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为什么不愿意学文学？

大学生为什么不愿意学文学？

加里·索尔·莫森 著 吴万伟 译

去任何一所大学的英语系，围在一起边喝咖啡边和同事们聊天，你就会发现他们的抱怨简直就是哲学家玛莎·诺斯鲍姆（Martha Nussbaum）最近新书开头一句的绝妙总结：“我们正处在不仅规模庞大而且会带来全球性影响的大危机之中。” 她说的不是迫在眉睫的环境灾难或核武器扩散。这些威胁我们都可以辨别出来，你知道。诺斯鲍姆突出强调的危险“就像癌症一样在很大程度上被人们忽视了。但从长远来看,这个危机对民主自治未来产生的破坏可能更大。”

当作家求助于癌症的可怕扩散来说明问题的严重性时，你知道她是希望阻止有人提出反对意见,即很少有看得见的证据来支持她的论点。那么，威胁民主和世界的癌症是什么呢? 那就是选修文学课程的学生人数下降。诺斯鲍姆教授的新书名为《不是为了利润:为什么民主需要人文学科》。

在诺斯鲍姆看来，追逐利润正是学生选择学习经济学或化学而抛弃文学的理由。我在纽约市布朗克斯区长大，当地有家犹太熟食店，该店的肉闻起来似乎有些发酸，百吉饼也不太新鲜。可老板把生意清淡的原因归咎于布朗克斯人的口味越来越低俗。如书名所示，诺斯鲍姆自然得出有利于自己的答案。学生们对赚钱感兴趣,因此只选择有助于找到工作的学位。文学教授中流行的另外一个答案是学生们在Twitter上花这么多时间,他们的注意力集中时段只有蛙跳一下那么短。

但是，现在的学生真的比众所周知的落后时代即1950年代和1980年代的同龄人更加追求物质享受吗? 为什么这些热衷Twitter的青少年能沉浸在七卷本的哈利波特中乐此不疲呢?

问题有没有可能不在学生而在教授自己身上呢?

为什么上文学课?

大吐槽时我感到纳闷的原因之一是我的经验完全不同。 十多年来,我一直在西北大学上大班课，学生人数超过500名。这门课是俄罗斯文学。通常学生都不知道有讲授“俄罗斯文学”的斯拉夫语系。在他们看来，都是英语,是研究小说和诗歌的缩写,这门课之所以一直延续下来就是通过一届届的学生口口相传。

上课用的材料并不容易。我们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和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我还开设了另外一门课《战争与和平》，选修的学生达到300人。如今，西北大学应该是职前培训学校的典型。那么，在所有课程中为什么有这么多学生来学习俄罗斯文学呢?

我与几十个学生交流过，他们没有一个告诉我,选修更多文学课程是因为要把在上大学的每一刻都用准备将来赚最多的钱。相反,学生的回应是他们上的一些文学课让他们觉得再上文学课得不到任何收获。听了他们对这些课程的描述，我明白了他们的意思。

为什么不仅仅阅读维基百科的作品概要?

学文学能学到哪些在其他地方学不到的东西? 为什么要不辞劳苦地学文学呢？文学教授认为文学这门课非常重要的原因自然不难理解。但是学生们提出这些问题并没有错。从金钱、时间、成本和机会成本来看，所有课程都很昂贵。

威尔·罗杰斯（Will Rogers）曾经说过：“我们都很无知,只不过科目不同而已。”要想上好课，你就必须设身处地站在学生的位置上考虑问题，他对这门课一窍不通，必须有人说服它这门课值得学。你要去掉自己在求学时形成的现在早已忘记的知识和假设。其中一个假设就是文学值得我们努力去阅读。

第一个任务是让学生想要读文学。学生们当然看到智慧的价值，看到它们在自己思考价值观和做出决策时发挥的指导作用。但是，教授倾向于嘲笑这样的观念，认为这种看法有些市侩。在威廉姆斯学院任教多年的克拉拉·克莱本·帕克（ClaraClaiborne Park）写过一篇文章，专门探讨在社区大学教授文学的经验。在学期结束的时候,一位来自农场的男生问道：“帕克夫人，我们读过荷马有关来世的观点,还有柏拉图的观点,现在我们又阅读但丁的观点。他们的观点各不相同。帕克夫人，哪个观点是正确的呢? ”她回忆了她的反应:

