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的洋人读者们

张爱玲的洋人读者们

文\陈赛

“生命像《圣经》，从希伯来文译成希腊文，从希腊文译成拉丁文，从拉丁文译成英文，从英文译成国语。翠远读它的时候，国语又在她脑子里译成了上海话。那未免有点隔膜。”—张爱玲《封锁》

“为虎作伥”

2014年，《半生缘》英文版由企鹅经典出版。《华尔街日报》上刊载了一篇评论，“46年之后，英语读者终于能欣赏到张爱玲生前最受欢迎的作品”。那种略带心酸的口气，很难不让人想起张爱玲在《金锁记》开篇写的那句话：“隔了三十年的辛苦路往回看，再好的月色也难免带点凄凉。”

张爱玲从18岁开始就用英文写作。在香港大学读英国文学的时候，她曾经强制自己只写英文，以至于1942年回国考圣约翰大学落榜，因为中文没有及格。

1943年，她连续在英文月刊《二十世纪》上发表散文《中国人的生活与时尚》（Chinese life and fashion）、《还活着》（still alive）和一些影评，都是为西方读者而写，倾力向他们介绍中国文化，而且后来大多自译成中文。

在美国生活的40年，张爱玲也曾经想过以英文写作为生，其间许多杰出的中国学者如胡适、夏志清、刘绍铭等也曾经尝试将她的作品推广到美国市场，但都没有成功。她的名望始终局限于美国大学的中文系所。1995年，她去世的消息曾以极短的篇幅刊登在《纽约时报》等英美主流媒体上，编辑和记者很可能从未听说过她的名字，对他们来说，那不过也是一个“辽远的故事，不与他们相关了”。

按照《华尔街日报》那篇评论的分析，张爱玲在西方的“重新被发现”有两个关键原因，一是中国的日益国际化，二是李安根据她的小说改编的《色·戒》。

就在李安将这个故事搬上大银幕不久，《色·戒》的英文版小说由纽约兰登书屋的Anchor Books出版。封面是电影剧照，梁朝伟一脸深沉，目光凝聚成一个疑团，不知在看什么。汤唯则侧身回望，眼神露出一丝狡狯，好像胸有成竹，掌握了色欲与阴谋的分寸。

在为《色·戒》英文版所写的序言中，李安这样写道：“对我来说，从来没有一个作者使用中文像张爱玲那样残酷，而张爱玲的故事中，没有一个比《色·戒》更美、更残酷。这个故事她翻来覆去地写了20年，写了改，改了写，就像一个罪犯不断重返犯罪现场，或一个受害者不断重演创伤，在对痛苦的一次次重新想象中获得快感。我们把这个故事拍成电影，其实不是在改编张爱玲的作品，而是一次次重返她的残酷与爱的剧场，直到足以拍成一部电影。”

在张爱玲的原著中，易先生用“为虎作伥”来形容男女关系。中国民间传说，老虎吃了人，被吃的就变成跟随老虎的鬼魂，专门帮老虎来害人，就是“伥”。因此，书中的王佳芝，活着是易先生的人，死了是他的鬼，也就是他的“伥”。李安不禁又反过来想，或许王佳芝遇到易先生之前就是“伥”，现在是勾引易先生，让他一步一步走进虎口。

按照这样的逻辑想下去，张爱玲写《色·戒》，翻来覆去地写了20年，是不是成了故事人物的“伥”？而再来改编她的故事的李安，岂不是“为伥作伥”？那么，我们这些读者和观众又算是什么呢？

幸亏大导演在这里笔锋突然一转—“她理解表演和模仿在本质上是残酷和粗暴的，动物用伪装诱惑敌人，或者躲避猎物，但模仿和表演同样也是我们向更广阔的经验、与他们之间神秘的连接、更高的意义、艺术和真相敞开的方法。”

当然，李安的这段话是说给西方读者听的。40多年前，西方人对张爱玲的故事不感兴趣，对她笔下的上海、香港，远不及对三四十年代的巴黎、柏林、伦敦的兴趣来得浓厚。即使是中国的故事，他们也更愿意欣赏赛珍珠笔下的异域风俗，而不是张爱玲在中国的现实里参差对照出来的荒凉况味。

