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晶明：文学编辑的态度与职责

阎晶明：文学编辑的态度与职责

由于传播手段和渠道的改变，“文学编辑”的职能和地位已经发生很大变化。现在大家喜欢用“零门槛”来表达作家与编辑的新关系。对很多作家来说，颇有一种自由与新生的味道，再也不用看编辑的脸色了，直接把作品发布到网上就算发表了。但我认为，这句话对一部分人是真的，对另一部分甚至是更多的人只是个虚幻，在有些情况下是事实，在更多的时候却未必是。

我们先不讨论网上发布与纸质出版之间的差别，就职业地位改变和态度变化来说，文学编辑的职业特性和从前果真没有可比性了。编辑的地位发生了松动，编辑这道门槛过去可能的确有脸色的问题，但作为文学作品发表必经的“关卡”，编辑有权对作家的作品提出意见甚至要求修改。现在，很多作家具有了自我成长能力。这是网络带来的好处，好作品被淹没的概率大大降低，但横空出世之作到底出现了多少呢？比起“泛文学”概念下的文学作品增多和文学语言的大幅度不讲究，编辑的功能弱化给文学带来了什么？

与此相关的问题是，中国现代以来建立起来的文学编辑传统眼看着有大面积丢失甚至丧失的危险。编辑的作用在弱化，现有编辑的职业态度、职业技能也在下跌。这或许是需要我们引起格外警觉的现实。以往的编辑会为作品中的一个典故、一个成语、一句方言俚语的准确性、必要性，甚至对标点符号、段落分法与作家商量沟通，现在呢，作者发来的电子版就是三校前的“定稿”，直接上版也不鲜见。不再审读、不用退稿，连“两个月内未收到采用通知，作者可自行处理”的铅印单也不用邮寄，通过电子信箱和手机短信，编辑与作者看似交流方便，事实上却逐渐淡漠，相去甚远。编辑与作家之间的佳话不复存在，大家靠“名头”吃饭选稿，一切都那么自然，那么可以接受。作为必不可少的文学生产环节，编辑就这样成了“传统工艺”，似乎要与铅字印刷一起来成为历史了。

由于纸质出版物，图书、报纸、刊物的存在，文学编辑作为一种职业依然是“文学界”里的一个类别，但这个职业领域所发生的新情况新问题却直接间接地影响着文学创作与出版的质量。如果电子出版不能完全取代纸质出版，特别是文学出版的“正规性”和主流价值还体现在纸质出版上，回望中国现代以来的编辑传统，强调新媒介环境下编辑作用的必不可少，我认为是非常迫切而重要的。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很多有才华的人宁愿一辈子只做编辑而不去争作家的饭碗，或者他们已经表现多样才华却终生以“编辑家”名世。比如邹韬奋、赵家璧、孙伏园、韦素园等人。也有很多著名作家，尽管小说家、诗人之名已经很大，却始终不离开编辑的岗位，无论他们是不是刊物的主编、出版社的负责人，都视编辑为自己始终坚守的工作。在这份名单里，我们至少可以列出以下这些名字：鲁迅、胡适、茅盾、郑振铎、周作人、叶圣陶、丁玲、徐志摩等等。

以鲁迅为例，看看现代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家是如何对待编辑工作的。

鲁迅深知做编辑的不易，他在1935年致王志之的一封信中谈到：“其实，投稿难，到了拉稿，则拉稿亦难，两者都很苦，我就是立誓不做编辑者之一人。当投稿时，要看编辑者的脸色，但一做编辑，又就要看投稿者，书坊老版(板)，读者的脸色了。脸色世界。”然而事实上，鲁迅一生编辑过的杂志和图书，可谓大观。他和多位友人的交往，不是因为创作或研究，而正是一同编辑刊物和丛书结下友情。

著名出版家赵家璧称“鲁迅先生是一个出色的编辑工作者”(《鲁迅先生的编辑工作》)，周作人在晚年回忆道：“鲁迅不曾任过某一机关的编辑，不曾坐在编辑室里办公，施行编辑的职务”。“他经常坐在自己家里，吃自己的饭，在办编辑的事务，”“他编辑自己的，更多是别人的稿件”(《鲁迅的编辑工作》)。周作人把鲁迅的编辑观概括为“精细与亲切”，是十分准确的。

1924年，鲁迅曾编选许钦文的小说集，他在读过两遍后加以推荐出版，并对其作品中的细节提出意见。在致孙伏园的信中，鲁迅对许钦文小说的一个细节加以纠正：“又《传染病》一篇中记打针(注射)乃在屁股上，据我所知，当在大腿上，改为屁股，地位太有参差”，鲁迅这样指出作品的毛病，并非出于艺术的考虑，而是提醒作者不要犯常识性的错误，是尽一个编辑者的严谨之力。1925年，鲁迅在收到青年作家李霁野的小说《生活》后，致信作者道：“结末一句说：这喊声里似乎有着双关的意义。我以为这‘双关’二字，将全篇的意义说得太清楚了，所有蕴蓄，有被其打破之虑。我想将它改作‘含有别样’或‘含有几样’，后一个比较的好，但也总不觉得恰好。”从中可以见出鲁迅对青年作者的作品反复琢磨、尽可能完善的诚意。

