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魂：盛世何以走向“疯狂”？

叫魂：盛世何以走向“疯狂”？

文\谢窦

所谓经济繁荣、社会安定、国库充盈的乾隆盛世，其实只是一个“镀金”时代，实则危机重重。

 “上海女逃离江西年夜饭”的帖子持续引爆舆论圈后，最终被证实是一则炮制的假消息，这颇有点啼笑皆非的闹剧意味。相比而言，发生在1768年乾隆朝的“叫魂妖术”事件，则堪称一出标准的“荒诞剧”：

眼看着起于青萍之末的一句“剪辫叫魂”的谣言，像滚雪球一样最终震动朝野，令举国上下疲于奔命，冤案四起。

简介：在中国的千年帝制时代，清高宗弘历可谓是空前绝后的一人，然而在乾隆盛世达到登峰造极的时候，整个大清的政治与社会生活却被一股名为“叫魂”的妖术搅得天昏地暗。在1768年从春天到秋天的那几个月里，这股妖风冲击到了半个中国，百姓为之人心惶惶，官员为之疲于奔命，皇帝为之寝食不宁。在讲述叫魂故事的过程中，《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重在讨论这背后的历史意蕴。

在1768年，浙江德清县的慈相寺门庭冷落，而附近的观音庙则香火鼎盛。为了争夺香客，慈相寺的和尚就散布谣言，说城东桥塌后，竞标失败的海宁石匠为了报复，在去往观音庙的路上做了法，路过之人都要遭殃。之后，谣言很快变成石匠经常偷盗人的魂来加固桥梁。

由于在民间，向来有魂魄之说，谣言因此一时而盛，细节也越来越生动和逼真，并迅速溢出浙江地界，沿着运河一路北上，甚至传到了直隶。与此同时，乾隆出于谋反和汉化的焦虑，对此猜忌甚深，认为幕后肯定有人主使，不惜兴师动众，因此成举国大案。之后，历时几月缉捕审问，军机大臣们发现叫魂一案，从头至尾，根本就是子虚乌有。

这样的乌龙事件何以会在“盛世”发生？一则“剪辫”谣言又何以让皇帝焦灼忧心，让行省大员诚惶诚恐，让平民大众惊慌无措？这构成了孔飞力先生《叫魂》一书的书写主题。

孔飞力对“叫魂”一案的关注，当然不只是因为它提供了一个好看的故事。乾隆朝晚期在孔飞力学术视野里，是“中国悲剧性近代的前夜”，因此对理解中国的现代化也有着更深刻的意义。（在其后续作品《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一书中，“乾隆朝晚期”因为人口增长、经济全球化等因素，隐含有中国现代化开端的意味。）

事实上，在有关清朝制度的研究中，已然不乏成果，但关于相关制度的详细运转，从皇帝、官员到民众之间的反应和互动的研究却不多，而《叫魂》就是一个出色的样本。孔飞力能紧抓“叫魂”一案，从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等多重视角综合切入，这涉及到他对“事件”一词的理解：

“人们在制度中的相互关系同发生于现实世界中的“事件”绝不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恰恰相反，正是这些“事件”使得国家作为工具和制度的两个侧面各自因对方而具有了意义。”

在这场“事件”反应中，新中国建立以来，在革命叙事逻辑下的“民众”或“人民”，不再具有光辉的色彩，而表现为一种“丑陋”的暗影。长期处于权力链末端的民众在“叫魂”案中，突然在僧、道、乞丐、游方郎中等边缘人群身上找到了无拘束的权力感，并肆意攻击、诬陷他们。

刘仲敬在《想象中国，建构中国》一文中，曾将《叫魂》视为“文化大革命的史前史”：愚昧狂热的群众，理性官僚对群众的本能压制，至高皇权利用群众打击官僚的小算盘。

而相对恐慌的民众，乾隆和群臣之间在“叫魂”案的博弈上，各自有着清晰的意图，也可视作专制权力与常规权力之间的一场拉锯。对乾隆而言，“叫魂”案切中了他作为异族统治者，对官僚集团的防猜心理和汉化的忧虑，因此他想借此案重整官场规范，巩固皇帝威权的目的。

而面对暴民的狂怒易变和君主的反复无常，官僚集团则始终试图按部就班的、日常化地处理这一事件，因此也成了整个案件中一个缓冲的中间力量。这就必然涉及到官僚集团与皇帝之间的意图错位和博弈，与此相关，对消息控制的争夺，以及叫魂事件的定性，都成了关键的博弈点。（关于此主题，宋志标的《叫魂案：乾隆与群臣的角斗》和张鸣的《<叫魂>的多余话》都有精彩的论述。）

综合三方反应，孔飞力提出的一个判断是：所谓经济繁荣、社会安定、国库充盈的乾隆盛世，其实只是一个“镀金”时代，实则危机重重。

他写道：

“我们在这里所瞥见的，是否是一个已被人口过度增长、人均资源比例恶化、社会道德堕落所困扰的社会所遭遇到的一种道德报应？在这样一个倍受困扰的社会里，人们会对自己能够通过工作或学习来改善自身的境遇产生了怀疑。

这种情况由于腐败而不负责任的司法制度而变得更加无法容忍，没有一个平民百姓会指望从这一制度中得到公平的补偿。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妖术既是一种权力的幻觉，又是对每个人的一种潜在的权力补偿……”

有趣的是，因谣言而甚嚣尘上的乌龙“叫魂”事件，后来真实地发生在1810年和1876年。可见作为“事件”的历史总在不断重演，也正因此，孔飞力先生才有此问：“这本书也是在写今天的中国，中国人看得懂吗？”

雪漠文化网，智慧更清凉！www.xuemo.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