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也可以这样读《波多里诺》

 

2015年，安伯托·艾柯（Umberto Eco）在意大利博洛尼亚。

 

我想，也可以这样读《波多里诺》

 

文\唐诺

 

有关安贝托·艾柯这位恶魔般的天才，特别是他小说中虚实真伪难辨的眼花缭乱历史文本和资料，艾柯的台湾本土第一号诠释人（依时间序）张大春曾郑重告诫我们，读小说时但凡发觉有一点点可疑之处一定得秉持住只此一个原则，那就是“坚疑不信”，也就是说全当是艾柯唬弄人可也。

读个小说真有必要读到如此草木皆兵吗？我想，这十多年来张大春在自己小说中造假骗人的事实在干太多了，走惯夜路的人，最怕自己哪天也沦为上当受害之人，其中有面子问题，这种戒慎戒恐的心情可以理解甚至同情，只是我们这些正直而且奉公守法的读者公民倒大可不必如此。

艾柯在小说中也许会埋伏个玩笑娱人也自娱，但这从不是他小说的真正关怀所在。我想，作为一名顶尖的符号学学者，艾柯不可能只停留在语言文字虚假性的最初级程度；再者，若真要揭示语言文字的虚伪假面本质，那艾柯大可一句话讲出来，又哪里需要用动辄数十万字的小说反复辨证攻打？

语言文字的诡计比单纯的真假之辨复杂太多也迷人太多了，比方说，在《玫瑰的名字》书中，扮演福尔摩斯的威廉修士通过一个“错误”的启示录模式追问修道院的连续命案，而这一模式不仅倒过头来被凶手所利用演变为真正的杀人事件，最终也是最为精妙的，这个不存在的模式却编织起纯属偶然无序的破碎独立事实，“正确地”找到了凶手和全部真相，由此巧妙揭示人为语言文字和广大无垠纷乱世界的复杂辨证认识关系。而此次这本《波多里诺》（Baudolino），一如大陆作家莫言的《四十一炮》，干脆先挑明了就是个满口谎言的骗子为我们讲述的白贼故事，是的，连怀疑都可省了一切都是假的，但好玩的是如波多里诺所说，奇怪他的谎言总一出口就一样样全变成真的，不存在的教士，不存在的图书馆藏书，不存在的东方贤士遗体和各式圣物，最终，还创造出一个遥远东方由教士统治的神圣王国出来，里面有奇怪的人、奇怪的兽、奇怪的河流、奇怪的一切一切，并容纳了所有人各种奇奇怪怪的不同梦想，而成为包括波多里诺自己在内一行人无尽追寻的旅程——

如此“谎言成真”，小说史上不乏先例，我个人印象良深是格雷厄姆·格林那本又滑稽又恐怖的《哈瓦那特派员》，不一样的是，格林的谎言成真说的是国家特务宁可杀错的悲剧，艾柯讲的却直接是语言文字的“本质”，不需要人的特殊恶意和贪欲，不需要某种特定的历史情境，阴错阳差是正常的，甚至还是必然的。

书中，有太多类似的片段，这里我们选用的是腓特烈大帝进军亚历山大新城的闹剧般战争。

彼时战局陷入泥淖，两造其实都苦恼于没台阶下好结束这场攸关生死却又无聊至极的战争，夹在义父（腓特烈大帝）和家乡亲人之间的说书人波多里诺于是想出了个精妙的诡计，他利用亚历山大原先就设计为陷阱用的秘密地道，安排一场圣彼得显灵护城的神迹。

“红胡子（即腓特烈）会相信这种蠢事吗？”“不会，因为他并不是白痴，但是由于他并不是白痴，所以他会假装相信，因为他比你们更想结束这一切。”

事情全照剧本来，但结局仍岔了出去自行发展—圣彼得显灵的假戏真实地鼓舞了亚历山大这些农民，他们附体般凶猛进攻腓特烈的大军并予以重创，硬是把和平的寻求演成了最惨痛的杀戮，“一面叫着圣彼得现身了，无疑的还有圣保罗，还有人看到了圣塞巴斯蒂安和圣达西—总之，天主教的众神全都聚集到这座可恨的城市”。

