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小平：俄罗斯文学在中国的影响衰退了吗？

傅小平：俄罗斯文学在中国的影响衰退了吗？

俄罗斯文学在中国的影响衰退了吗？这看似一个不言自明的事实，诚如上海外国语大学文学研究院院长、俄语文学研究专家郑体武于日前在上海外国语大学举行的“中俄青年作家双边研讨会”上所说，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俄罗斯文学在中国的译介与出版都遭遇了大幅度的滑坡，可以说是困难重重，步履维艰。无论是新推出的译著数量，还是单本发行量，都很惨淡。　

这看似不言自明的事实，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却未必是完全的事实。正如我们感叹文学在眼下再也难以重现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荣光，却不足以以此作为文学边缘化的佐证，因为文学在那个特殊年代里确乎是过热了，而这热潮也并非完全是文学本身所致，而是受制于当时政治、经济及文化大环境的影响。俄罗斯文学的影响同样如此，它或许只是从曾经的过热，退回到了一个正常的位置，用作家鲁敏的话来说，俄罗斯文学曾经是我们的母亲，而现在成了我们的兄弟。

毫无疑问，正如鲁敏所说，在写作领域，大量俄罗斯经典的引进与广泛的阅读、传播，一度作为母乳般的养分，影响到中国两三代作家的写作趣味与文体审美。“比如，对宏大叙事、庄严主题的倾向，对历史与革命场面的偏爱，对人类原罪与救赎的思考等等，这些主题一般会被认为是最经典、最正宗的长篇审美。”　　

在鲁敏看来，从中俄文学交流的角度看，这是非常壮观的景象，却并非是最均衡最科学的交流模式。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随着各国文学在中国相对均衡的推介，终于改变了早先俄罗斯文学在中国一家独大的局面。“各国的文学一拥而入，这直接影响到我们这一代作家的阅读体验，我们由此成了国际文学的杂食动物，已经不大可能再认某一国的文学为心理上的母亲或父亲。我们这一代，热爱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与布尔加科夫，也热爱里尔克、加缪、马尔克斯……可以说有了一大群文学上的兄弟姐妹，俄罗斯文学也成了置身其中的兄弟。”　　

但这并不意味着俄罗斯文学在中国的影响力已经下降。以鲁敏的理解，这只能说是俄罗斯文学的接受比重有所下降，只能说是对其接受进入了更自然、更合理的阶段，国家意志式的那种强力推动在退场，更纯粹更自由的艺术力量在上升。“可以举几个作家的例子。犹太裔俄罗斯作家巴别尔，在欧洲的名声要大过俄罗斯本土，因此到了九十年末才译介到中国，在年轻一代作家中产生了独特的传播与影响，我们会像讲到一个口令与密码似的提到他的《红色骑兵军》，而五六十年代的中国作家大多对他却不太熟悉。还有像阿赫玛托娃与茨维塔耶娃的诗，这两年在中国译介也很频繁，并且吸引了一大批年轻诗人与读者的追捧，但这种吸引力仍然不是母性的覆盖式、淹没式的，而是平行地并存于世界各国诗歌之林。”

而这样的并存虽然减少了俄罗斯文学影响的重力和压力，却也可能增加了俄罗斯文学溢出的延展度。鲁敏举例表示，俄罗斯舞台艺术历史悠远，在本国民众当中有强大的影响，但在中国，舞台戏剧正处在一个缓慢上升、构建演出体系、培养观剧人群的阶段。“很多年前，我们在舞台上不怎么能看到契诃夫的话剧，更别说受多大的影响，而现在‘契诃夫’这三个字却成了一个迷人的招牌，《樱桃园》《三姐妹》等剧作的原著重排、新编、戏编等等各种版本，在许多城市轮番上演，并总能吸引一大批年轻人加入。”在她看来，契诃夫话剧这种和气的、克己的审美，之所以在当下的中国戏剧里，尤其是小剧场话剧里受到追捧，某种意义上正是对前期俄罗斯文学那种宏观、高大的审美的弥补与缝合。　

换一个角度看，俄罗斯文学对中国的影响，或许只是不再像当年那么单一化，而是更具多义性。以鲁敏的观察，这两年，像罗布茨基的《小于一》《悲伤与理智》，还有《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古拉格：一部历史》　等等一批与俄罗斯相关的非虚构译介，都进入国内各大年度好书榜，在文学界与知识分子界产生较大的反响，人们会由此展开对集权专制、对革命苦难的反思、对自由意志的讨论。这种俄罗斯式的苦难与智性思考的影响已远远大过文学本身，形成了一种俄中对照下的反思与警醒的风潮。　

话虽如此，当代俄罗斯文学的影响大为衰退，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很多人把个中原因归结为1991年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综合国力、国家吸引力、文化软实力下降。实际的情况并非完全如此。事实上，当代俄罗斯文学正面临青黄不接的窘境。俄罗斯青年作家奥列格·索洽林表示，如今在俄罗斯，作家不再是对人们思想有影响的人物，甚至对人说自己是作家，都会感到难为情。年轻作家很难发表、出版作品，靠写作来维持生活变得艰难，作家很难投入巨大的热情。　

另一方面，诚如另一位俄罗斯青年作家叶莲娜·图鲁舍娃所说，俄罗斯本土读者阅读的文学热情还依然不见恢复。“文学杂志逐渐衰落，即使有政府的倡导，去图书馆看书的人，以及通过其他途径阅读文学的人还是越来越少。如此，年轻作家与读者对话的可能性又一次覆灭，使得原本就坎坷的丝绸之路雪上加霜。”而当代俄罗斯文学不景气，我国出版界也对此缺少信心，加之当下国内俄罗斯文学译者匮乏，当代俄罗斯文学少有译介、出版，也就可想而知了。

然而容易为我们忽略的是，纵使中国当代文学已如俄罗斯翻译家叶果夫所说，走在了俄罗斯当代文学的前面，中国当代文学在俄罗斯的译介、出版，却不容乐观。俄罗斯青年作家叶卡捷琳娜·雅科夫列娃表示，在当下俄罗斯，干宝的《搜神记》、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等早些年就被翻译成俄语的古代奇幻文学作品，比较受读者欢迎。2005年开始，俄出版社开始资助翻译中国当代文学，但翻译的是在西方取得成功的作品，且居多是从英文转译的。而据鲁敏的观察，在俄罗斯文学翻译院，她能看到的也无外乎是《水浒传》《儒林外史》《道德经》等古典名著，还有王蒙，铁凝，莫言，张贤亮等少数当代作家作品的俄文译本。　

以郑体武的理解，中俄两国有着太多历史与现实的相似，处于转型期的俄罗斯文坛，其现状和问题，几乎跟当下中国文坛如出一辙，中俄当代文学之间译介、出版的缺失，很大程度上是受了市场的影响。然而，无论是从历史，还是从现实来考察，中俄两国作家，都不曾失去道德担当和使命意识，自然也经受得起全球化背景下的商业化大潮和市场的冲击。“从这个意义上说，中俄文学界和翻译界加强交流互相借鉴是非常必要的，也有助于扩大两国文学在各自国家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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