我赶紧克制自己不居高临下地笑出声来。班上几个优等生已经偷偷地笑了…但是，这个男生脸上愿意倾听不同意见的严肃表情鼓励我们去深入反思。在这个班上,是谁在以柏拉图和但丁期待的方式阅读他们的作品呢? 谁提出了正确的问题？是我或优等生还是这个差生呢？我刚刚意识自己差一点坏了大事。

优等生通常心里想的是所谓的维基百科测试中可能出现的东西。 如果一本书有个要点,这个要点可以被简要总结出来,为什么不干脆读摘要就完事呢? 如果老师不能给出连贯的解释这种捷径根本行不通,那么为什么学生会认定漏掉了重要东西呢?

许多年前,西北大学出现了学生评估课程手册,我遇到有学生这样评价狄更斯这门课程:“不要选这门课,除非你想读很多狄更斯的作品! ”老师布置的任务是一周看一本小说。第一节课讲授狄更斯的生平，第二节课讲当时的社会背景。阅读《荒凉山庄》与阅读课堂笔记本显然没有区别。

学生一次又一次地告诉我大多数高中和大学扼杀他们阅读小说的兴趣的三种常见方法。

最常见的方法可能被称为技术。老师把书当作一件工艺品来研究。谁是主角？对手是谁? 有没有伏笔? 最重要的是,这种学习方法指导学生去寻找符号标记。发现基督的象征再容易不过了。水的象征意义几乎总能找到,因为你迟早会看到一条河或洗涤或饮料。在《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中，密西西比河象征着自由,而道格拉斯寡妇家象征着文明。在《安娜卡列尼娜》中，火车象征命运或现代化或表示爱的传输。

如果更细腻一些，这种方法涉及到讲授专注于“文本”的复杂理论。但是文学作品不是文本，也就是说,它们不只是依靠深奥的技术链接起来的一页页文字。有人真的相信狄更斯着手创造了谜语，人们需要搞清楚谜语的含义才能推动人文学科前进吗？他希望读者获得像猜纵横字谜那样的体验吗? 如果真有这种希望，他能吸引到这么多读者吗？

文学作品绝非这个意义上的文本。这个文本不过是作者为读者创造阅读体验的方式而已。它不过是音乐会的乐谱而不是作品本身，或是用来制造能够避雨的工具的蓝图而已。

不,真正的文学作品是读者的体验。

这意味着老师需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帮助学生拥有作者试图创造的那种体验。分析那些创造体验的技巧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学生还没有那种体验。

学生需要有这样的体验,而不仅仅是被告知体验的结果。人们如何通过亲身体验这个过程并得出这种解释对他们来说至关重要。否则,为什么不简单地记住评论家的解释呢?

我曾经发在挪威表过一篇探讨《安娜卡列尼娜》的论文，一个著名学者回答说：“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一直在告诉学生不要做你在做的事,即把字符视为有真问题和真人类心理特征的真人。小说中的人物不过是写在书页上的字。把虚构人物当作真实人物太幼稚了,简直就像看戏的观众冲向舞台要拯救被绑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一样。”症结就在这里：小说中的人物既不是书页上的字也不是真人。小说中的人物都是可能的人。当我们思考他们的道德困境时,我们不需要想象这种人是否真实存在,只需思考这样的人和这样的困境可能存在即可。

误把剧场当作现实的读者是极为罕见的,但几乎每个读者都会花时间思考如果自己处在与书中人物同样的困境时该做什么。我们会纳闷处于书页上的字的场景吗?