一如千年之前，古希腊奥林匹斯众神也曾都聚集到特洛伊那座可恨的城市一样，不都是这样子吗？

所以说，艾柯让我们看到，语言真正令人骇怕的，不在于它可以虚假、诡诈和欺瞒，而在于它居然可能就是“真的”；不在于人会处心积虑利用它为恶，而更在于它的不受控制，一旦散布到空气之中，它仿佛登时得到生命般自己走了，还自体繁殖开来，并回头吞噬创造它的那个人。

然而，这场因语言文字弄得不可收拾的围城大战最后结局如何？答案是，仍靠着语言文字解决，腓特烈大帝和农夫两造，在另一次心照不宣的谎言假戏中达成和议，将亚历山大城易名为恺撒城，就这么简单，败也谎言，成也谎言。

1、托马斯问，你真要控制它吗？

事情通常这样，有人瞧见危险，就会有人从另一面看见了华丽、惊喜、强大无匹的潜力以及希望，如万年冰封的傲然珠穆朗玛峰，如猫一般藏着利爪的女孩，如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云云，都是又危险又美丽的东西。和艾柯来自同一国度的意大利名导演费里尼便是喜欢一切危险、未知、不受控制事物的人，他不仅相信“骇怕的感觉是健康的”，还相信他自己的华丽创造力正是根源于此；而艾柯本人，一辈子在语言文字巨大谜团世界流连忘返的人，早在他《玫瑰的名字》书中，就通过见习僧埃森和他睿智导师威廉修士的问答告诉我们，仁慈万能上帝为什么要造出这么多害人的毒物呢，从矿物、植物到动物性的，从制造幻觉到瞬间置人死地的？“哦不，这每一种都是珍稀的良药。”

不受我们控制通常令我们怕，但著名的科学作家托马斯（Lewis Thomas）提醒我们不见得要这么想。他在一篇精彩的短文中细数我们身体的自动功能，从知觉、呼吸、消化、循环到免疫修护云云，明白揭示所谓“我们的身体”真正仰赖我们意志管辖指挥的其实少之又少，这可能让我们面子有点挂不住，但托马斯问，如果真把这些自动功能解除全交由我们意志接管会怎样？答案是会烦死你累死你到一刻也活不下去的地步。你要负责一整道比已知生产线复杂精致千万倍的摄食消化系统，同时得命令你血液里的红血球输氧并准确指挥白血球赶赴每一处异物入侵的战场，要彻底控制好全身亿万不同细胞或分裂或停顿或进行汰换修补，要分泌千百种不同化学物而且绝不容许弄错任一种及其浓度分量否则就惨了……太多了，也就是说你同时得扮演王永庆、斯大林、张荣发、拿破仑和李远哲而且没助手助理协助你。托马斯说，仔细想想，我们宁可损失一点点自尊算了，并应该打心底感激它们如此懂事自动自发。

艾柯自己评价《波多里诺》：“这是一本搞笑的怪异之作。”

语言文字的不受控制危险，于是也提供了我们机会，让我们得以超越自身意志和知觉可及的窘迫范畴，把我们带到广大、未知、始料不及的世界，如泛舟顺流而下，如歌词所说乘着语言文字展开的翅膀，就像《波多里诺》小说中他们逃出遭囚禁奴隶的厄罗瓦丁堡垒那一幕，乘坐着巨大到十只鹰加起来、凶暴到瞬间可啄光一头牛的洛克鸟飞起来，“看到了一望无际的沙漠、富饶的土地、草原和陡峭的山峰在我们脚下流逝”，甚至还看见了失落犹太人十个部落，最终抵达了君士坦丁堡。

2、卡尔维诺说，只有文学赋予自身无限的目标

最懂这样和语言文字相处、善用语言文字不受控爆发起飞能力的极可能是文学家，尤其是其中书写小说的人。还是来自同一国度的意大利小说家卡尔维诺说过一段极好的话：“过分野心的构思在许多领域里可能遭到反对，但在文学中却不会。只有当我们立下难以估量的目标，远超过实现的希望，文学才能继续存活下去……因为科学已经开始不信任一般性说明和未经区隔、不够专业的解答，文学的重大挑战就是要能够把各种知识、各种密码罗织在一起，造出一个多样化、多面向的世界景象。”

