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政治的”法兰克福书展

“最政治的”法兰克福书展

文\王竞

下榻

如果你不住在法兰克福，不在资金雄厚的大出版社上班，但是又想参加法兰克福书展，最温馨的办法，就是住在一位法兰克福的好朋友家里。我的法兰克福好友叫老范。他是位思维敏捷的德国人，为法兰克福书展服务30年后，两年前退休了。因为晚育晚婚，年轻的韩国夫人又是位工作狂，照顾9岁的女儿汉娜的任务，就落在老范肩头。书展期间，我每天早上七点半准时和汉娜、老范共进早餐。

陪伴我们早餐的，是声音开得很大的收音机，正在讲法兰克福书展今年的主宾国是印度尼西亚。播音员热情洋溢地说，印尼由1.7万座岛屿组成，除此之外还是世界上最大的穆斯林国家。德国市场上几乎没有出版过印尼的文学作品，但这次印尼派来了70多位作家！没书怎么交流呢？我有些为这些印尼作家捏一把汗。

餐桌上摆了一本阿克塞尔·舍夫勒画的《咕噜牛》，是汉娜刚得到的礼物。我们往面包上抹黄油的时候，要留神别把书弄脏了。凭借这本在全球畅销了数百万册的童书，德国插画家舍夫勒在伦敦买了栋别墅，从此不在德国住了。多年前，舍夫勒还不像今天这么出名时，老范曾邀请他去台北书展的德国展台做活动。两人一起喝了不少酒——这也是各地书展的特征之一，成了朋友。舍夫勒这次来书展庆祝《咕噜牛》出版15周年，特意给汉娜带了本签名版。汉娜去上学后，老范和我又聊了一会儿身为童书插画家的舍夫勒为什么不想要孩子，又聊到中国计划和法兰克福书展明年合办世界插画奖的事，然后就一起坐地铁往书展去。　　

地铁

《明镜周刊》的一位记者写过，他以前住在法兰克福的时候，没去过法兰克福书展，但是特别喜欢书展期间的法兰克福，这座城市在书展那五天会魔法般变身，变得国际化、有文化档次，一反平时的金钱味儿。也难怪，在不办书展的那360天，法兰克福的功能是金融中心。这位记者还说，他也曾经超级喜欢过书展期间的地铁，里面乌压压挤满了衣装不俗的文化人，谈的都是高深话题。只是自从他也成了参加书展的一分子后，他发现大家的话题并没有他想象得那么高大上。

他说得对。比如老范和我在地铁里聊的，还像在早餐桌旁一样，是一堆闲言碎语的延续。可这就是法兰克福书展啊。除了那4000多场正式的登台活动，以及每半个小时一场的版权谈判，书展内外涌动激荡的，就是这永不停歇的碎语式交流。当全世界100多个国家的出版商、作家、记者、艺术家、知识分子、创意人士、社会名流统统聚起来，用各种语言拉起一支14万人之多的法兰克福书展“专业人士”队伍时，你无法想象那种交流的高频密度！有一个编辑在博客里写他想上厕所，结果在展厅里一路上碰到一拨又一拨认识和不认识的人，聊个没完，半小时后居然忘了自己本来的生理需求。

老范在地铁里问我， 德国媒体报道了中国一些二三线城市存在大量空置的楼房，人称“鬼楼”，这是不是真的。我则问他有没有难民被安置到了他们家附近。老范诡秘地对我说：德国联邦政府已经宣布，每个难民每月发670欧元的生活费。但是目前最大的困难，是没有足够的住所提供给难民。德国市场供求合理，没有那么多多余的住处。为什么我们不跟中国合作，把难民“出口”给中国，让他们把鬼楼住出人气来？每人每月的670欧元也可以随之拨到中国去。

