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瑾：谭家湾（上）

力瑾：谭家湾（上）

牲畜永远比人多

我不知道村里究竟养着多少牲畜，正如我不清楚村里究竟生活着多少人一样。人口的数量，很难有精确的统计数字。人，每时每刻都在走动，有人匆匆地走出村去，有人急急地往村里赶。人，就像一阵风，在某一时刻刮进村，在另一时刻从村里刮向别处。面对风，我们总是无可奈何，我们谁也无法掌握风，不管是用双手抓，用衣袋装，还是用厚厚的墙挡，这一切都无济于事。风，仍自由地来去。风，不管我们愿不愿意，它都要刮进村子，也必将刮离这村子。人，总是这样忙忙碌碌，一会儿走进村，一会儿又走出村。人活着，仿佛就是为了使自己忙碌，就是为了让自己走出这村子，远离这村子。我们每个人都一样，不管生活在哪个村哪个城镇，有谁不在不断地努力走出那块自己曾经走进去的地方——村庄或城镇？

牲畜的数量也像人口的数量一样，没人知道精确的数字。也没这个必要，作这样的统计。对谭家湾村来说，多一只牲畜和少一只牲畜又有何区别呢？谭家湾，早已习惯了多一只牲畜和少一只牲畜，正如它早已习惯了多一个人和少一个人一样。但有一点我是知道的，村里的牲畜一定比村里的人多。要证明这很简单，你走进村，随便走进一户人家，村东头的或村西头的，都一样。然后，问一下或自己清点一下，这户人家家里养着几只狗几只猪几只羊几只鸡几只鸭几只鹅……我敢和你打赌，你得到的牲畜数字一定比这户人家的人口数字大。在村里，每一户人家的牲畜都比自家的人多得多。

一个外地人，走进村，最先迎接他的不是人的声音，而是牲畜的声音。一声狗叫，一声猫叫，或者是几声鸡的叫声，几声鸭的叫声……居住在村里的人，听到的最多的声音，不是人的声音，而是牲畜的声音。人与人，很少交谈，即使交谈，也是轻轻的匆匆的，仿似人一直有许多比交谈更重要的事还没做完，正等着人赶着去做。牲畜则不然。它们没有那么多重要的事可干，很多时候，它们常常是无所事事，整日闲逛。在谭家湾，从没见养过牛、马、驴等可以帮助人干活的牲畜，村人养的牲畜，都是猪、羊、鸡、鸭、狗、猫等不会干活的，虽然有时猫帮人捉捉老鼠，狗帮人看家护院，但更多的时候，它们都没有任何事可干。因此，牲畜们有足够多的时间相互交谈，说说昨天夜里下的雨有多大，说说今天早上被风刮走了谁家晾在绳上的衣服，说说哪块桑地里的小虫特别多，说说哪棵树上的麻雀又在孵小鸟了，说说村里的人谁好谁坏谁高谁矮……牲畜们的修养没人好，或许正好相反，牲畜们只是没人这样多的顾忌，所以，它们的交谈从不避人，它们的嗓门总是大大的，从不关心这样大的声音会影响了谁的睡眠会吵醒了谁的美梦会打断了谁的思绪会搅乱了谁的心情。

那天放学还没到家，我就听见母亲在村东口破口大骂，我从她断断续续的不连贯的咒骂声中，知道家里的鸡出事了。走进院中，只见地上躺着一只只二斤左右的鸡，有的已经断气，有的还在挣扎扑腾着翅膀。父亲蹲在地上，用剪刀给几只还比较活泼的鸡剖肚洗胃。我问父亲：这是怎么回事？父亲忿忿地告诉我：不知是哪一个狠心的，把一些浸过甲胺磷毒药水的谷撒在东边渠道边，这群鸡走出去，不晓得这谷有毒，吃下去中毒了。

脑海中，这样的事已经发生过多次。每次，母亲都要在村口朝一户户人家大声地骂，骂得很难听，什么枪毙鬼短命鬼祖宗十八代都骂到了。可不知是谁干的缺德事，骂都是朝天骂的，无主的骂也就和没骂一样。每当骂时，我就上去劝：与其一次次受气发火骂人，还不如不买小鸡不养小鸡算了。骂的时候，父母都发誓下一年再不做这种傻事了，再不买小鸡养了。可骂过后，到了来年春天，父母总不忘在卖小鸡的来时买上一二十只小鸡。于是，新的一次轮回又将开始。

这样的事，村里的人家几乎家家都上演过。不是为鸡就是为鸭为鹅，每年总少不了那么一二回。但令人深思的是，村人每次骂归骂，骂过之后说不养归说不养，第二年又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养上了。我发觉，养一些鸡鸭，成了村人生活的一部分。鸡鸭，并仅仅是牲畜，在某种意义上，它们也代表人的生命，也代表一户人家的生机。如果什么时候，谁家的门前屋后，听不到一只鸡的鸣声听不到一只鸭的叫声，没有了任何牲畜，那么，这户人家是彻底地完了。这户人家，即使有人，这些人也都是病秧子，都奄奄一息，活着就和没活着一样。