这当然不是说文学家有什么天赋特权，而是因为他们独特的思索方式及其操持行当的方式—这里，请注意所谓“区隔”“专业”的语言文字，其实就是对语言文字不安定性的试图控制，通过科学性的驯化，语言文字在其他思维领域中被固着成透明无色的工具，不允许变化，也不参与思考，因此人自主但有限的思虑和语言文字的工具性能耐，便构成了不可逾越的思维界线，不可伸手伸脚出去，这就是专业学科常说的“高贵的义务”，是维特根斯坦所终极告诫我们的，“凡不知道的都应该沉默”。

但文学家所使用的却是一般性的语言文字，这样的语言文字一放出去，便进入并浸泡在如巴赫金所说的现实界稠密的语言文字世界中，就像离乡背井的少年进入五光十色的城市人群之中，有可能一身残破通体是病，当然也可以期待他衣锦返乡富贵荣华。

文学尤其是小说书写的ABC之一，像我们常听小说家或评论家讲的，“别过度控制小说”，揭示的便是，小说通常不在真正动笔之前就树立起单一的、明确的目标，甚至预先决定了结局，而把语言文字压抑为单纯的表述工具、把书写过程只当成做苦工的生产或证明；相反的，小说家真正的思索是在书写过程中才真正如火如荼地展开，之前他可能有着基本意志和方向，也模糊程度不等地感知自己约略要找什么，但仍是开放的、可能性的，他得和语言文字商量甚至讨价还价，有时还得放手让语言文字走前头如信任识途老马在陌生的路途上，书写过程于是比较像一道旅程、一趟冒险，而不是“投入／产生”的生产线，价值的发现、意义的取得，乃至于最终的结局或说指向，都得延迟到书写过程中才会逐一浮现出来。

因此，艾柯自己在直接谈文学理论时（如《诠释与过度诠释》一书）说，作者意图和本文意图从来不会是一致的，这个分离基本上是由不受控制的语言文字所作祟或说玉成的；或白一点，博尔赫斯说的（当然不止他一人说过），小说的结局通常不会是书写者预想的那样，如果小说结尾真的就是书写者原先预期的，那是“最令人沮丧的一件事”了。

博尔赫斯说沮丧，是因为这在在代表了在书写过程的冒险旅行中你一无所获空手而归，于是这部小说，你狩猎到的只是海明威口中不值一顾的“一头死狮子”。

3、爱伦坡说，小说的价值在最后一行里

有没有过度控制的小说呢？有，一般我们所谓的类型小说就是，尽可能地控制便是此类小说的清晰标识。其中最代表性的就是类型小说中的推理小说，推理小说之父的爱伦坡说，小说的价值在最后一行文字里—这当然和博尔赫斯的想法完全背反。

说来有趣还绕口吊诡的是，艾柯用小说再再告诉我们语言文字的流动、渗透、变异、不受控本质，但艾柯自己的小说却正是严密控制下的产物，正如同欧陆几百年前的民主革命，是一些内心专制不容他人异议的人打出来的一样—我个人至今深信不疑，艾柯《玫瑰的名字》一书正是这类小说的空前巅峰之作，而且我甚至不敢想象将来谁谁还有超越的可能。

《玫瑰的名字》真的是穷尽严密思维、严密布局、理性、冷静或说冷酷、不让丝毫感情杂音分神、一步一步全按计划建构起来的究极演出，人若不是把灵魂卖给恶魔如浮士德那样，如何可能把脑子搞到如此精密到偏执的地步？我们就只举书中藏放人类全部思维秘密的修道院大图书馆迷宫为例，我一位也写好小说的老友吴继文当时迫不及待跟我讲，那个各藏书间形状不同却又对称、依字母编码并依这些字母组成而如万花筒变化的大图书馆迷宫是不可能真的成立，我听了心中一阵暗笑不做声，知道吴继文还没念完小说，事实上，不仅可能，艾柯还索性画出图来给我们看，就在中译本（台湾皇冠版）的页二九四—这事不怪吴继文，该受咒的是艾柯自己，正常人做不到这样子的事。