今天，在西方，到底什么样的人在读张爱玲？他们如何以一种不一样的语言体验她的世界和哲学？她的故事中弥漫的美与悲凉在经过了语言的转换之后，失去了什么？又添加了什么？

对于这些问题，著名的书评网站goodreads大概是最好的调研现场。如果张爱玲生活在互联网时代，大概也会有兴趣在上面逗留一会儿，隔着安全的距离观察洋人是如何阅读、理解和品评她的故事吧。她会同意《倾城之恋》是一个经典的“猫抓老鼠”的故事吗？或者范柳原是浅薄版的达西先生？她会如何回应他们的疑问—“为什么中国的故事总是又苦涩又可怕？”

对于这些洋“伥”们从她的小说中不断读出的奥斯丁、伍尔夫、海明威、菲茨杰拉德、理查德·福特甚至村上春树的味道——据那位读者表示，他们的故事都有很多幻象的、抽象的、超现实的画面，比如“整个的上海打了个盹，做了一个不近情理的梦”（《封锁》）。只不过村上春树的幻想比较明亮温暖，而张爱玲的超现实画面带着点鬼气森森的味道—她会愉快地接受吗？还是不屑一顾？

在goodreads上，张爱玲最受欢迎的作品显然是短篇小说集《倾城之恋》（Love in a fallen city）。这本书由纽约书评出版社（New York Review Books Classics）出版，收录了《倾城之恋》、《金锁记》、《红玫瑰、白玫瑰》、《沉香屑：第一炉香》、《茉莉香片》以及《封锁》，其中除了《金锁记》是张爱玲自己翻译的之外，其余都是Karen kingbury翻译的。

Karen Kingbury是美国查塔姆大学的教授。她早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读博期间阅读了大量中国现代小说，对张爱玲的作品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我早期阅读张爱玲的作品英译本时，一直觉得夏志清教授对张爱玲的写作能力似乎过度推崇了，但直到接触她的中文作品，对她的印象才顿时改观。我的中文并不那么好，但连我也能看出来这些作品的作者是一位文学天赋不凡的艺术家。”

“我觉得张爱玲是世界级的天才，任何有志于世界主义的人都应该读一读的那种作者。她的魅力有一部分不容易翻译出来，比如她对20世纪中叶中国历史的反思，她鲜明的中文写作风格、字句的起承转合、文字的游戏。但她所写的内容—心理的洞见、感官体验的丰富性以及整体的人生哲学—这些都可以很好地翻译出来，而且值得翻译出来，因为它们如此微妙和深刻，能为英语读者提供一座靠近中国文化与中国人情感的桥梁。”

“我并不完全赞同她在作品中表达的那些观点—也许是因为我比她幸运，无论从家庭还是个人关系而言。但我从她华丽而冷静的叙事中所学甚多，它教给我关于情感抽离的价值，帮助我理解更多关于自我、苦难与欲望。”

“中国的一切就是太好听，太顺口了。固然，不中听，不中看，不一定就中用。可是世上有用的人往往都是俗人。我愿意保留我的俗不可耐的名字，向我自己作为一种警告，设法除去一般知书识字的人咬文嚼字的积习，从柴米油盐、肥皂、水和太阳中取找寻实际的人生。”（《流言》）——从张爱玲对自己名字的意义的这段独白中，作为译者与读者的Karen Kingbury对其中所流露的独立思考意识尤为欣赏，认为这种能力“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而是与一连串的自我与社会化的感情和直觉做不断周旋、谈判，是一种企图寻获真正自我的过程……这不仅是她创作成就的来源，也是她的作品中深受中国读者喜爱的地方，必然也能吸引急于在后现代和后殖民时代中寻找自我认知的英文读者”。

大卫·莱利

大卫·莱利今年62岁，年轻的时候做过播音员、图形设计师，出版过诗集，有一段时间还以写贺卡为生。退休后，他又做起了冥想导师，业余在家写侦探小说，目前正在写一个关于中国海盗的故事。