鲁迅在编辑上的认真与精细，甚至超出了编辑者的职业要求。据黄源先生在《鲁迅先生二三事》中回忆，1935年，左翼青年作家周文将自己的短篇小说《山坡上》投给《文学》杂志，时任主编的傅东华将周文小说中一个情节以“不现实和烦琐”为由做了删削，这个情节是描述一个士兵在军阀混战中“被打得肚破肠流”仍然与对方搏斗。周文为此十分生气。鲁迅得知后，为了这个情节的真实性询问了日本军医，在得到肯定的回答后，专门就此将周文、胡风、黄源等叫到一起聚餐谈话，并正面鼓励和引导周文不要因小事而耽误了创作。

一个作家，应该以怎样的态度去对待更年轻的作者？应该如何指导仰慕他的人去从事创作，鲁迅的态度不是指点江山，告诉对方小说的做法，不是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去教导，而是不带功利地去扶持和引领。

鲁迅有清晰的编辑观。据唐弢先生在《“编辑”二三事》里回忆，鲁迅先生要求“编辑应当有清醒的头脑”，“他比作家知道更多的东西，掌握更全面的情形，也许不及作家想得深。编辑不能随心所欲地吹捧一个作家，就像他无权利用地位压制一个作家一样，这是个起码的条件”。

这里，我还想讲一个鲁迅与青年作者的故事，方知鲁迅的编辑观其实更重要的是对青年作者的关心与扶持。1921年7月，一位叫宫竹心的陌生青年给周作人去信求书，因周作人当时在北京西山养病，鲁迅代为回信，并寄《欧洲文学史》和《域外小说集》两册，申明并非借他，“请不必寄还”。8月16日，鲁迅又回信宫，答应他可以到家访问，并附电话号码。知宫之兄妹都写小说，鲁迅信中很是鼓励，并表示“倘能见示，是极愿意看的”。十天后的26日，鲁迅又回信宫，对他到访不遇表示歉意，但这不见是因为宫自己未约而至，所以强调他来前一定“以信告知为要”。同时，鲁迅接到了宫寄来的小说，包括他本人和其妹妹的，鲁迅认为其作品还未达到小说的水平，不过“只是一种SKETCH”，但认为“登在日报上的资格，是十足可以有的”，认为二人“各人只一篇，也很难以批评，可否多借我几篇，草稿也可以，不必誊正的。”且说“我也极愿意介绍到《小说月报》去”。对陌生文学青年的诚意可见一斑。鲁迅在同一信中却又告诫作者，“先生想以文学立足，不知何故，其实以文笔作生活，是世上最苦的职业”。宫在前信中向鲁迅诉说过自己投稿不中的苦恼，对此鲁迅说“这种苦我们也受过。”他进而说：“上海或北京的收稿，不甚讲内容，他们没有批评眼，只讲名声。”这里其实也有鲁迅的编辑思想，即一些名声大的报刊从来不看作者的文章，只以名声论刊用资格，此种风气在今天的文坛特别仍然是京沪两地的所谓名刊大报也一样有吧。

宫是一位陌生的青年，他根本不知周树人与鲁迅的重合，直到通信两月后的9月份，他得知周树人就是鲁迅，鲁迅就是与他通信的周树人后，感到“失惊而狂喜”。并于当月到八道湾得见鲁迅兄弟。鲁迅不但推荐其发表小说，把宫的地址发给报社以便宫能收到稿费，而且推荐其翻译的小说作品在报纸发表。宫因此走上文学道路，本来是邮局工人的他，辞职后希望鲁迅介绍工作，但鲁迅因实无可荐之处而婉拒。告诫他不要因为文章而轻易辞职。宫后来到天津找了一份临时记者的工作，抗战时期创作并出版了武侠小说《十二金钱镖》一举成名，一夜之间成了著名的武侠小说家。

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出，鲁迅这样的文学大家，对于青年，陌生的、无名的青年的请求从来都不拒绝，但又不以名家自居，不轻易打击对方，虽指出作品毛病却又热情推荐发表，另一方面，又不误导青年执意于创作而失去生计的基础。这里所涉当然不只是编辑观，但鲁迅对创作者的扶持就是如此热情、认真而又精细，这种精神是今天的作家、包括编辑应当学习的，至少应当意识到现代中国文学史上的这一传统是不应该丢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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