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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友兰——论风流

2015-08-05 07:45 来源:www.xuemo.cn 作者:冯友兰 浏览:43967975
内容提要:美涵有人的赏识,正如颜色涵有人的感觉。离开人的赏识,不能有美,正如离开人的感觉,不能有颜色。

 

冯友兰——论风流

 

风流是一种所谓的人格美,凡美都涵有主观的成分。这就是说,美涵有人的赏识,正如颜色涵有人的感觉。离开人的赏识,不能有美,正如离开人的感觉,不能有颜色。此所谓不能,也不是事实的不能,而是理的不能。人所不能赏识的美是一个自相矛盾的名词,人所不能感觉的颜色,亦是一个自相矛盾的名词。

说一性质有主观的成分,并不是说它没有一定底标准。可以随人的意见而变动,例如说方之性质,没有主观的成分。红之性质有主观的成分,但甚么是方有一定底标准,甚么是红也有一定的标准。血是红的,不是色盲的人,看见血都说是红。美也是如此,美虽有主观成分,但是美也有一定的标准。如其不然,则即不能有所谓美人,亦不能有艺术作品。不过我们也承认,也许有一小部分人本来没有分别某种颜色的能力。对于这些人就没有某种颜色。这些人我们名之为色盲。有色盲,也有美盲。

不过没有主观成分的性质的内容,是可以言语传达底。有主观成分的性质的内容,是不可以言语传达底。我可以言语告诉人甚么是真,甚么是善,但不能告诉人甚么是美。我可以说,一个命题与事实相合,即是真。一个行为与社会有利即是善。但我不能说,一个事物有什么性质是美。或者我们可以说,凡能使人有某种快感的性质是美。但是那一种快感是甚么,亦是不能说底。我只能指着一个美底事物,说这就是美。但如我所告诉底人,是个美盲,我没有方法叫他知道甚么是美。此正如我可以言语告诉人甚么是方,但不能告诉人甚么是红。我只能指着一个红底东西说,这就是红。但如果我所告诉底人是个色盲,我没有法子叫他知道甚么是红。

美学所讲底是构成美的一部分的条件,但是对美盲底人,美学也是白讲,因为他即研究美学,他还不能知甚么是美。正如色盲底人,即研究了物理学,知道某种长度的光波是构成红的条件,但他不还不能知甚么是红。

风流是一种美,所以甚么是可以称为风流性质的内容,也是不能用言语传达底。我们可以讲底,也只是构成风流的一部分的条件。已经知道甚么是风流的人,经此一讲,或者可以对于风流之美,有更清楚底认识。不知道什么是风流的人,经此一讲,或者心中更加糊涂,也未可知。

先要说底是:普通以为风流必与男女有关,尤其是必与男女间随便的关系有关,这以为是错误的。我们以下“论风流”所举的例,大都取自《世说新语》。这部书可以说是中国的风流宝鉴,但其中很少说到男女关系。当然,说男女有关的事是风流,也是风流这个名词的一种用法。但我们所谓风流,不是这个名词的这一种用法的所谓风流。

《世说新语》常说名士风流,我们可以说风流是名士的主要表现。是名士,必风流。所谓“是真名士自风流”。不过冒充名士底人,无时无地无之,在晋朝也是不少。《世说新语》说:“王孝伯言,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任诞》)这话是对于当时的假名士说底。假名士只求常得无事,只能痛饮酒,熟读《离骚》。他的风流,也只是假风流,嵇康阮籍等真名士的真风流,若分析其构成的条件,不是如此简单。我们于以下就四点说真风流的构成条件。