大卫·莱利一直对中国文学有着长久的兴趣，包括古代的和现代的。但直到几年前，他才第一次听说张爱玲——如今他最钟爱的中国作家。

那是一个秋天的下午，他正站在公寓楼门前，看到一个亚洲女人正在拍公寓楼的照片。他没有多想，因为这个大楼是一部好莱坞20世纪40年代经典电影《双重赔偿》的拍摄地，经常会有一些旅游团来观光。

那个女人见他站在那里，似乎有些不安，觉得有解释一下的必要。“我拍照片，是因为一个很有名的中国作家曾经在这里住过。”

“真的？谁？”

“张爱玲。”

“谁？”

“李安（Lee Ang）根据她的小说拍过一部电影。”

“哦，你指李安（Ang Lee）。”

那个拍过《卧虎藏龙》和《断背山》的中国导演。

那个女人很快离开了，他立刻跑到楼上开始Google张爱玲，一边搜索，一边暗暗后悔没有邀请她上来聊一聊。

维基百科上关于张爱玲的词条上是这样写的：张爱玲，1920年9月30日至1995年9月8日，中国现代最有影响力的作家。她的作品主要描写男女之间的情爱张力，她对20世纪40年代上海和香港生活的描绘集中于日常生活……南加州大学教授兼诗人张错（Dominic Cheung）说：如果不是因为国共两党的政治纠葛，她绝对有可能拿到诺贝尔奖。

他开始找她的小说读。《倾城之恋》、《色·戒》、《雷峰塔的倒掉》、《易经》……读得越多，她显得越发神秘。他开始回忆起一些模糊的片段，关于他在楼道里遇到张爱玲的情景。那时候他才20多岁，刚刚来到好莱坞讨生活，写诗、写剧本，而张爱玲应该已经50多岁，他跟她打招呼，她只是淡漠地点点头。

有一段时间，他以为是自己的大脑出了错，伪造了一段并不存在的记忆。因为根据他后来翻查的资料，张爱玲在1978年就已经从这座公寓楼搬走了，而他是1979年才搬进来的。但后来他看到YouTube一段关于张爱玲生平的视频，里面有一封别人给她写的信，信封上分明写着他的公寓地址，而时间是1979年。

到底是他的记忆欺骗了他，还是那个写信的人寄错了地址，如今已经无从分辨。但那些关于她的记忆却在他的头脑里变得越来越清晰：一个亚洲老妇人，穿着沉闷的旧衣服，沉默地穿过楼道，或者与一个他认识的人一起走下楼道。他跟她打招呼，她只是点点头。

“我猜她大概是一个很不幸福的人，不快乐，孤独，但她生活在一个有意思的年代。那么多异域文化，到处是间谍，而她就生活在一切漩涡的中心，想要当一名作家，想要成名。”

“我希望能多了解一点她，尤其是她住在这里的时候。那时候她也许已经有点避世的倾向了。我自己也有点离群索居的倾向。这个公寓楼好像就吸引这样的人。”

“在加州，我们这样的单身公寓很多，就一个房间、一个厨房和一个浴室。我可以想象她坐在桌前，静静地翻译那本《海上花》，窗外是好莱坞的花花世界。”

一般来说，他钟爱的作家都是硬汉型的，海明威、杰克·凯鲁亚克、约翰·斯坦伯格、雷蒙德·钱德勒那样的。神奇的是，他在这位异国女作家的小说里看到的是那些硬汉的影子。作为一名业余侦探小说作家，大概是张爱玲人生中某种谜团一样的气质吸引他想去探究更多。

“她的句子很短、简洁、对细节的关注。《色·戒》让我想起海明威的《丧钟为谁而鸣》，那本小说里，主人公的任务是要炸掉大桥，但全篇没有讲他炸桥，而在讲各种各样别的事情，比如营火、爱情；《色·戒》是讲一个女人暗杀一个男人的故事，但通篇没有讲暗杀，而是讲麻将、演戏、挑珠宝……”

“她的作品还让我想起乔治·西默农，他是写侦探小说的大家。文字很简洁、冷静、不花哨，直击故事的核心。张爱玲写40年代的上海，很像他写30年代的巴黎，只是更荒凉，更残酷。”

