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现代化始于十八世纪吗

 

中国的现代化始于十八世纪吗

——罗威廉《救世》与我的“十八世纪中国现代化”说

 

一

　　美国历史学家史景迁最近在一次采访中说：“（我）发现中国人编的课本有一个缺陷，就是他们讲述中国近代历史的时候，总是从19世纪中国受的屈辱和侵略开始切入。四十年前我就觉得这非常不合理，我们应该从十七八世纪的中国开始研究。”（《时代周报》）

　　这大约就是我在讨论乾隆三部曲时所说的“契入点”了。选择十八世纪，看来并非偶然，也不是我一个人的主张。

　　同时存在的还有一个“立场”或“立脚点”问题。百年以来，大多数学人都不假思索地站在了“新文化运动”一边，我却后推了差不多一个世纪，也不再把所谓“救亡图存”作为我们的时代问题。所以对中国历史也不再那么“悲观”（如所谓“屈辱”和“侵略”）。

　　美国历史学家罗威廉的《救世：陈宏谋与十八世纪中国的精英意识》（英文2001年版，中文2013年），就是关于十八世纪中国的一部大作。

　　他以十八世纪的名宦陈宏谋为代表，展现了一代“精英”的意识和所作所为。虽然有批评认为他可能把陈宏谋拔高了一些，但书中讨论的问题无疑是极有价值，应该引起足够重视的。

　　按照罗威廉弟子王笛的介绍，《救世》共分12章（导论和结论在外）。这12章分为三大部分，每部分4章。每部分的总题和每章标题都以相应中文字为名，皆取自陈宏谋的著述。著者这样做，是力图从中国语言的内在含义去解释中国的精英思想。第一部分是“做人”，第1—4章的标题分别为：“家”、“官”、“天”、“学”。头两章叙述了陈宏谋的家世、家庭、为官生涯以及他的人际关系。第3章分析他的哲学和世界观，特别是对“天”、“天良”和“人情”等观念的阐释。第4章的重点是他的学术思想及渊源。第二部分为“生财”，第5—8章的标题分别为：“食”、“养”、“生”、“益”。集中于陈的经济观点，第5章探索人口、粮食、物价、流通等方面的问题，第6章讨论民生、财产、商业、经济法规等领域，第7章分析农业、水利、农业技术、工矿方面，第8章集中发掘从国家到社区仓储的思想。第三部分为“经世”。如果说第二部分着重在经济，那么这一部分则着重在政治方面，第9章“人”主要考察人的各种关系，第10章“治”研究官僚行政管理，第11章“公”研究国家与社会的互动，第12章“化”阐述陈宏谋的教育思想（王笛：《罗威廉著〈救世：陈宏谋与十八世纪中国的精英意识〉》，《历史研究》2002年第1期）。在我看来，可谓工程浩大，巨细靡遗。

　　不管历史上是否有着一个十八世纪的精英团体（王笛译作“正统精英”）受到如此的关注，在罗威廉笔下，陈宏谋却成为这样一个对象，而且登峰造极，后无来者。

　　全书既涉及到许多的内容，也难免受到这样那样的批评，比如有无“现代”之嫌。在我看来，其中最可贵的，恰是所谓“经世学派”。用陈宏谋自己的话来说，即“士人不出户庭而通当世之务，其术足以匡时，其言足以救世”。

　　因此王笛认为，在罗威廉看来，陈宏谋之所以重要，并不在于其任上骄人的政绩，而在于他作为一个官员的典型意义，以及他对“经世”之说的阐释。我想，这也可以说是罗威廉此书的最大贡献。

　　与此相关，我曾做过“十八世纪经世学派”的专门研究（《史林》2007年第1期）。其间才了解到，清廷有一个“奇怪”的规定，即不允许书写当代人物。所以十八世纪陆燿的名著《切问斋文抄》，就留下了大段的空白（罗威廉说该书没有收录一篇陈宏谋的文字，便不难解释，《救世》页18，以下页码均见该书）。以致十九世纪二十年代魏源编撰《皇朝经世文编》，收入陈氏著述达五十三篇之多，仅次于清初大儒顾炎武。