那些年，村里家家户户都养着几头羊。原因很简单，羊的粪，可以给生产队当肥料，可以换来工分。而工分，是队里年终时分红的唯一根据。

放学后，我和哥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放下书包，拿起草筐和镰刀，去田间割羊草。村里养的羊多，割草的人也多。今天割草，明天割草，那些草哪经得起天天折腾？“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生命力挺强的野草，在人的毁灭性掠夺面前，也不得不低下它们的头。草，都不敢把头探出泥面，都深深地藏在泥里。田野里，到处是光秃秃的。草，都让人给割怕了，割光了。偶尔有几棵胆大的草，偷偷地在一角探出它们嫩绿的头，马上有几把锋利的镰刀同时伸过来，把它们抢进了各自的筐中。割羊草，是一件大事，对那时的我和哥来说。要割满一筐草，没有二三个小时是不可能的。有时，实在找不到草，没办法完成父母下达的任务，便只好使瞒天过海之计。在草筐的底下放上几根柳枝，把筐搭空，在柳枝上面放上几把草，就算是割了一筐草了。当然，这办法和掩耳盗铃一样，父母很快就会知道，即使没被当场发现，也只要听听羊棚中有没有羊叫声就行了。羊不受欺骗，也不会骗人。欺骗和受骗的，都只是我们人，人只能骗人，而不能骗羊。羊没吃饱，肚子饿着，就要大声地叫。

后来，田地承包到户，羊粪虽仍是自家田里的最好肥料，可再不能挣工分，到年底也再不能多拿点分红。羊，在主人心目中的地位，慢慢下降。村上的羊，开始渐渐地变少。人们只顾杀羊、卖羊，而不再管养羊的事。到现在，村里的羊已几乎绝迹，只剩下寥寥可数的几只，而且也都是病歪歪的，并不健壮，并不招人喜欢。

村里的羊，由盛到衰的变迁史，就像是无意中记录下的村人的历史。村人，也在记着自己的历史，但与羊记下的村人的历史肯定不同。羊默默记下的，是一部更接近自然更接近大地的历史。村里的羊，也像一阵风。在某一时刻刮进村，又在某一时刻刮出村。人们不知道这风是从哪刮起的是怎样刮起的，也不知道风刮向哪里为什么要刮走。只是，风来时，人们都在风里，被吹得东倒西歪站不稳脚跟；风去时，人们也都在风里，被带走了一些东西，比如一滴泪一个梦或一片羽毛一根稻草一张榆树叶……

那天，在昏暗微弱的洋油灯下，父亲告诉我：“以前有一阵子，村里见不到一只鸡一只鸭的影子，听不到一只猫一只狗的叫声，一个个猪棚里全都空空的，没有猪羊的踪迹。”我忽闪着眼睛，好奇地问：“是不是那时的村人特别懒，没养它们呀？”父亲语调忧郁地回答：“不是村人懒惰，没养它们；而是不敢养，不能养！这些鸡呀鸭呀的，都说是资本主义的尾巴，都要割掉。尾巴割掉了，可并不彻底，村人私底下还是偷偷地养一只鸡一只鸭什么的，只是像做贼似的，不敢让别人发现。”

我无法想象，一个村子没有一只鸡一只鸭没有一条狗一只猫没有一只猪一只羊会是啥模样。我更无法想象，一个村子的人，在远离了鸡鸣狗叫远离了猪羊鸭鹅的情况下，是怎样独自生活的。这样的村子和村人的生活，我没有见到过，我也无法想象这样的村子和村人的生活曾经存在过。没有了任何牲畜的村子，是个死一样沉寂的村子；没有了任何牲畜的村人的生活，是灰一样单调的生活。牲畜是村庄的代言人，是人最亲密的伙伴。

最忙和最闲的人

走进村子，随便逮住一个人问：一年前的今天，你在干啥？答曰：不知道。十年前的今天呢？二十年前的今天呢？三十年？四十年？随着时间的不断向前推，更是把头摇得像拨浪鼓。村里的每个人，都很忙，忙得没时间去关心自己究竟在忙些啥，为什么要忙。我在谭家湾生活了三十几年，并还将在此长期居住下去，直到老死。可我不知道，这村里哪一个人最忙，也不知道哪一个人最闲。在我眼里，我认识的每一个村人都像地上的蚂蚁一样，忙忙碌碌，东奔西走，忙的目的却永远只有一个——为了找到能够养活自己的可怜的一点粮食。我们谁不在为那一点粮食——物质的或精神的——而忙而奔波呢？