就第一点说,真名士真风流底人,必有玄心。《世说新语》云:“阮浑长成,风气韵度似父,亦欲作达,步兵日:‘仲容已预之,卿不得复尔。’””刘孝标注云:“‘竹林七贤论’曰:‘籍之抑浑,盖以浑未识己之所以为达也’”。“是时竹林诸贤之风虽高,而礼教尚峻。迨元康中,遂至放荡越礼。乐广讥之曰:‘名教中自有乐地,何至于此?’乐令之言,有旨哉。谓彼非有玄心,徒利其纵恣而已。”“作达”大概是当时的一个通行名词,达而要作,便不是真达,真风流底人必是真达人。作达底人必不是真风流底人,真风流底人有其所以为达。其所以为达就是其有玄心。玄心可以说是超越感,晋人常说超越,世说新语说:“郭景纯诗云:‘林无静树,川无停流。’阮孚云:‘泓峥萧瑟,实不可言’。每读此文,辄觉神超形越。”超越是超过自我;超过自我,则可以无我;真风流底人必须无我,无我则个人的祸福成败,以及死生,都不足以介其意。《世说新语》说:“郗太傅(鉴)在京口,遣门生与王丞相书求女婿。丞相语郗信‘君往东厢,任意选之’。门生归白郗曰:‘王家诸郎,亦皆可嘉,闻来觅婿,或自矜持。惟有一郎,在东床上,坦腹卧,如不闻。’郗公云:‘正此好。’访之,乃是逸少,因嫁女与焉。”(《雅量》)又说:“庚小征西(翼)当出未还。归母阮,是刘万安妻,与女上安陵城楼上。俄顷,翼归。策良马,盛舆卫。阮语女:‘闻庾郎能骑,我何由得见。’归告翼,翼便为于道开卤簿,盘马。始两转,坠马堕地,意色自若。”(《雅量》)王羲之闻贵府择婿而如不闻。庾翼于广众中,在妻及岳母前,表演马术坠马。而意色自若,这都是能不以成败祸福介意的。不过王羲之及庚翼所遇见底,还可以说是小事。谢安遇见大事,亦是如此。《世说新语》说:“谢公与人围棋,俄而谢玄淮上信至。看书竟,默然无言徐向局。客问淮上利害。答曰:‘小儿辈大破贼。’意色举止,不异于常。”(《雅量》)能如此,正是所谓达,不过如此底达,并不是可以‘作’底。

就第二点说,真风流底人,必须有洞见。所谓洞见,就是不借推理,专凭直觉,而得来底对于真理底知识。洞见亦简称为“见”。此“见”不是凭籍推理得来底,所以表示“见”的言语,亦不须长篇大论,只须几句话或几个字表示之。此几句话或几个字即所谓名言隽语。名言隽语,是风流底人的言语。《世说新语》说:“阮宣子(修)有令闻。太尉王夷甫见而问曰:‘老庄与圣教同异?’对曰:‘将无同。’太尉善其言。辟之为椽。世谓三语椽。”(《文学》)《世说新语》亦常说晋人的清谈,有长至数百言数千言,乃至万余言者。例如:“支道林,许谢盛德,共集王家。(许询,谢安,王蒙)谢顾谓诸人,‘今日可谓彦会。时既不可留,此集固亦难常。当共言咏,以写其怀。’许便问主人,‘有庄子不?’正得《渔父》一篇。谢看题,便各使四座通。支道林先通作七百许语。叙致精丽,才藻奇拔,众咸称善。于是四座各言怀毕,谢问曰:‘卿等尽不?’皆曰:‘今日之言,少不自竭。’谢后粗难,因自叙其意,作万余言。才峰秀逸,既自难干。加意气拟托,萧然自得。四座莫不厌心。”(《文学》)支道林谢安等的长篇大论,今既不传,是不惋惜底。但何以不传?大概因为长篇大论,不如名言隽语之为当时人所重视。《世说新语》谓:“客问乐令,(乐广)旨不至者,乐亦不复剖析文句。直以麈尾柄确几曰:‘至不?’客曰:‘至。’乐又举麈尾曰:‘若至者,那得去?’于是客乃悟。服乐词约而旨达。皆此类。”(《文学》)又说张凭见流真长,“顷之,长史诸贤来清言。客主有不通处,张乃遥于末座判之。言约旨达,足畅彼我情怀。”(《文学》)“言约旨远”,或“词约旨远”,是当时人所注重底。真风流底人的言语,要“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真风流底人谈话,要“谈言微中”,“相视而笑,莫逆于心。”若须长篇大论,以说一意,虽“文藻奇拔”,但不十分合乎风流的标准,所以不如“言约旨远”底话之为人所重视。

就第三点说,真风流底人,必须有妙赏。所谓妙赏,就是对于美的深切底感觉。《世说新语》中底名士,有些行为,初看似乎是很奇怪;但从妙赏的观点,这些行为,亦是可以了解底。如《世说新语》说:“王子献(徽之)出都,尚在渚下,旧闻桓子野(伊)善吹笛,而不相识。遇桓于岸上过,王在船中,客有识之者云,是桓子野。王便令人与相闻云‘闻君善吹笛,试为我一奏。’桓时已贵显,素闻王名,即便回下车,踞胡床,为作三调,弄毕,便上车去。主客不交一言。”(《任诞》)王徽之与桓伊都可以说是为艺术而艺术,他们的目的在于艺术并不在于人。为艺术的目的既已达到,所以两个人亦无须交言。