地铁里没人听我们谈话，因为人人都在自己说。我放下心来，对老范挤挤眼睛：可惜默克尔要去土耳其请求援助，否则她到书展，还真是你老范献计献策的时候！　　

政治

难民危机成为了德国社会当前的核心任务。比难民安置复杂得多的，是这些穆斯林难民的涌入，掀动了德国社会一场宗教、文化、社会价值观认同的大混战。在这个节骨眼上召开的法兰克福书展，立志要占领道德制高点，举办一个“最政治”的书展。

开幕前夕，书展宣布，在开幕式的记者招待会上将邀请萨尔曼·拉什迪发言，因为没有人比他更合适来谈不同宗教间的宽容和表达自由的重要。出生在印度的英籍作家拉什迪在1989年出版了《撒旦诗篇》，用魔幻文学的形式对伊斯兰教提出批评，当时的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对他下达了全球追杀令。令人惊讶的是，拉什迪将现身书展的消息在霍梅尼早已去世、追杀令多年失效的今日，仍然引起伊朗强烈的反弹。伊朗文化部公开宣布坚决抵制法兰克福书展。书展的公关负责人碧娜（KatjaBoehne）告诉我，本来她手里掌握着今年参展商最准确的数字，即7150家。但因为伊朗的临时退展，这个数字要做微调。

我去伊朗国家展台转了转。那是在一条充满了书籍的走道上的一小段空白，几个洁白的展位空空荡荡，场面之小，跟新闻里的巨大丑闻报道不成比例。我知道，政治意义是不能用平方面积来计算的。一位黎巴嫩女出版商说，书展上她非常想念伊朗的同行们，他们做的童书是那么美。

不知为什么，这个非政治的表述比那些政治谴责更令人忧伤，也许是她提醒了我们，在政治和宗教的冲突中，文化在受伤。一位印尼的作家对书展的做法提出了小心翼翼的批评，他认为书展不应该那么突然地宣布拉什迪将出席的消息，一件这么复杂的事情，为什么不给各方多留出些考虑和沟通的时间呢？

拉什迪在他的众望所归的发言里，对伊朗做出了一个点到为止的致意。他的最新小说《两年八个月和28个夜晚》是对《一千零一夜》的重新叙述，旨在崇扬人类理性，反对危险的宗教极端狂热主义。讲故事是人类的本性，我们只有靠讲故事才能活下去，这是《一千零一夜》告诉人们的道理，说到这里，拉什迪不忘指出，《一千零一夜》在翻译成阿拉伯语之前，是在波斯——也就是今日的伊朗产生的。

也许是文化立场使他如此宽容。可我站在无人区一般的伊朗展台边不禁会想，1700多年前，波斯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的诞生地，而今的伊朗，却变成因宗教见解不同而对一位作家发出追杀令的国家。人类真的在进步吗？

商业

法兰克福书展在进步。虽然今年的展台总面积只有16万平方米，比去年减少了1.2万平方米，但是参展商们把本届书展评为近年来举办得最成功的一次。

削掉的面积是整整一个英美馆。到去年为止，要买英美图书版权的人，还需要长途跋涉到展馆最边远的8号馆，好像脚上不起个泡，就没有抢到好的内容版权的诚心似的。今年，英美参展商头一次被安排到展馆的中心位置，原本在中心的各国参展商，有的则被“鸡兔同笼”般塞进一个混合展厅。展览面积的缩小，对法兰克福书展举办公司来说总归是苦涩的，因为展览业务说白了就是靠卖面积挣钱。但是书展事先做了明智的公关沟通，让英美出版商移步到展览中心的调整策略果然受到了各方的欢迎。自己的收入虽然下降了，但是客户满意度上升也是一项成功的重要指标，书展毕竟还要一年年办下去。