每天天还不亮，四点多或再稍晚一点五点多，母亲准时地起床了。母亲比村上的任何一只公鸡都醒得早，起来得早。在村里，最先迎接朝阳的，不是公鸡的鸣唱，而是一个人的一声咳嗽。总有几个人，在早晨最先醒来。此时，大地还沉浸在一片漆黑之中，还在睡梦中甜甜的笑。母亲之所以这么早起床，是为了去乡丝厂上班，她必须在六点半之前赶到厂里。傍晚，父亲在田地里干活总是要干到天黑，或锄草，或打药水，或种田，或摘桑叶……父亲的手里总有干不完的农活。天不黑，父亲从不回家吃晚饭。父亲，每天都忠实地送走夕阳的最后一缕光线。在村里，像父母这样每天起早摸黑一天忙到晚的人，有许多。忙碌，早已不是城市人的专利，如今的农村人，也像城里人一样匆匆来去。匆忙，就像是一种流行，一种时髦，每个人都想跟上它追赶它亲近它。匆忙，又似空气，不知不觉中已渗透到我们人类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领域：城市、乡村、工厂、公园……

我不知道村里哪一个人最忙，也不知道哪一个人最闲。我不知道村人都在忙些什么。早晨天还不亮，人们大多已经起床，出门去了。傍晚，他们回家时，天已全黑了，我早已在家。同样，他们也不知道我在忙些什么。我们虽然同居于一个村，可我们就像运动场上跑步的运动员，都跑在属于各自的跑道，偶尔有人闯进别人的跑道，就被人判为违规，马上退回到自己的跑道上去。“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这是一种夸张，村里没有这情况，倒是听说千里外的城市中的居民楼有这情况。更多的时候，鸡犬之声闻到了，往来也是往来了，但并不知道彼此在忙些什么。往来，只是为了探听一下今日风的方向，风有几级，明日会不会下雨，如有会下多少；或者是像观看马戏团中的猴子表演一样，往来只是为了观看发生在别人身上或喜或悲的故事。因此，家长里短是几个人在一起谈话的主要内容，即使是香港回归、科索沃战争这样的大事，也只是在舌头上打个滚便过去了。对村人而言，没有比在阵雨来临前把晒场上自家的谷挑进屋里更重要的事。

因此，我说的最忙和最闲的人，也只是我这样认为而已。也许，我认为最忙的人，别人却认为是最闲；我认为最闲的人，别人却认为最忙。这是完全有可能的事。我们说的话，下的判断，谁不是以自己的心为标准的呢？谁不自以为是天下的真理呢？我也只是许许多多的村人中的一个，也是个大俗人。

父亲曾告诉我：河对岸的一户人家，有一个三岁的小男孩，在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掉在门前的小河里淹死了。那个小男孩，在我出生前就已逝世，我从没看到过他，他也从没看到过我；我不知道他的长相，他也不知道我的相貌。可我却固执地深信：这个三岁的小男孩，是村上最忙的人。我想，他一定是太忙了，太忙于去另一个世界了，所以才这样匆匆地上路，还没来得及用双眼好好地看看这村庄的天空、小鸟、树叶、芦苇、桑树、稻田、麦子、油菜花……还没来得及用双耳好好听听这村庄的声音，鸟叫声、蛙鸣声、风吹篱笆声、狗的狺狺狂吠、猪吃食声……还没来得及用心好好地体会一下这村庄的滋味，夏日骄阳的炎热，冬日北风的寒冷，池塘里荷花的出淤泥而不染，院中桂花的幽幽芳香……每个人，都走在去另一个世界的路上，不同的，只是速度的快慢和路旁欣赏到的风景。有的人，是“春风得意马蹄急，一日看尽长安花”；有的人，是“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有的人，是“独坐敬亭山，相看两不厌”。迟早都要去另一个世界，我们何必太匆忙呢！

村上最闲的人，是我的太公。他于九十六岁高龄时才无疾而终，是标准的寿终正寝。他慢慢地走过了清王朝的龙袍，又慢慢地走过了民国的青天白日，又慢慢地走过了军阀混战的硝烟，又慢慢地走过了八年抗日战争，又慢慢地走到了新中国成立走到了今天的改革开放。太公身体一向很棒，七十多岁时，挑着一担稻谷还健步如飞。只是，在他九十高龄的最后几年，身体像一盏风中的油火，闪烁不定，摇摇欲灭。即使如此，他仍每天背着草筐，拿把镰刀，去田间地头缓缓地走上一圈。这时，他已割不动草，只是象征性地在筐里放上一二把草，仍是空着回家来。他就像一头老牛，深情地望着自己昔日曾出过力流过汗的熟悉的土地。

短短的一段人生路，每个人走过的长短全都一样，都只是走过生老病死而已。不同的，只是有人走得快些忙些，如那个三岁就淹死的小男孩；有人走得慢些闲些，如我的太公。那个三岁的小男孩走出了村子，在桑树地里留下了一个坟；太公九十六岁时也走出了村子，也在桑树地里留下了一个坟。在最后的归宿上，在最后的结局上，忙与闲都趋向于相同，趋向于一。而这一点，又有几个村人能在老死前明白呢？那些或忙或闲的村人，谁都一样，最终都只是在桑树地里占那么一丁点的地方，静静地独自过真正属于自己的日子，任荒草在他（她）头顶疯长，任野狗在他（她）身上撒尿，不管他（她）生前曾有多显赫，拥有多少高楼别墅，拥有多少家产。我也一样，也会在太公安息的桑树地旁，占一小块地方，在那儿静看风云变幻，静听风狂雨骤。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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