《世说新语》又说:“锺士季精有才理,先不识稽康。锺要于时贤隽之士,俱往寻康。康方大树下锻,向子期为佐鼓排。康扬槌不辍,旁若无人,移时不交一言。锺起去,康曰:‘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锺曰:‘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简傲》)晋人本都是以风神气度相尚。锺会稽康既已相见,如奇松遇见怪石,你不能希望奇松怪石会相说话。锺会见所见而去,他已竟见其所见,也就是此行不虚了。刘孝标注引《魏氏春秋》说:锺会因稽康不为礼,“深衔之,后因吕安事,而遂谮康焉。”如果如此,锺会真是够不上风流。

《世说新语》说:“阮公邻家妇有美色,当垆沽酒,阮与王安丰常从妇饮酒。阮醉,便眠其妇侧。夫始殊疑之,伺察终无他意。”(《任诞》)又说:“山公(涛)与稽阮一面,契若金兰。山妻韩氏,觉公与二人异于常交。问公。公曰:‘我当年可以为友者,唯此二生耳。’妻曰:‘负羁之妻,亦亲观狐赵,意与窥之,可乎?’他日二人来,妻劝公止之宿,具酒肉,夜穿墉以窥之,达旦忘返。公入曰:‘二人何如?’妻曰:‘君才致殊不如。正当以识度相友耳。’公曰:‘伊辈亦常以我度为胜。’”(《贤媛》)阮籍与韩氏的行为,与所谓好色而不淫又是不同。因为好色尚包含有男女关系的意识,而阮籍与韩氏直是专从审美的眼光以看邻妇及稽阮。所以他们虽处嫌疑,而能使邻妇之夫及山涛,不疑其有他。

《世说新语》又云:“谢太傅问诸子侄:‘子弟亦何预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车骑(谢玄)对曰:‘譬如芝兰玉树,欲使其生于阶庭耳?’”(《言语》)子弟欲其佳,并不是欲望其能使家门富贵,只是如芝兰玉树,人自愿其生于阶庭。此亦是专从审美的眼光以看佳子弟。

《世说新语》又说:“支道林常养数匹马。或言道人畜马不韵。支曰:‘贫道重其神骏。’”(《言语》)他养马并不一定是要骑。他只是从审美的眼光,爱其神骏。

就第四点说,真风流底人,必有深情。《世说新语》说:“卫洗马初欲渡江,形神惨悴,语左右云:‘见此芒芒,不觉得百端交集。苟未免有情,亦复谁能遣此!’”(《言语》)又说:“桓公北征,经金城,见前为琅邪时种柳,皆已十围。慨然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攀枝执条,泫然流泪。”(《言语》)又说:“王长史(广+钦)登茅山,大痛哭曰:‘琅琊王伯舆终当为情死。’”(《任诞》)桓温说:“木犹如此,人何以堪。”八个字表示出人对于人生无常的情感。后来庚信《枯树赋》云:“桓大司马曰:‘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逢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虽二十四个字。但是主要的还是只是“树犹如此,人何以堪”八个字。

桓温看见他所栽底树,有对于人生无常底情感,卫玠看见长江,“见此芒芒,不觉百端交集”,他大概也是有对于无常的情感。不过他所感到的无常,不是人生的无常,而是一切事物的无常。后来陈子昂《登幽州台》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这都是所谓“一往情深”。“一往情深”也是《世说新语》中的话。《世说新语》谓:“桓子野,每闻清歌,辄唤奈何。谢公闻之曰‘子野可谓一往有深情’。”桓子野唤奈何,因为有一种情感,叫他受不了。这就是王广+钦所以痛哭的原因。他将终为情死,就是他也是受不了。这是对于人生有情的情感。

真正风流的人有深情。但因其亦有玄心,能超越自我,所以他虽有情而无我,所以其情都是对于宇宙人生底情感。不是为他自己叹老嗟卑。桓温说:“木犹如此,人何以堪?”他是说:“人何以堪”,不是说:“我何以堪?”假使他说“木犹如此,我何以堪”,他的话的意义风味就大减,而他也就不够风流。王广+钦说,王伯舆终当为情死?他说到他自己。但是他此话与桓温卫玠的话,层次不同。桓温卫玠是说他们自己对于宇宙人生底情感。王广+钦是说他自己对于情感的情感。他所有底情感,也许是对于宇宙人生的情感。所以他说到对于情感底情感时,虽说到他自己,而其话的意义风味,并不减少。