他被她的小说技巧所倾倒，尤其是她用寥寥几个词就能串起几十年的时光：

The green bamboo curtain and a green and gold landscape scroll reflected in the mirrors went on swinging back and forth in the windoCne could get dizzy watching it for long.When she looked again，the green bamboo curtain had faded，the green and gold landscape was replaced by a photograph of her deceased husband，and the woman in the mirror was ten years older.（The golden cangue）风从窗子里进来，对面挂着的回文雕漆长镜被吹得摇摇晃晃，磕托磕托敲着墙。七巧双手按住了镜子。镜子里反映着的翠竹帘子和一副金绿山水屏条依旧在风中来回荡漾着，望久了，便有一种晕船的感觉。再定睛看时，翠竹帘子已经褪了色，金绿山水换为一张她丈夫的遗像，镜子里的人也老了十年。（《金锁记》）

翻译的过程中，某种程度的流失在所难免，就拿这一段为例子，在我看来就已经流失了不少中文的意境，但不懂中文的大卫·莱利当然无法知道失去的是什么。

他沉默了一下，开始在电话那头给我念英文版《倾城之恋》的第一段：when huqin wails on a night of ten thousand lamps，the bow slides back and forth，drawing forth a tale too desolate for words—oh，why go into it？（胡琴咿咿呀呀拉着，在万盏灯的夜晚，拉过来又拉过去，说不尽的苍凉的故事—不问也罢！）

“多美啊。”他在电话那头感慨，“wail这个词，你能感觉到那种尖锐的痛苦，但又比screaming具有美感。”

万盏灯的夜晚，胡琴如泣如诉，太美了。

我问他，从张爱玲的小说中看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中国？与他想象中的中国有何不同？

“当我想起古老的中国，我想起哲人与诗歌；当我想起现在的中国，比如北京，我想起一个雾蒙蒙的城市。这些都不是现实，只是符号罢了。但张爱玲为我描绘了我能想到的最好的中国的图像，那个时代的中国，日常生活细节里的中国，一个充满变化、混乱不安的年代。”

乔·哈丁

乔是英国人，出生于曼切斯特，48岁，没有子女，与丈夫在新加坡侨居，按她自己的说法，“在做一点小生意”。

张爱玲是她的中文老师介绍给她的。在此之前，她正在读莫言，觉得太过残忍暴力，想读一点温柔的故事。

“新加坡社会以华人为主要族裔，我很快发现自己对这一部分的世界一无所知。所以我开始学中文，读一些非虚构类的小说，尤其是现代中国的故事、20世纪的动荡、中国人的信仰与文化等等。我一向相信，如果你想了解一个地方以及那里的人，从艺术和文学中学习总是没错的。所以我试着在当地的书店里找有没有翻译成英文的中国文学作品。我找到了一些旧的经典，还有一些当代的作家，余华、莫言、马健，我还读了鲁迅，参观了他的家乡和故居。”

“让我觉得困扰的是，我读到的这些故事都很压抑。他们的作品充满了智慧，但满目荒夷，千疮百孔，到处是危险和欺骗、压抑、挣扎的生存。我问我的老师有没有什么好的女性作家可以介绍给我，或者更温暖一点的作家。我在现实中遇到的中国人都很好很温暖啊，为什么中国的文学里就没有那样的人呢？”

最后，老师给她推荐了张爱玲，说这是一位写“浪漫小说”的女作家。浪漫小说她本来并不感冒，但还是去书店买了一本英文版的《倾城之恋》。

“《倾城之恋》的序言里有关于作者的介绍，我一下子就被她的传奇人生给迷住了，困难的开始、受挫的计划、分裂的世界，以及她给自己构筑的保护层。我不知道如果在现实生活中遇到她我会不会喜欢她，她恐怕是一个难相处的人，但我对她的才华充满感激。去年，我去了一趟上海，在张爱玲曾经生活过的地方转悠了一圈，她的公寓进不去，但楼下有一家很好的咖啡馆。这样走走，想象张爱玲曾经的生活，很有意思。她是一个令人着迷的女人。”

在乔看来，张爱玲虽然是写男女情爱的，但刀锋却一点不比莫言钝，甚至带着更深的残酷和疏离。一方面，她的语言如此精致（即是经过了翻译），那些视觉化的意象如此诗意、强烈，有时候美到令人窒息。