　　不管《救世》是否可以称为罗威廉的代表作，我们却是因此而相识的。1987年我在哥伦比亚大学，也在杂志上发表了一点关于十八世纪的文字，通过创建中国留美历史学会，许多哈普金斯大学的同学来到纽约，这就给我们搭了线，从此我们的心就是相通的。以后终于在北京见了面。

二

　　按照罗威廉的说法，十八世纪经世学派包含了太多的内容，其中最主要的是些什么呢？依我所见，主要就是在所谓“户政”名目下的那些，如“垦政”、“农政”、“粮政”等等。不但具有当下，也具有跨时代的意义，甚至与二十世纪中国的农业政策导向有着莫大的关联。

　　例如，在十八世纪最初几年，康熙皇帝首次提出，中国内地已无土地可以开垦，三十年后，他的孙儿乾隆皇帝对此予以重申。有学者不同意他们的说法：中国难道就没有可垦土地了？没错，可垦土地还是有的，一直到现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六十年，都不断有新的土地开垦，但都是“边际土地”（宋国青语），成本越来越高。在清朝以前，中国历朝历代都靠土地开发，于今靠不大住了，要在土地开垦以外考虑经济发展的办法，这是一个多么具有前瞻性的思想！为此乾隆时总结出一套新的想法，即《周礼》所谓“为天下万世筹赡足之计者，不独以农事为先务，而兼修园圃、虞衡、薮牧之政”；“田里树畜”，应予并重，“何一非资生养赡之术”？

　　其实，就是一意“督垦”的雍正皇帝，也提出了应当重视多种经营。同时，清廷倡导发展农村工业。这就形成了两条极具可行性的发展道路，并具有跨时代的意义。

　　不可小觑清代的手工工业，它分布于全国各地，同时，又在江南形成了一个颇具规模的“传统工业区”（1987年我在美国首次发表了有关文字；近年能到苏南走一走的人，亦不难做出自己的判断）。它成为清代许多地区发展的榜样。清代末年，正是在这一地区，传统工业实现了向现代机器工业的“华丽转身”（参见荣毅仁、费孝通家族的例子），其间并无什么制度性的障碍。

　　清代乡村工业不但满足了中国占世界三分之一的工业需求，还有大量的产品可供出口，比如蚕丝、茶叶、瓷器，以及突飞猛进的棉花棉布生产。棉花不但成为粮食之外的第二大农业产出，棉布也成为当时最大的工业产品。因此我曾表示，把它视为“棉花革命”也不为过。

　　这些历史，在二十世纪后半叶又“复活”了，而且经历三十年之久，才走完了这一过程，我们也才重新认识到清人的努力及其现代价值。

　　清代经世学派讨论过的问题，还有“粮政”和“政府作用”（罗威廉所谓“大政府”）等重大问题。

　　今人不够重视“粮政”，反而把“荒政”作为了研究的热门。其实，饥荒很少发生，也很少需要朝廷出面处理。看一看那些著名的案例，大多发生在运河沿线，如江苏、山东、直隶等地，其他中南、西南省份，几乎就“视而无睹”，便不难明白（开个玩笑，那里可谓“大明”而非“大清”的天下）。而“粮政”，则涉及所谓“拯救穷人”这一“清代施政的一个主要任务”（页435）。当然，荒政与粮政多有交叉、重合之处，特别是在仓储上。这也是造成混乱的原因之一。而最重要的，是某些研究者仍与新文化运动一脉相承，意在抹黑中国文化（可谓“诛心之论”，一笑）。

　　在仓储上，中国历来存在两个倾向，一个是古来的“余一余三” 之说（即所谓“三年耕必余一年之食，九年耕必余三年之食”），一个就是后来很多王朝的做法，政府很少插手，几乎放弃了这一领域，而“无作为”，明代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1987年黄仁宇曾送我一篇台湾学者的文章，我很遗憾始终没能写出一篇“回应”）。这些在清朝都有所表现。

　　清朝处处与明人作对，亦颇有与之比对的想法。如对穷人的态度，如对士大夫阶层的做法，等等。这在粮政上有着突出的表现。其主要目标不是救荒，而是济贫，是“勿使一夫失所”。是乾隆皇帝企图“回复三代”，做历史上最好的皇帝的想法及其具体实践。

