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行健：我主张一种冷的文学

高行健：我主张一种冷的文学

那种像革命一样闹得轰轰烈烈的文学的时代我以为已经过去了，因为这革命也已经把自己革完了，只留下一番苦涩、一种乏味，无聊乃至于反胃。文学原本同政治无关，只是纯然个人的事情，一番观察，一种对经验的回顾，一些臆想和种种感受，某种心态的表达，兼以对思考的满足。其所以轰动，不幸全在于政治的需要，或受攻击，或被捧场，不由自主弄成了一种工具、一件武器、一个靶子，以至于丧失了文学的本性。

所谓作家，无非是一个人自己在说话、在写作，他人可听可不听，可读可不读，既不是为民请命的英雄，也不值得作为偶像来崇拜，更不是罪人或民众或政治势力的敌人。之所以有时竟跟着作品受难，只因为是他人的需要。当权势者需要制造几个敌人来转移民众的注意力的时候，作家便成为一种牺牲品。而更其不幸的是，弄晕了的作家竟也以为当祭品是一种光荣。其实，作家同读者的关系无非是一个人同另一个人或若干人彼此不必见面，不必交往，只通过作品，精神上的一种交流。作者本不对读者负有多少责任，读者也不必对作者有所苛求，读与不读全在于自己的选择。

文学作为人类活动尚免除不了的一种行为，读与写双方都自觉自愿。因此，文学对于大众或者说对于社会，不负有什么义务，伦理或道义上的是非的裁决其实都是好事的批评家们另外加上去的，同作者并无关系。

这种恢复了本性的文学不妨可以称之为冷的文学，以区别于那种文以载道，抨击时政，干预社会乃至于抒怀言志的文学。这种冷的文学自然不会有什么新闻价值，引不起公众的注意。它所以存在仅仅是人类在追求物欲满足之外的一种纯粹的精神活动。这种文学自然并非始于今日，只不过以往主要得抵制政治势力和社会习俗的压迫，现今还要对抗消费社会商品价值观念的浸淫，求其生存，首先得自甘寂寞。

诚然，这样的作家较之他的作品还更多一层困难，因为作家倘从事这种写作显然难以谋生，不得不在写作之外另谋生计。因此，这种文学的写作就其本身而言，不能不说是一种奢侈，一种纯然精神上的自我满足。不过，一个社会再怎样繁荣，再怎样有声有色，倘竟容不下这种个人的精神活动，又不能不令人悲哀。

然而，历史并不在乎这种悲哀，只记录人类的活动，或者也并不留下记录。这种冷的文学能有幸出版而流传在世，只靠作者和他们为数不多的朋友的努力。曹雪芹和卡夫卡都是这样的例子。他们的作品生前甚至都未曾出版，更别说造成什么文学运动，或成为社会的明星。这类作家大都生活在社会的边缘和夹缝里，埋头从事于这种当时并不指望报价的精神活动，不求社会认可，只自得其乐。

近一个世纪的中国文学则被政治和伦理的是非弄得疲惫不堪，又落进种种的主义，即所谓意识形态与创作方法论争的泥坑中难以自拔，其实同文学都没多大关系。作家只有远远逃离这些没完没了且言不及义的论战才能自救。文学创作本是一种孤独的事业，是任何运动和集团都帮不上忙的，只倒过来遭到扼杀。作家只有作为独立不移的个人，不隶属于某种政见集团和运动，才能赢得彻底的自由。

这并不是说作家就没有自己的政治态度和社会伦理的观念，总受到政治和社会挤压的作家自然也有话说，尽可以作演说，发宣言，大可不必都搅到自己的文学创作中去。就文学创作而言，即使言及政治与社会，我以为与其说是“干预”不如说是“逃亡”更为恰当，以此来抵制社会对自身的压迫和作为精神上的某种排遣。因此，我又以为，作家的位置最好置身于社会的边缘，以便静观和内省，才能潜心于这种冷的文学。

问题恰恰是，中国社会一百多年来连绵不断的战争、革命、政治运动和政治斗争，把全民族的知识界上上下下不容分说都卷了进去，迫使作家们不是充当斗士，便是无以维生，民生国家也未曾救得了，却往往先把身家性命葬送掉了。而这种冷的文学则只有先逃避政治和社会的压迫，生计得以保障，才有可能。这便是中国现当代文学难以冷下来的缘故。所以说，冷的文学是一种逃亡而求其生存的文学，是一种不被社会扼杀而求得精神上自救的文学。我又以为一个民族倘竟容不下这样一种非功利的文学，不仅是作家的不幸，也表明这个民族精神上足够贫乏的了。

为此，我主张这样一种冷的文学。

一九九○年七月三十日于于巴黎

我的创作观

我应该说，无论政治还是文学，我什么派都不是，不隶属于任何主义，也包括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我固然有我的政治见解和文学艺术观，可没有必要钉死在某一种政治或美学的框子里。现今这个意识形态分崩离析的时代，个人想要保持精神的独立，可取的态度，我以为唯有质疑。

我作为一个流亡作家，唯有在文学和艺术的创作中才得以自救。这并不是说，我就主张所谓纯文学，那种全然脱离社会的象牙塔。恰恰相反，我把文学创作作为个人的生存对社会的一种挑战，哪怕这种挑战其实微不足道，毕竟是一个姿态。