然而，你看过Discovery或国家地理杂志频道中拍摄的蜂鸟、游隼，或随便麻雀乌鸦的鸟类飞行影片吗？它们是没F14雄猫战机那么快、那么霸道强力，但你看它们在空中任意地起降、转弯、穿梭、停顿、悬浮甚至倒飞；甚至你看过海滩忽然惊飞起成千上万只鸥鸟而从不发生任何擦撞空难，你又会发现穷尽代代之人智慧研发至今的人类飞行器，多么笨多么重多么危险而且看这般光景永远不可能企及其万一。

生命的构成和机器的构造真的是两件不一样的事，不是绵密和粗疏的程度之别而已，毋宁更像是神迹创造和机械组合的截然两分，系遵循了不同的路径到达的。

穷尽理性语言文字已达顶峰之地，艾柯于是有了奢侈浩叹的烦恼，然后呢？再跨前一步路在哪里？

4、冯内古特说，发明万能溶剂并不难

《玫瑰的名字》之后，《傅科摆》是一部造得太大的机器、超出了理性建构负荷力而归于瓦解虚无的壮烈作品，仿佛殉教者般为我们证明界线就在这里；《昨日之岛》则代以一个浪漫有情的企图，艾柯试着在他拆除之后的语言文字废墟中清理出一道通往救赎的新路径，通过语言文字的降灵术把弥赛亚化为一只美丽橙色鸽子召唤回来，可惜仍是不成。

遵循语言精密控制的原来之路，大约是走不到流满牛奶与蜜的应许之地的。

第一感来说，我们会想，艾柯的思维方式真的跟一般小说家是不同的，他先是一个顶尖的符号学学者然后才来写小说，他根深柢固地仍是个符号学学者。

但这里我想说的是，伴随艾柯的符号学学者身份和思维方式，艾柯还是个登峰造极的多疑之人，如同以赛亚·柏林原先用来赞叹小说巨匠托尔斯泰的用词，一个具高度腐蚀性的怀疑论者。

一样也是个理性控制的小说家冯内古特开过这个怀疑论者的聪明玩笑：“发明万能溶剂并不难，难的是发明出来之后你拿什么来装它。”

托尔斯泰的怀疑，腐蚀掉眼前人世间的价值、信念、理想甚至情感，洞穿了其间隐藏的虚伪、不义和无知，最终枝叶凋尽般把他逼进圣经四福音书的单纯道德世界；百年之后的艾柯更进一步从语言文字来，这是更彻底把装载意义的全部容器给溶个一干二净。

这里，我们可能常陷入一种错误的期盼，进而采取了一个错误的高贵策略。我们常想当然耳以为把虚假给驱除干净，留下来的就只剩真诚实在的好东西，然而事情的真相是虚假和真诚往往是纠缠一起的，分割不了而且极可能就是同一物，因此，清理光虚假不会有真诚自动填补进来，只因为再没有东西幸存了，只有一片空无；还有，救赎极可能不像柏拉图或宗教家想象的那种形式，是一个单一的、终极的、独立存在浮于万事万物之上的至福天国模样答案，而是复数形式的，零散洒在我们生命各个角落泛着微光、用感受而不是用语言文字直接捕捉（但语言文字可用隐喻触及它，或如罗兰·巴特说的，可以指示它）的微妙形式存在，也因此，让我们得着安慰、再再保卫我们信念，且赋予我们勇气和希望的可以是一部根本没终极答案的小说，甚至是一部悲剧收场的阴暗哀痛小说，如我们读福克纳。

因此，仁者是可以欺之以方，而且仁者还一定三不五时被骗，他在世故如公里数日增的人生路途上有一道界线不可以跨过，必须极其微妙地同时保有一种童稚天真甚至呆笨，必要时刻不在乎上当，不怕被骗丢人引来讪笑，风险当然可因阅历日增有效降低，但要求降低到零却完全是另一回事，永不受骗永不上当的人只能是虚无主义者，文学史上这样的典型人物就是哈姆雷特，一个绝顶聪明、厌恶一切伪善、洞察一切阴暗角落并一眼看穿所有行动结局的人，而他也是个除了一死无事可做的人。