判决死亡

扼杀文学兴趣的第二个最常见方法是判决死亡。人们根据当今流行的道德或社会标准指责作者、书中人物或者社会或者为他们辩护。这个标准，我的意思是专业文学批评家普遍认可的东西。这些课程都是灌输这些价值观的方式，使学生变成辨别出越轨思想的优秀探测器。

“如果当时的离婚法律更加开明的话,安娜·卡列尼娜的日子就不会很难啊! ”如果她对[这里插入紧迫问题]的看法与我们相通，就会明智得多了。我曾经问一个从来不喜欢读文学的学生,分配给她阅读的是什么书,她提到《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我很想知道这么有趣的一本书怎么会被搞得没有任何兴趣，就问老师是怎么教它的。她解释说：“我们了解到这本书表明奴隶制是错误的。”我能想到的是:如果你事先不知道这一点,你的问题比不会欣赏文学要更严重得多呢。

在这种方法中,作者和书中人物与我们的信念的共同点越多,他们就越开明。这只是一种与历史无关的恭维；它让我们成为有史以来最聪明的人,比莎士比亚还更高明。当然，许多文学批评流派对文学作品的评价要比对《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中的阶级分析复杂得多,但他们仍然认为自己的观点正确无误,并以此评判他人。 这个立场使得人们除了验证已经相信的观念之外不可能做任何别的事。为什么不想象这些作者如果能看到我们会提出什么样的有效批评呢？

我们。当知识分子谴责我们身上的问题时，他们通常指的是没有研究生学位的美国人。这个“我们”使用的是奇怪的第一人称复数,因为它排除了说话者。 这是一个我们,但不包括我们。也许我们需要新的语法范畴专门用来指“排除自我的我们”。“顺便说一句,其他地方也存在“排除自我的我们”，如父母对孩子们说的话，“今天我们有点儿腹泻,不是吗?”

如果不允许其他视角来展示自己的局限性,文学很容易变得毫无意义。正是在实际对话中才出现新的见解。

文献纪录谬误

扼杀文学兴趣还有第三种方法：把它当作时代文献对待。“你知道，作者并非在真空中写作的! ”换句话说，狄更斯之所以引人注目就是因为他描述了作者同时代的工人的凄惨状况。这自然没错，但工厂检查报告不是更好的记录吗？

这种方法其实是把先后顺序搞颠倒了。我们不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照样可以了解俄罗斯的历史；而我们正是通过阅读经典才对俄罗斯历史感兴趣的。毕竟,每一种文化都有很多时间段,人们不可能对每一种文化的每一个阶段都感兴趣,所以,除非对那些本来就对俄罗斯历史很感兴趣的人，俄罗斯历史的论证注定要失败。

让一部作品变成文学的是它在那些不关心作品背景的人看来也非常有趣。文学性始于文献记录终结之处。陀思妥耶夫斯基阐明了甚至在俄罗斯以外仍然具有相关性的心理和道德问题。

几年前,在和一群学生交谈时,一个学生问我为什么讲授我选择的书，我简单地回答说这些是有史以来的最伟大作品。后来我的同事告诉我她在听到禁忌被打破时经历的震撼。因为这是30多年来文学教授视为正统的东西，即根本就没有所谓的“伟大文学”。被称为伟大文学作品的东西不过是因为压迫性的霸权力量迷惑我们相信存在伟大的客观标准,但从本质上看，莎士比亚的作品与洗衣店清单或其他文献并没有什么不同。如果这听起来过于夸张,请让我引用文学教授们最经常使用的《诺顿文学理论与批评选集》。该书的编辑解释了被称为“文化研究”的主要流派的一个重要宗旨，正是这个宗旨设定了批评议程：

像其他艺术品一样,文学文本并不比任何其他文化产品或实践更重要或更不重要。将重点放在文化意义是如何产生、流通和消费的,研究者的焦点专注于艺术或文学是因为这些作品与更广泛的社会因素联系在一起,而不是因为它们拥有内在的趣味或特殊的审美价值。

换句话说,过去被称为值得研究的杰作不过是因为它们符合主张解放的议程，再无其他因素。如果大众娱乐的元素说明了比教皇或者普鲁斯特更大的社会力量,那么它们应该(有时候)成为课程学习内容。“生产、流通和消费”等语言就是为了提醒我们艺术是像其他产品一样的工业产品,同样支持资本统治,甚至比期货市场更加神不知鬼不觉。

在大学，这种方法往往导致讲授文献而非文学或者讲授文化理论本身,理论谈得很多但很少提及其赖以存在的文化文献。或讲授二流的文学作品,因为这些作品无论是作为文献还是简单政治教训的提供者都比伟大文学作品更好讲。在西北大学,工科学生的课程表中还留有选修两门人文学科课程的空间。只要想想即可，一个教授不是让他们阅读伟大作家如乔治·艾略特和简·奥斯汀而是二流作家的作品，或更糟糕的是让学生阅读哲学家雅克·德里达或米歇尔·福柯等写的晦涩难懂的著作。