　　这就是我特别重视清人努力的原因之一，尽管最后未能成功。罗威廉也引述了我的意见，视之为“一个理想的追求”。这中间，还涉及政府角色，以及政府干预等一系列的重大问题（页302等）。这些，都是我们二十世纪“耳熟能详”的故事，也使它带有了一种警示的意义。

　　经过长时间的研究我才发现，在粮政上，过去以为是“买粮难”（官价打不住），其实还有“存粮难”（损耗巨大），还有，几乎所有的官方数字都不可轻信（皆可以作为“二相世界”的最佳例证）。而且，这些问题也都存在于我们今天。过去大家以为，乾隆皇帝是一个好高骛远，不谙世情的“小年轻”，通过我弟子的研究及所掌握的档案史料，才发现他早就了解下情（例如有地方大吏提供了来自县太爷的报告），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这构成了一个多有意思的案例！

　　有人认为，近三百年学术史没有把陈宏谋当回事。我认为，那不过是因为早期的学术史比较重视“理学”、“经学”，而非“经世之学”。重视“士大夫”读书之学，而不认为“国务院系统”（所谓六部）还有什么实学。这里也有时代的原因，不能徒怨古人。不过，也有老辈学者如刘师培即曾提出：清初陆世仪讲学苏松间，阙后吴江陆燿、宜兴储大文、武进李兆洛，皆闻世仪之风而兴起者（《清儒得失论》）。钱穆也认为陆世仪而非颜元、顾炎武等，才是清代经世学派谱系的第一人。为此，我的弟子也分别研究了陆世仪（余芬）、陆燿（苗华国）。现在清华则有一位弟子正打算写作“清代经世派的谱系”（文斯）。

　　当然，在我的笔下和罗威廉的笔下，这些故事是不尽相同的。这不奇怪，也许这样才更有意思（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对比《救世》与《乾隆十三年》特别是第二第三第四章的目录）。其间一个主要的原因，是罗威廉并非生活在中国，也没有我的那些农村经历。而在我看来，学问并不是读史料，“爬格子”得来的，恰是出自学者的“当身历史”（凡属这样的地方，“同意”不难，“领会”则不易）。罗威廉也大量地引用了我，全书不下数十处（例如，他提及人口对策，说高王凌有着特别系统的讨论，页263；对所谓“家给人足”，说“高的注释非常用心，我很同意这一点，那就是这个经常被提及的习语决不暗示任何自然经济状态下家庭的自给自足”，页310；对清朝政府的经济目标，认为高王凌在《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和其他著作中对此事的讨论令人信服，页408；关于乾隆十三年粮政，认为“高在他后来的著作中对这个决策的意义有恰如其分的分析”，页413，等等）。

　　当然，我也感觉有一点遗憾，就是罗威廉引用我的文字，大多是上一个世纪的作品，而没能收录近十年的成果。这使《救世》这本书看起来，就似乎“又迟又早”，“既新又旧”。这特别表现在他在“导论”和“结论”中念念不忘的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个时候会出现以陈宏谋为代表的一个经世学派？

　　他想从一些老派的研究中去寻找答案，又不能满意。其实，这问题在我们今天来看就很清楚：就因为十八世纪之际中国正在实行“现代化”（虽然没能成功），这任务太艰巨太困难了，它完全超出了当事人的想象，也需要寻求各种各样新的“知识”。这就是我说《救世》杀青早了一点的原因。当然，罗威廉的研究开始于三十年前，没有理由再拖下去。

三

    为什么说十八世纪中国在“现代化中”呢？对此我已经做过若干解释（参见《十八世纪，二十世纪的先声》，《史林》2006年第5期）。比如我们可以借鉴西方学者如布罗代尔等人的说法，说当时世界上存在几个罕见的“共时现象”：一，表现于人口增长这一人类社会最重要的指标；二，表现在无论中国还是欧洲，都在“加强政府”。罗威廉也说，陈宏谋使人联想到空前强大的近代早期欧洲国家在形成过程中所做的类似努力（页653）。而在我看来，中国在这一方面的努力，较后者更是不遑多让。可惜的是，当时西方的做法，都被认为是现代化的表现，而中国，对不起，依然被认为是“封建专制”。

