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想侮辱自己的生命”——记者眼中的张承志

　　在几十年的写作生涯中，张承志始终与主流文坛保持着一定距离，他也是少数在喧嚣的环境中始终坚守内心的作家之一。对于他所生活着的世界，张承志始终充满着警惕和怀疑，并在自己的笔下将这种怀疑淋漓尽致地展现——我们是如何成为今天的我们，又该如何面对过去与将来？对于许多人来说，张承志的难以亲近不仅在于他的不苟言笑，除了他一篇篇慎思之后才以铅字形式出现的文章，读者们几乎没有任何地方可以获知他的近况———没有博客和微博、很少接受采访、甚至不太在公开场合露面。对于媒体和网络的不信任，使他很少借助这些方式与读者沟通，只有在文章中，他才变得鲜活、睿智、斗志昂扬，语言自然地形成一套符号密码，只有真正理解他的人，才被获准进入。
　　张承志的笔下，少数民族文化是个永远不会穷尽的主题。他毫不讳言：此生认定了三块安身立命的大陆——内蒙古高原、新疆和甘宁青伊斯兰黄土高原。高中毕业后，四年的内蒙古生活使他与自由不羁的牧民相互亲近和理解，他自称“喜爱骑马、孤身长旅”，并在早期的《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黑骏马》等作品中，将对于草原和游牧民族的情感炽热而激烈地倾泻于笔端，无数读者通过他见识了草原汉子的坚毅勇敢，也认识了这个隔绝于现代世界的神秘群体。与当时各种起起落落的文学潮流相比，张承志的写作落寞而孤独，与其他人的写作格格不入而产生的压力始终环绕周围，但他却从未动摇：“我觉得我没法背叛我自己的这么长时间的一种感受，更不能背叛一个异民族，一个蒙古民族对我的抚育，所以我坚持这样写。而且这里面有很多很多文化的因素，它在支撑着我。”至今，当年被生活和命运抛到内蒙古大草原的他依旧能从那段生活经历中汲取价值，获取有营养的参照系。1984年的西海固之行，则催生了他影响极大、却也备受争议的长篇小说《心灵史》。中外学者从来无法窥透哲合忍耶神秘的内核，张承志却以小说的形式将这个倡导“人道、人性、人心”的伊斯兰教教派在不到两百年间所承受的悲壮历史呈现在读者面前。在这部糅合了多种写作方式的作品中，张承志写尽了心中所想，并一度表示将“以这部书为句号，结束我的文学”。
　　作为张承志的散文集，此次获第二届在场主义散文奖提名奖的《匈奴的谶歌》收录了他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在《收获》杂志上陆续推出的大部分散文篇目。虽然作品创作时间跨度长达20余年，对于各种文化的阐述中却拥有一脉相承的思考。对他而言，时间的流逝为作品增加的只是篇什、技法、领域和知识，书背后的他，并无一丝本质的改变，表面质朴随意的文字中始终暗流涌动，思想的激越从未消退。
　　对于张承志来说，小说家的身份在《心灵史》之后就已告一段落。无数人为之惋惜时，他却表示自己本就“不具备充分的才能”，更适当地说，虚构已经不能满足他在写作中的承载——“确实有一些作家专门能够虚构，写得假的跟真的一样，假的写得特别有味，但是我不具备这样的才华。我更希望写的是散文，有时很短的一个东西，可以容纳很大的内容，可以考验自己的知识，催促自己去学习。”而在更早时候，他就开始思索将学术与散文相结合的写作形式，在看似随性、充满感情的文章中暗藏严谨。历史与考古学的学术根基则决定了他在面对书面资料时的审慎，对于自己所关注的文化，他执意于亲眼所见、亲耳所听。北京对于他来说，只是一个战场，是一个知识分子、一个作家与社会之间保持联系的方式。几十年的写作生涯里，他每年大部分的时间都在路上，只有身处文化所在的现场，身处浸染其中的人民之间，他才能感到真正的畅快和自如。
　　蒙古、日本、阿拉伯和西班牙……张承志所走过的地方，都为他的独立思考提供了文化参照，而在不同的语境的审视之下，他对于中国文化在深层意识上的挖掘也在持续深入。社会进程中，我们该怎样警惕文化传统的消亡？别人所犯过的错误，是否会在我们身上重演？身为一名作家和知识分子，张承志始终在进行着痛苦思索：“哪怕再难，也要坚持知识分子的良心和批判，这是我在自己的微渺作品中一直坚持的。一切能抓住的题目我都在写，一切能发表的机会我都不放过。”
　　曾经有一段时间，他少有地厉声斥责沉沦于物欲的文化界，呼唤在商品经济大潮中“清洁的精神”，而近两年却又悄然沉寂，转而以一部部散文作品表达自己的文化立场。并非他与这个世界有所妥协，而是他不愿意像说相声一样随意宣扬。用他的话来说，这是一种“更加温和而成熟，但更充满挑战的决意”。年过花甲的张承志，从未放慢自己的脚步，在他眼里，这只是因为“不想侮辱自己的生命，如此而已，并无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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