，要知道　《红字》是当之无愧的美国经典，是很多大学和高中的常规推荐书目。这本书的了不起之处在于，它的叙述难度。　

霍桑没有把这个女人往继续堕落里写，反其道而行之，把她往好里写。要知道，这样一个逆转说起来容易，写起来却非常具有挑战性。这小说很早看的，有些细节记不清了，反正通过作者的讲述，我们的女主人公，通过自己的勤劳、内敛、善意，把那个象征耻辱的红色A 字变成了道德崇高的符号。我们知道小说是讲逻辑的，你前面把这女的说成是通奸的婊子，最后又变得像圣母那样美好，这中间要设计很多转折，光有转折还不行，还得让读者觉得这些转折是合理的。但作家扭转了叙事，从技术上来说，这个小说完成度是很高的。什么叫完成度呢，还是以电影举例，我们有时候看一部电影，看完后骂这叫什么破玩意儿，瞎编，这个情节不对，那个细节也不对。这就叫完成度不高。无论是电影还是小说，有时候一个细节不对，一个走向不对，就大打折扣了，甚至于整个故事就不成立了。写小说的难度就在这里，一个作家的高低也在这里。

写小说是写人类共同的命运

言归正传，假设现在我开始要写一部长篇小说了，它现在还是一个虚无，一个字都没有，那么小说家这个魔法师是怎么把一个不存在的故事编出来呢。肯定会有一个最初的起心动念，就是会有一个念头。比方说某一天临睡前突然想，我应该写一个女孩成长的故事，有时这个念头一闪而过，不是很强烈，可能就过去了。有时过了两三天还在，而且还触发了更多的灵感，或许就可以动笔了。这时你就会考虑这个人物的一些基本元素，她的年龄、长相、性格、家庭背景、时代背景，以及大概会是一个怎样的开始和结局。这个女孩是上海人是西安人还是青岛人，会有一个设定。故事会慢慢长出来，小说玄机的地方会慢慢出现，人物一旦形成人格，就会带着作者走，作者如果由着自己的性子，反倒会走偏。所以我们说，小说是本就存在的，小说家不过是把它找了回来。说的就是这种来自小说内部的力量，听上去很玄乎，其实小说中的人物还真是有自己的话语权的，这就是写作的魅力。

小说就跟造房子一样，比方一部十万字的小说，前面一万字或一万五千字就是建筑的基础，这个基础非常重要，基础不牢固，房子就造不起来或造到一半塌方了，我们知道房子是一块块砖砌起来的，小说是一个个字码起来一个个细节撑起来的。成也细节，败也细节，好的细节使人物栩栩如生，具有合理性、逻辑性，差的细节就把小说搞砸了。你首先得了解你笔下的人物，很多外部因素会影响人物的性格和命运。我们继续把这个例子进行下去，那个虚构中的小姑娘，可以把她设定成上海人，一个局长的女儿，也可以把她设定成一个大别山的穷困老农的女儿，假设故事从2000年讲起，一个上海局长的女儿，一个大别山农民的女儿，哪怕你不是作家，也会发现，这两个人物命运的走向是先天不同的，上海局长的女儿条件优越，名校毕业的可能性很大，哪怕长得不好看但至少会打扮。大山里的农民女儿，因为家境贫寒，可能就没有受过那么好的教育，行为举止可能就比较粗劣。这样的描述和立场无关，和地域歧视也无关，是一种大概率的实际情况。我前面说过，小说的选材最好具有普遍性，个案容易走进死胡同，说到底，写小说是写人类共同的命运。

假设两个女孩一样大，从十八岁开始写起，写到今天的2015年，她三十岁了，如果没有特殊情况，局长女儿在上海电视台当个记者，或者在某个世界五百强企业当个金领，或者自己创业开个咖啡馆，她父亲本就有人脉和各种资源，她也是名校毕业，完成这些在逻辑上是成立的。　

那么大别山的那个小姑娘，没有社会资源，没有好的学历，可能就在当地嫁了一个普通人或者出来打工，没什么技能，到处打工很落魄，如果有几分姿色，一不小心沦为夜总会小姐也是符合故事逻辑的。这样，这个小说还没开始写，就有了两种可能性，无论写局长女儿，还是写农民女儿，情节是完全不同的，如果按我们习惯思维的逻辑写下来，开头就能猜到结尾了，这样的小说有什么意思呢。　

那么我们换一种玩法，让局长女儿堕落成夜总会小姐，让大山里的村姑成为上海电视台记者，这个好像就有点意思了。就有点跟《红字》异曲同工的意思了，至少，它就有戏剧冲突了，因为这样的故事违反了正常的人生轨迹，但真要这样写，难度也来了，因为要发生这么重大的命运转折，你要用大量细节来说服读者，这些细节必须是符合逻辑的，不能乱来不能牵强，有人写小说喜欢让人物的命运跌宕起伏得很厉害，却没有交代好充足的理由，也没合理的细节来圆谎，小说的细节实在太重要了，细节不真实，读者就会觉得假，心想这不是瞎编么，根本不符合生活中的实际，我们还是拿影视剧举例，经常会有一些时尚电视剧这样塑造小白领，一帮外地小白领在京沪广深这样的大城市群租打工，也不知道他们赚多少钱，反正按电视剧里的角色，顶多五六千块钱一个月，然后借的公寓那个豪华程度，一个月没两万块钱拿不下来，你故事再会编，有生活经验的小白领心里会说，这不可能啊，我借的房子明明那么破，怎么可能租那么好的公寓。还有，那些白领小姑娘，怎么可能每天把妆容化得那么精致，衣服怎么可能每天都山清水秀是烫好的，裙子上一点皱褶都没有。这就是细节失败，细节一旦失败，人物就站不起来了。　

一般来说，写小说有两种，一种是先打草稿拉提纲，就是把故事框架搭好，骨架有了，往里面注血塞肉。还有一种是随波逐流式的，跟着小说本身的规律来写，据说《安娜·卡列尼娜》完成稿和最初构思是不一样的，安娜最后卧轨自杀，托尔斯泰最初的构思不是这样的，写着写着就把女主人公给写死了。这种随机的情况在创作中很常见，也就是我刚才所说的，要尊重小说人物的话语权，要让小说人物掌握自己的命运，小说家虽然有“上帝”的成分在，但更多是小说人物代笔人的角色。如果小说还没写，就把故事编好，往骨架里塞肉，不知道别人怎么看，反正我觉得特没意思，太具匠气，不是一个充满想象力的小说家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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