真正风流底人,有情而无我,他的情与万物的情有一种共鸣。他对于万物,都有一种深厚底同情。《世说新语》说:“简文入华林园,顾谓左右曰:‘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木,便自有濠濮间想也,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言语》)又说:“支公好鹤,有人遗其双鹤。少时翅长欲飞,支意惜之,乃锻其翮。鹤轩翥不复能飞,乃反顾翅,垂头视之,如有懊丧意。林曰既有凌霄之姿,何肯为人作耳目近玩。养令翮成,置使飞去。”(《言语》)又说:“王子敬(献之)云:‘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难为怀。’”(《言语》)这都是以他自己的情感,推到万物,而又于万物中,见到他自己的怀抱。支道林自己是有凌霄之姿,不肯为人作耳目近玩。他以此情感推之鹤,而又于鹤见到他自己的怀抱。这些意思是艺术的精义,若简文帝只见“翳然林木”,不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王子敬只见“山川映发”,不觉“秋冬之际尤难为怀”。他们所见的只是客观的世界。照《世说新语》所说,他们见到客观的世界,而又有甚深底感触。在此感触中,主观客观,融成一片。表示这种感触,是艺术的极峰。诗中的名句,如“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春草无人随意绿”,“空梁落燕泥”,皆不说情感而其中自有情感。

主要底情感是哀乐。在以上所举底例中,所说大都是哀的情感。但是有玄心底人,若再有进一步的超越,他也就没有哀了。一个人若拘于“我”的观点,他个人的祝福成败,能使他有哀乐。超越自我的人,站在一较高底观点,以看“我”,则个人的祝福成败,不能使他有哀乐。但人生的及事物的无常,使他有更深切的哀。他若从一更高底观点从天或道的观点,以看人生事物,则对于人生事物的无常,也就没有哀了。没有哀乐,谓之忘情。《世说新语》说:“王戎丧儿万子,山简往省之。王悲不自胜。简曰‘孩抱中物,何至于此?’王曰:‘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锺,正在我辈。’简服其言,更为之痛。”(《伤逝》)能忘情与不能忘情,是晋人所常说底一个分别。《世说新语》云:“张玄之顾敷是顾和中外孙,皆少而聪慧,和并知之,而常谓顾胜,亲重偏至,张颇不恹。于时张年九岁,顾年七岁。和与俱至寺中。见佛般涅磐像,弟子有泣者,有不泣者。和以问二孙。并谓:‘被亲故泣,不被亲故不泣。’敷曰:‘不然。当由忘情故不泣,不能忘情故泣。’”(《言语》)能忘情比不能忘情高,这也是晋人所都承认底。

忘情则无哀乐。无哀乐便另有一种乐。此乐不是与哀相对底,而是超乎哀乐底乐。陶潜有这种乐,他的诗:“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乐,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这诗所表示的乐,是超乎哀乐的乐。这首诗表示最高底玄心,亦表现最大底风流。

在东晋名士中渊明的境界最高,但他并不狂肆。他并不“作达”。《世说新语》云:“王平子(澄)胡毋彦国(辅之)诸人,皆以任放为达,或有裸体者。乐广笑曰:‘名教中自有乐地,何为乃尔也。’”(《德行》渊明并不任放,他习已于名教中得到乐地了。

宋儒亦是于名教中求乐地。他们教人求孔颜乐处,所乐何事。《论语》曾皙言志:“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宋儒说曾子“即其所居之位,乐其日用之常,而胸次悠然,上下与天地同流,有万物各得其所之妙,故夫子叹息而深许之”(朱子注)。不管曾皙的原意如何,照宋儒所讲,这确是一种最高的乐处,亦是最大的风流。

邵康节当时人称为“风流人豪”。他住在他的“安乐窝”里,有一种乐。但是程明道的境界,似乎更在康节之上,其风流亦更高于康节。程明道诗云:“云淡风轻近午天。傍花随柳过前川。时人不识予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又说:“年来无事不从容,睡觉东窗日已红,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文集》卷一)这种豪雄,真可说是“风流人豪”。康节诗云:“尽快意时仍起舞,到忘言处只讴歌。宾朋莫怪无拘检,真乐攻心不奈何。”(《林下五吟》,《击壤集》卷八)“花谢花开诗屡作,春归春至酒频斟。情多不是强年少,和气冲心何可任。”(《喜春吟》,《击壤集》卷十)攻心而使之无可奈何底乐,大概是与哀相对底乐。与哀相对的不是真乐。康节有点故意表示其乐,这就不够风流。

(原载1944年《哲学评论》第九卷第三期,又见《三松堂学术论集》第60961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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