　　这当然是一个新的“世界史”和“近代史观”。在以前似乎还不多见，现在情况可能已有不少改变，如美国方兴未艾的“新清史”学派，就有重新看待世界史的意图。在最近翻译出版的《乾隆帝》中，美国历史学者欧立德表示，人们普遍认为，十八世纪是一个具有独一无二重要性的时代。而在很多方面，中国的十八世纪都和欧洲的十八世纪颇为相似。他还发明了一个专门用语，叫做“漫长的十八世纪”（《乾隆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当然，新清史的发力之处，是所谓“边疆”和“国际关系”的视角。这与我们的研究颇有不同。我们的发力之处，是在“内政”。“寸有所短，尺有所长”，用不着“妄自菲薄”。

　　张明扬在一篇书评中指出：“在当下的中国知识界和公共舆论中，敢于站出来公开为乾隆辩护，将乾隆作为一个正面人物来叙述的，绝对是异类中的异类。……我视野中仅见的一次挑战就是高王凌先生那本号称重写乾隆史的《乾隆十三年》。……在最近出版的中译本《乾隆帝》一书中，欧立德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为了乾隆的一位辩护人”。欧立德认为，乾隆是“在世界历史进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的人物”，在英文版序言中，他也提及十八世纪的“共时性”现象，认为乾隆是现代中国之父（“近代中国的第一个统治者”，结论）。

　　这种新的现代史观，使我们对中国历史不再感到那么悲观。好像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一路下来，悲惨无比。其实，这也是新文化运动以来的观点（罗威廉也批评了五四以来反传统的偏见，页286）。我想，如果能够拥有足够长的眼光（比如长到九十年以后），就会发现事实并不是这样。

　　当然，在许多读者眼中，乾隆六十年的统治难道不是一个失败，不是直接导致了白莲教大起义，和十九世纪的黑暗吗？它哪里能与同时代的的英国和法国相比？

　　我看问题倒是未必，现在不是很多人都在反思法国大革命？在一本名为《思考法国大革命》的著作中，作者傅勒就写道，革命不是反专制的，而是长期以来政府中央集权的继续，它圆满完成了君主政体的事业。当时被看做“专制的”东西，其实是行政君主制本身的进步。正如托克维尔所说，革命远非是一种中断，实际上只是完成了法兰西诸王开始的中央集权化官僚国家而已（《思考法国大革命》，三联书店，2005）。而且，无论法国大革命带来了什么，它却犯下了“弑君”的大罪（中国没有），还成了当代极权主义的母体。

　　王笛认为，罗威廉把他的研究还引向了一个更为广阔的视野，即放到当时世界这个大环境中，特别是与早期近代的欧洲相比较。他认为，陈宏谋关于人和社会认识的基本点，与启蒙时期的许多欧洲学者十分相似，他所涉及的几乎所有主要方面，也是当时欧洲社会文化发展所面临的问题。陈宏谋把所有权作为经济的基础同时又明确支持“市场原则”，使他非常接近十八世纪法国的重农学派。在政治领域，陈非常强调行政的标准化、沟通和提高效率，这正是早期近代欧洲也在逐渐形成的观念。集权的经济控制、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都是早期近代欧洲精英意识发展的重要成果，这种发展并非欧洲的专利（也可以说，这与我的“十八世纪中国现代化”说，只有一步之遥了）。

　　王笛进一步说，如果罗威廉的主要观点成立的话，那么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文化问题的反思、对落后原因的文化探索、对自己思想文化“病灶”的批判等等，都需要重新认识。显然，中国历史学家很有必要回应罗威廉的这本新著作，而且交锋也在所难免。

　　对我来说，如果呼应前文，说“研究中国应该有一个好的切入点”，那么十八世纪就是这样一个切入点，陈宏谋就是这样一个标杆性人物，藉此，我们可以把近几百年的历史更好地贯通起来。

 

——刊于《 中华读书报 》（ 2014年09月24日09版）

 

雪漠文化网，智慧更清凉！www.xuemo.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