对了，有关万能溶剂，冯内古特还说，强力霸道的王水其实算不上什么万能溶剂，王水只是恰恰好溶得了别人溶不了的黄金而已，真正最接近万能溶剂的东西，其实是寻常的清水——这段话听起来像个深刻自省的小说书写隐喻。

5、带着真诚且欢愉笑容的，艾柯谎言

要艾柯不过度控制小说，我想，如今连艾柯自己都知道那是不可能的，然而，此番这本《波多里诺》，艾柯却踏实起来了，类型小说的框架，中世纪的宗教世界背景，像《玫瑰的名字》那样，专注在他最擅长的语言文字世界里，像个不想远方有鸿鹄将至的技艺精湛木匠，细心且耐心地把语言文字的木头拆解、截断、磨光、接榫组合云云，这是已证明过最好看的艾柯小说。

为什么是类型小说框架？因为要一个单纯好看的故事。基本上，艾柯小说并不处理独特的个人，而是语言文字铺天盖地之下一般性的人，其集体性的迷失、挫败、梦境和命运，类型小说轻快不啰唆正正好满足这个需求，并以它的粗疏提供悠游回身的空间，让艾柯得以把心力高度集中在语言文字的工匠技艺上。这有点像西方的歌剧或中国的京剧，情节高潮迭起吸引住你，而故事实质性的简单，戏台上的演员才能表演让人惊叹的歌唱和舞蹈。

为什么是中世纪的宗教世界背景呢？因为那是人类历史上语言文字最肆无忌惮的狂放时刻，它先聪明造出了凌驾一切的神来，然后奉此上帝神圣之名，创造了世俗王国和权力，创造了战争和屠戮，创造了最巨大的建筑和最精致的宝物，创造了道德以及诡诈和不义，创造了整个世界图像之外，还更创造了不存在的天国和地狱—正如博尔赫斯说的，《圣经》乃至于整部宗教历史是一部最伟大的幻想小说，而上帝是其中最棒的发明。

但我们也注意到了，《波多里诺》拥有《玫瑰的名字》所没有的东西，或者说它比《玫瑰的名字》有更向前地踩出一步来—《玫瑰的名字》让我们看到了语言文字谎言本质的恐怖，但《波多里诺》还更让我们看到了谎言也包含了梦想和希望的可贵力量；《玫瑰的名字》做的是拆穿、警告和除魅；而《波多里诺》却温柔地开始检视这些拆除下来的材料，以为它们有机会用为下一次的建构。

因此，便联结到人类学的坚实世界里来了。鲍亚士（Franz Boas）讲过，神话是建构来拆解用的；而列维－斯特劳斯的“修补匠”概念则接下去讲，拆下来这些堪用的材料是不可能清洗干净的，它会留着原来的钉痕、弧度和记忆，生命的历史便是在这样修修补补的基调之上不完美而且步履蹒跚地前行。

也就是说，理性除魅是必要也是实然的，但除魅是一次又一次的不懈劳动，一次又一次的细致微调，不是捣毁式的毕其功于一役，而且顶好连这样的希冀都不要有，因为除魅殆尽是另一种恐怖，是所有梦想和希望一并消失的理性铁笼。当然，没有人知道适可而止的这道精确界线何在，所以才更需要一次又一次耐心地拆掉并重来。

我个人喜欢的除魅态度，是无神论的博尔赫斯温和的话：“想到天堂和地狱都只是夸张的说法，让我感觉很舒服。”

在《波多里诺》满地都是锐利聪明的话语中，我也喜欢波多里诺一段看似平凡无奇的说明，他说如果你是远游罗马回乡的人，你忍心告诉那些满心希望的乡下人，罗马其实就几根废墟柱子、几间破庙和两条荒芜的街道吗？你会说谎，或者说你会写出一部精彩的游记或小说。

其实，对艾柯这样一个其力足以腐蚀一切的恶魔天才，当我们从他脸上看到，《玫瑰的名字》的冷笑，开始缓缓柔和下来，出现了真诚和欢愉，这比什么语言文字证明更具说服我们的力量——作为一个有艾柯之书必读的长期读者，我也借用博尔赫斯的话说，看到《波多里诺》这样的满篇谎言，让我感觉很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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