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詹姆斯：他以崇高与谦逊回敬历史

亨利•詹姆斯：他以崇高与谦逊回敬历史

文\郑周明

1895年，已被后辈作家称为“大师”的美国作家亨利·詹姆斯梦想着以一部戏剧征服伦敦。然而，他的第一个剧本《盖·多姆维尔》首演即告失败。在失败的阴影下，詹姆斯接受了爱尔兰贵族的邀请，在酒宴歌会中品味人到中年的困顿，舔舐内心深处的创伤。

这是爱尔兰作家科尔姆·托宾的小说《大师》的开场，这部以19世纪现实主义大师亨利·詹姆斯为主角的作品掀开了21世纪初英美文坛的回望与纪念。很少有作家像亨利·詹姆斯一样，早年成名，声动英语文学世界，却因对美国文化的指摘而长期受到本国文坛的冷落。事实上，如今回头再看，亨利·詹姆斯对美国文学的那些观点，与其说是批评，不如说是一种敏感的诚实。他逝世于1916年2月28日，距今整整一百年。对欧洲文坛而言，一百年并不是一个足够长以至于可以遗忘的时间，但对于20世纪的美国文坛，无数旗帜与口号让其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他们来不及去重视这样一位启发无数后辈作家的大师，也无暇顾及过早的武断的评判，一直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文学史家们似乎才冷静下来——像亨利·詹姆斯当初希望的那样，做一个成熟的现代人——接纳这位出自美国的文学大师。

一百年来，幸好整个英语文学世界并未彻底忽视亨利·詹姆斯，在欧洲有无数作家与学者为其撰写各式各样的文本——从以他为主角的传记到向他致敬的小说——这些文本共同构建了一个“詹姆斯式”的风格群落，它们的存在应让美国文坛感到一丝幸运与放松——至少他们的语言同道不会轻易冷落一位与马克·吐温齐名的大师。

亨利·詹姆斯是一个多产作家，一生都在不停地写作，他写的小说、故事、文学评论、剧本及传记，总数不下100卷，此外还有大量信件和札记。当他在英国写作戏剧时，他羡慕的是一个比他更红的作家，王尔德。王尔德行文与为人的张扬，与詹姆斯几乎形成夸张的对比，而后者的文学成就显然更为深沉和隐晦。拿王尔德与詹姆斯比较，唯一的重点在于对待女性的态度上。詹姆斯的大量作品都以女性为主角，在作品中委婉表达自己的情感，以及在文学史家眼中最重要的对心理描写的理论和创作实践，在19世纪末这两者同时归于詹姆斯笔下，自然是罕见，也是令其早早跨入“大师”行列的原因之一。

在代表作《黛西·米勒》中，女主角黛西·米勒年轻、天真、纯洁无瑕，在欧洲文化价值观中的世故一面的冲击下追寻自身的价值观；《一位女士的画像》中年轻的美国女性发现自己的教养最终导致她不能正确对待两名工于心计的美国侨胞的求婚；《波士顿人》故事背景设在女权运动上升时期；而《美茜的抉择》则讲述了一个处于青春期之前的女孩要在亲生父母和与母亲同龄的女监护人之间做出选择的故事；他最广为人知的中篇小说《螺丝在拧紧》，聚焦了女监护人与儿童性侵犯之间的社会问题。传记作家自然不会忽略这些作品中泄露出来的与詹姆斯现实情感有关的角色，并将之与他终生独处的话题联系在一起。的确，《一位女士的画像》灵感来自他的表妹蜜妮，詹姆斯非常小心地处理了这样一个角色，并将自己不愿也不敢表达的情感放在了小说中。托宾在《大师》中敏锐地发现了同样敏感的詹姆斯，详细讲述了这位大师的独特性格与心理变化，而这种心理，又与他为何大量书写女性，乃至离开美国漂泊欧洲大陆都有直接的关联。 