无论是技术、评判还是文学途径，扼杀文学兴趣的任何一种方法都说出了一些真东西。当然，文学使用符号，用目前流行的问题提供教训,可以当作时代文献。但问题是这些方法无法实现的内容。

它们不能给出学文学的理由。

文学有什么好？

有没有什么东西是文学能教给我们而其他任何东西都无法企及呢？

有一个明显的证据证明伟大小说家比任何社会科学家更了解人类心理。如果心理学家、社会学家或经济学家像乔治·艾略特和托尔斯泰那样理解人，他们就可以创造出像《米德尔马契》（乔治·艾略特的作品）的多丽丝·布鲁克或安娜·卡列尼娜一样真实可信的人物。但没有一个社会科学家能够接近这种水平。

更重要的是:许多学科可以教导我们应该同情别人。但这些学科并不涉及同情心的生活实践。在这方面，伟大文学作品及其研究仍然是大学讲授课程中独一无二的学科。

当你阅读伟大小说时,你把自己置于男女主人公的地位,亲身感受她的困难,为她的糟糕选择感到遗憾。它们暂时变成你的糟糕选择。你畏缩,你感到痛苦，你不得不放下书一段时间。当安娜·卡列尼娜做了错事,你可能看到错在何处，但认识到你很可能犯同样的错误。而且，一页一页地读下去,你不断地在验证古老的箴言：若非上帝恩典,我的残忍本性就会按捺不住。对道德行为来说，任何一种教义都没有设身处地站在别人的立场上给你的感受那样直接了当。

在《安娜·卡列尼娜》的初期有一个引人注目的场景,当莱文向凯蒂求婚时,遭到凯蒂的拒绝。 但当她看到他时,她又动摇了：“然后整个事情首次出现了崭新的不同方面。只是到了这时她才意识到她和谁在一起感到幸福和她爱谁的这个问题并不影响她，而是她要伤害一个自己喜欢的人的那个时刻会影响她。而且这种伤害会很残酷。”

凯蒂置身于他的立场,像他那样感受，体验他注定要承受的痛苦和羞辱。这就是我们认识到她是好人的方式。凯蒂做了读者不断被邀请要去做的事。设身处地感同身受并非道德的全部，但它是起点。

阅读伟大小说时发生的事真的相当了不起：通过认同某个人物，你从小说内部了解到扮演别人是什么感受。从简·奥斯丁以来的伟大现实主义小说家开发出一种技术让读者偷听人物经历的思想和感情过程本身。读者观看男女主人公永无止境的过程，他们不断为自己辩护,不断欺骗自己,不断说服自己。这是你无法在现实生活中看到的东西,因为我们只看到别人的外表，必须从他们的行为推断出内心状态。但是在数百页的书中我们与安娜·卡列尼娜生活在一起，我们能感受到她的一切。我们还了解到与她打交道的每个人是什么样子。在争吵中,我们从内部体验到每个人的视角和想法是什么。误解或无意的侮辱究竟是怎么出现的，这些都逐渐变得清晰起来。这种形式的小说智慧是任何别的方式都无法教导的。

看小说时,你从另一个时代、社会、宗教、社会阶层、文化、性别或个性类型体验到一个人的视角、价值观和困惑。这些宽泛的范畴最终证明是不够的,恰恰因为它们是笼统经验，每个人的体验各不相同,我们不仅要了解笼统的人而且要认识到形形色色的具体人。通过实践,我们以不同的方式了解到感知、体验和评估世界是什么样子。这正是用我们的价值观评价他人的对立面。

当然,其他学科有时也能告诉我们应该设身处地理解他人，但是只有文学在这么做时提供了不间断的练习机会。我们遵循多丽丝·布鲁克或大卫·科波菲尔生活的每时每刻,我们与他们一起生活了数百个小时,总是钻进他们的经验中去,与他们一起成长,赞同或反对他们的选择,甚至在他们改变自己想法时我们也改变自己的想法：这个漫长的过程提供了大量移情练习,足以使其成为习惯。推断别人遭受羞辱或受伤与每时每刻都知道那种感觉意味着什么之间有很大区别。但是一旦我们拥有了时时刻刻的感觉实践,我们就能更好地推断出别人在现实生活中正在经历的感受。