我为自己赢得表述自由的时候，才倾心于语言。我有时甚至游戏语言，可这并不是我写作的终极目的。而语言的游戏对作家往往是一个陷阱，如果这游戏背后不能传达通常难以表达的意味，即使玩得再聪明、再漂亮，也徒然只是某种空洞的语言形式。我所以找寻新的表述方式，只因为常规的语言限制了我，无法把我的感受表达得十分真切。

文学创作所以有趣正在于个人的独创和不重复。作为原则说来容易，人事实上往往生活在他人的阴影里，特别当你由衷欣赏某些作家或某些作品的时候。我的经验是尽量拉开距离。

流亡西方对我并非坏事，相反为我提供更多的参照。我在国外完成的《灵山》与《山海经传》，已经了结了所谓乡愁。前者是中国的社会现实引发的感受，后者则是对中国文化的源起的思考，都费了多年的心血。人一旦脱离所谓祖国，有种距离，写起来倒更为冷静。中国文化已消溶在我的血液里，毋需给自己再贴商标。传统的中国文化正面与负面，我已自行清理。一个作家重要的是超脱出来，有所创造，不必靠变卖祖宗的遗产过日子。倘要找出同西方作家的区别，恐怕是一种静观的态度，我对社会和自我都一概采取这种态度，当然也可以说发自根深蒂固的中国文化传统，有别于西方作家通常采用的心理分析和体验。可老庄哲学的无为和佛家的出世过于消极，我毕竟想做点甚么，我非道非佛，取的只是一种观省的态度。

我把文学创作作为自救的方式，或者说也是我的一种生活方式。我写作为是自己，不企图愉悦他人，也不企图改造世界或他人，因为我连我自己都改变不了。要紧的，对我来说，是我说了，写了，仅此而已。

我与宗教的因缘

我对宗教有特别的情怀。慧能启发我：什么都可放下。

坐着说可能比较自在一点。都是机缘。本以为自己是无神论者，现在越来越怀疑自己到底是不是真正的无神论者。对宗教，我有特别的情怀，真不明白（共产党的）革命为什么一直要将它扫荡。

佛堂净地能让人清静，是个好去处。但上个世纪以来，革命闹得人心惶惶，我对革命和暴力有强烈抵触，而宗教恰恰也反对暴力。不管持何种宗教信仰，和平与平和是人生存的最基本的必要条件，而宗教恰恰也在维护和创造这样的条件，不管是在教堂里或寺庙里，都是这样的一个地方。

当年，我沿长江走了八省，名山都跑遍了，前后跑了三次，为的就是要寻找这样一个纷繁人世之外的世界去谈佛。我也到过道家的地方，谈身外之事。

那是文革结束之后不久，我第一次到四川，在山中一个很古老的寺庙里，碰到一位老禅师。在庙里，我看到白鹤的雕塑，马上有一种和平的感觉。我与老禅师谈到近黄昏，当时很想住下来，但他们总提防我，政府也反对从事宗教活动。当时，我就呼吁过恢复寺庙活动。

在雁荡山一个叫“洞天”的道观，我遇到一个老道士，与他住了一宿，得了启悟。回北京后，我找了宗教局。他们告诉我，当时大陆道教徒不到一千人。我说，熊猫也有两千只，还动用不少资源重点保护，可是道教仅剩下一千人了，当时最年轻的也该六十多岁了，懂得经文的，最少得有八十岁。

我要他们赶紧呼吁，保护这么一个清净之地。从这个角度出发，我对宗教应该是有一种倾心吧！那时起，我阅读佛经，如金刚经等。我有个特殊版本借书证，因我当时是中国作协会员，可以去看存在北宁寺图书馆的稀有藏书。有些绝版书，不能借走，我就在那里看，通常都从下午一直呆到图书馆关门。

人们老说道教对我的影响，实际上佛家对我影响很深，我对禅宗尤其倾心。佛教对我创作的影响可在《灵山》里看到，我在书里写到天台山国光寺，那是隋代寺庙。黄昏之际，我闯进佛门，坚持要留下，但住持怀疑我留下要干什么，看了我的作家证后，勉强允许，却把我关在后院里。清晨三点，钟声乍起，我醒过来，起床后很久才找到门。循着钟声，找到大殿，看到庙里有好多房间。大殿里，有将近一百个僧人，有的打钟，有的敲木鱼，一片和谐，天空奇蓝，给人一种美感，当时就想写戏，但没写。

后来我细读禅宗，包括各种版本的研究，最后发现收藏在巴黎图书馆的敦煌版，写了个叫《八月雪》的戏，准备在台北上演，写的是六祖慧能开悟到创立禅宗的过程及禅宗后来的转变。

其实，我不想也不敢在这个佛堂里宣讲佛法，因资历太浅。写六祖慧能，也只是想写一下，不可有其他妄念。六祖慧能启发我：什么都可放下，你放下，也就放下了。

（十二月九日上午在斯德哥尔摩市郊佛光山即兴演讲，亚洲周刊王健民记录，未经高行健审阅）摘于亚洲周刊第51期，2000年12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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