我碰到了书展副总裁傅蓝（Holger Volland）。他今年的胡子留得比去年密，笑眯眯的样子却没变。他告诉我，他比去年更满意了。他引入了一个让商务决策人更方便沟通的工具平台，起名为“商业俱乐部”（BusinessClub），这是设在书展中心位置的一个封闭空间，不买会员卡进不去。今年在这里一共产生了上千场有成效的商务会谈。以前，产业的大佬小佬们都是在书展上自己约，重要的会谈不约在喧闹的展台上，而是选在书展周围的酒店私聊。傅蓝觉得，第一，钱都让酒店挣了可惜；第二，这也是内容流失，他的心情就跟做网页的人总想把浏览者挽留在自己的网页上一样。“法兰克福书展非常大，”傅蓝说，“所以我们要设计小而美的商务直接对接空间。”

我在商业俱乐部里喝了杯免费咖啡，味道不错。打量身边的人，发现他们都挺有会所范儿的，很享受自己在这个至尊地带占有一席之地。我随之想到书展上的另一个封闭空间：苦逼的版权中心。那里没有这里舒适高雅，而是桌子板凳一字排开，620名来自32个国家的版权代理往那里一坐就是三天，对着有约而来的各国买主一遍又一遍吆喝要出售的内容产品。据说今年卖得最凶的是斯堪的纳维亚的图书版权，北欧黑夜漫长，盛产惊悚小说。

文化

一个平台做好了，别的大事都愿意围绕它发生。

书展第二天，我正陪CCTV在中国展台上拍摄“一带一路”的出版故事，消息传来，世界出版商协会（IPA）宣布，终于接纳中国为其成员国。IPA是一个以出版自由和言论自由为最高宗旨的国际书业组织。我一边看着化工出版社的社长在镜头前用官方话语讲述怎样把屠呦呦的惟一学术著作卖给其他语种，一边心中还在惊叹，30多年的艰辛谈判后，IPA这扇大门也对中国打开了。

像中国、韩国，包括今年的主宾国印尼，在全球对话中都有越来越强的文化诉求，而法兰克福书展称得上是一个体面的表达平台。印尼的主宾国展示很平和，甚至可以说柔美，让人对这个全球第一穆斯林大国相当放心。而我替印尼扼腕的是，它最终留给德国媒体的印象，不过是几本精美的美食书。

告别

法兰克福一直阴雨绵绵。我告别了汉娜和老范，赶回同样阴冷的汉堡，因为汉学家顾彬和我在汉堡孔子学院有一场对谈。顾彬以炮轰中国当代文学而驰名中国。在我们的对谈中，他重申了一遍他的“火腿论”，即好的文学作品不能超长，最佳选择是中篇小说的体量。顾彬认为小说一写长，就沦为俗文学。因为顾彬是德国人，他对俗文学的比喻就是德国人出门填肚子用的火腿。换成中文说法，我们可以把他的话理解为，谁的小说写得过长，谁就成做干粮的了。

我摇摇头，对他说：“我必须反对一下您的说法。我刚从法兰克福书展回来，两天前那里颁发了今年的德国图书奖，获奖作品是一部800页长的长篇小说。”顾彬看了我一眼，没有马上回答。我接着说：“不过，这部小说肯定不是您说的火腿，可能跟作者写了15年之久有关。”顾彬沉郁地点点头，松了一口气。

我想起那天老范和我站着拥挤不堪的人群里，围观法兰克福书展上最著名的文学沙龙——蓝沙发访谈。沙发上坐着新鲜出炉的德国图书奖获奖者弗兰克·维策（FrankWiezel），一个光头男人。他骄傲地告诉观众们，他的817页长、名为《1969年夏天一个狂躁而抑郁的青春期男生发明了红军党》的小说，已被中国人买了版权！鉴于他花了15年才完成这部小说，而中文又是种极难的语言，维策预计中文翻译也需要花15年，也就是说，中国读者将在2030年读到这部小说。

我在兴奋的德国观众中轻轻叹了口气，对老范说：中国政府还要加强和德国人民的沟通啊，你看，就连这么聪明的作家，都还不了解今天中国的速度！

刊于《财新周刊》第4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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