我们还应注意到，上述作品中传递出的不仅是性别与心理叙事，也有詹姆斯作为一位小说家，放下自己中上层阶级身份，竭力接触社会各阶级成员的行为。他的小说背景下至工人阶层，上至豪门贵族，较多描绘中产阶级美国人来到欧洲大都市的生活。他坦言自己的创作来源于每周末在乡下午餐会听到的各种八卦消息。

美国文学评论家埃德蒙·威尔逊因此曾把詹姆斯的客观条件与莎士比亚做了对比：“如果一个人把詹姆斯同十七世纪的戏剧大师拉辛和莫里哀相比的话，他就会站在这样的角度欣赏詹姆斯，他不仅跟那两位大师观点相仿，甚至很接近莎士比亚……他不像法国社会的书记员巴尔扎克，也不像托尔斯泰那样身为社会的先知：他们仅仅接受如何展现人物道德的冲突，既不回避也不消减，他们并不强调社会的客观条件，而是把人物道德冲突的表现当做永恒和普世的主题。他们甚至不抱怨上帝为什么让这些不完美存在，他们仅仅把这些道德冲突当做生命存在的条件。”

亨利·詹姆斯拥有如此积极的社会参与，其中也有他年轻时便频繁周游世界并为许多媒体供稿所形成的见识。他的足迹遍及日内瓦、巴黎、伦敦、博洛尼亚、威尼斯等地，1876年，30多岁的詹姆斯开始长住伦敦。1915年，他正式宣布加入英国国籍，此举震惊了美国文坛，也引来了尖锐的批评，即便是他次年去世葬回美国，也仍然无法平息“叛离”的指责。虽然改籍一事，据说他是出于反对美国在一战中保持中立而采取的抗议行动，但更多原因，或许还是源自他对欧洲的亲近感。

与同时代许多文化名人一样，詹姆斯并不避讳自己对欧洲文明的好感与溢美，并且非常坦诚地批评当时美国文化的病症，只是，他的敏感为他带来的并非是尊敬，而是愈来愈深地被人误解。美国文化向来视自己为某种“例外”，它如此年轻有朝气，深信世界的公平与正义将在脚下这片新大陆实现，相反，欧洲大陆太过世故和迂腐，19世纪还存在的贵族气氛更是令美国文化阶层嗤之以鼻。在这种时代环境下，当詹姆斯将自己的思考与担忧诉之于文字指向母国时，换来的当然是盲目自信的反击。

早在1879年，詹姆斯在《论霍桑》一文中说道：“我们可以一一列举出那些在别的国家里存在的、高度发达的文明所具有的‘文物制度’，而它们在美国社会的生活中却难觅踪迹，直至我们会惊讶地想，美国到底有些什么……”晚至1904年，他回到美国开展旅行演说并将所写的文章结集为《美国游记》，书中他描写了美国商业和民主的崛起，自由移民对美国文化的冲击，他对这些社会变乱对美国民族性带来的威胁表示出深深的忧虑。而这些言论遭遇到的都是来自美国文坛的不解的嘲讽。

这些反对的声音穿过一个世纪趋于缓解，仿佛詹姆斯笔下的那些美国年轻人，执著而自信地成长，虽幼稚却自行承担物质文明加之于他们身上的悲喜，也终会成熟。这位长期被美国文坛视为“局外人”、“异乡人”的大师，陆陆续续被写入美国现代文学史著作之中给予客观评价。美国知名文学批评家爱德华·瓦根切奇特在《詹姆斯小说总论》中说：“为了成就全然的伟大，一件艺术作品必须能鼓舞人心，他的小说不但做到这点，而且还远远超出这一切。”

在中国，亨利·詹姆斯同样是一位被冷落的世界级作家，其作品不是没有译介便是中文版权中断已久，特别是其晚期几部成熟之作，如《美国人》《鸽翼》《使节》《金碗》等，皆是如此。百年后，当我们面对整个英语文学世界，若要追溯心理描写与早期意识流、追溯英美文学从写实主义转向现代主义，便无法绕开他，也恰如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所言：“对他的作品只需一瞥，就足以使任何摇笔杆子的人觉得应该照他的榜样重新审视直接的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