Sometimes it rained in the park.Ch‘ang-an would open her umbrella and Shih-fang would hold it for her.Upon the translucent blue silk umbrella myriad raindrops twinkled like a skyful of stars that would follow them about later on the taxi’s glistening front window of crushed silver and，as the car ran through red and green lights，a nestful of red stars would fly humming outside the window and a nestful of green stars.（The Golden Cangue）有时在公园里遇着了雨，长安撑起了伞，世舫为她擎着。隔着半透明的蓝绸伞，千万粒雨珠闪着光，像一天的星。一天的星到处跟着他们，在水珠银烂的车窗上，汽车驰过了红灯、绿灯，窗子外营营飞着一窠红的星，又是一窠绿的星。（《金锁记》）

但另一方面，你会觉得她不是在用画笔描绘，而是用锋利的尖刀在描绘，对她的角色没有半点怜惜，切除一切幻象，不给读者留半点希望。

“张爱玲让我想起简·奥斯丁。她们都善于描写加诸女性身上的种种社会束缚，以及这些束缚如何限制与决定她们的选择、轻重与动机。很多时候，这些束缚都使得女性的生存状态和前景显得很渺小卑微，但她们笔下的女性都很聪明，想尽各种方法为自己的人生做主。只不过奥斯丁笔下的女性能发掘自己身上最好的一面，并最终得到美好结局，而张爱玲似乎恰恰相反。”

“我不喜欢她笔下的任何一个角色，但我同情他们的处境。我不确定这是翻译的问题，还是文化差异的问题。很多问题让我困惑。”

“《金锁记》里的七巧给我留下了最深的印象，一个可怕的女人，但她的人生又让你忍不住深深同情。一方面你可以说，她的命运是社会强加给她的，但另一方面，即使在最黑暗的情境下，我们仍然是自身选择的产物。所以，面对七巧的一生，作为读者，我发现自己在恐惧与同情之间不断地纠结——我们成为什么样的人，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是社会价值与家庭出身的产物，多大程度上是自我的选择？七巧本是一个聪明的女人，她的毁灭从内到外都是悲剧。”

“范柳原我觉得是一个浅薄而自私的人，他的兴趣是找一个符合他的刻板印象的理想女人，而不是一个真实的、有血有肉的女人。和《金锁记》一样，《倾城之恋》这个故事里的每个角色都被社会规则所束缚，这种规则控制和掌握他们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包括他们所被允许渴望、希望的一切。流苏的谨慎和算计都来源于此。她的社会逼迫她这样的女人必须依赖男人才能生存，所以她对婚姻的需求远比对真爱的确认来得更急迫。所以这个故事才如此悲哀。”

“张爱玲笔下的所有男人都不怎么样。范柳原的情况更有意思一点。因为他是从国外回来的，你以为这会为他带来一些不一样的视角。结果他不仅没有挑战男女关系中令人窒息的期待，他只是想找一个传统的中国女人，随时可以为了自己抹杀她。张爱玲身处一个转型中的社会，从一个保守的社会向一个现代社会转变，就像我自己的国家一样，这种转变都是异常痛苦而复杂的。”

“我想最让我着迷的，是一个人或社会如何成为其自身的过程。那个旧的中国，我不是在寻找魅力（charm）——从各种角度来看，那个旧的中国都没有什么魅力而言—我感兴趣的是人的故事。我喜欢看一个人从哪里来与他/她今天是什么样的人之间的关联。中国之所以有趣，是因为它的故事经过了剧烈的破坏，而不是一个缓慢的自然进化的过程。我好奇身在其中的人是如何适应这样的经验，并维持自己的故事的一致性的。在英国的时候，有20年的时间，我在英国的工作是帮助那些经历家庭暴力的人，很多人都逃离自己危险的过去，重新开始生活。这让我对于人们如何处理生命与身份的痛苦的方式充满了兴趣。当我读张爱玲的小说，我发现自己忍不住问她笔下的那些女性们：你们只是环境的产物，还是可以选择成为不一样的人？这对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社会，可能都是同样重要的问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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