甚至可以设身处地地设想移情失败的感受。那是安东·契诃夫的关键主题之一，我们可以从内部感受到为什么那些在本质上并非无情的人往往没有能考虑别人的观点。契诃夫的短篇小说《敌人》描述了一个名叫基里洛夫（Kirillov）的医生，他的儿子刚刚死去。他在安慰陷入悲伤的妻子，他的脸显示“人类悲痛的那种微妙的几乎难以捉摸的美丽。”我们同情他，不仅因为他的丧子之痛，而且因为他对妻子悲痛的体贴。这是一条移情链条，我们是链接的最后一环。

然后有钱人阿伯金（Abogin）来乞求医生去诊治奄奄一息的妻子。医生虽然极不情愿最后还是承认他没有其他选择。当他们最终到达时，发现原来阿伯金的妻子不过是装病来摆脱丈夫，以便她和情人私奔。阿伯金痛哭流涕并“用绝对的真诚”向医生敞开心扉时，基里洛夫注意到周围豪华的环境和显示出高雅文化品味的大提琴，因而做出愤怒的反应。他高声喊道他才是值得同情的受害者,因为自己神圣的哀悼时刻被无缘无故地毁掉了。

没有什么能比受害者意识更容易使我们丧失移情的能力了。自我意识到的受害者地位导致一种自称正义的残忍性,从而产生更多受害者。遭遇这种想法的学生体验到认同的狂喜。基里洛夫体验了“深刻而有些愤世嫉俗和丑陋的蔑视，那是只有在遭遇‘养尊处优’时才能在悲伤和贫乏的眼神中找到的东西”，他屈服于充满正义感的愤怒。

在这个短篇小说中,每个人都理所当然地感觉到自己受到了冤枉。 所以谁也没有得到本来应该得到的理解。我们同情他们两个,但也觉得他们本来可以选择互相同情的。但是,正如作者解释的那样：“不幸的利己主义在两人身上都引人注目。不幸是自我中心的、恶意的、不公正的、残酷的。使得人们相互理解的能力连傻瓜都不如。不幸不能把人们团结在一起而是将他们分开。”当不幸让我们感觉在道德上高人一等时，情况就更明显了。

怎样讲文学？

我们都生活在自我的监狱中。我们自然会从自己的角度看待这个世界，把我们自己的观点视为天经地义的，如果不小心的话,甚至为认为是唯一可能的看法。我从来没有听到有人说：“是的,你只是从我的观点看待事物。你为什么不改变一下，从自己的角度看待问题呢? ”我们的文化越是假定自己的视角,我们的学科越是假定自己的正直,教授越是限制学生按自己的方式看待事物,学生就越难以摆脱习惯性的、以自我为中心、自我强化的判断。如果我们能把自己放在与我们立场不同的人的位置，我们就变更聪明,就能更好地理解自己。

民主依靠一种强烈的认识，即多样化观点非常重要。如果有人想象(像苏联那样)他已经掌握了终极真理,任何不同意者都是疯子、不道德或愚蠢,那么为什么要允许有人表达反对意见或允许另一方存在呢? 苏联坚持他们拥有彻底的言论自由,他们只是不允许人们撒谎。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认为，从觉得对手的观点必然是出于邪恶的意图到所谓的一党专政或普京今天所说的“有管理的民主”只有一步之遥。如果大学体现着未来,那么我们即将迈出这一步。通过教导我们想象其他视角看问题，文学事实上在教导我们养成防止发生这种情况的思想习惯。这是苏联花费如此巨大的努力审查文学和控制文学解释的原因之一。

我们生活在越来越频繁地遭遇其他文化的世界里，这正是全球化的部分含义。然而，我们常常对此感到困惑。美国人往往有一种习惯，假设人人从内心深处都渴望像我们一样。未必如此,我向诸位保证,别人也认为我们内心深处渴望像他们一样。当俄国人听到我们的领导人阐述人们真正的渴望和国家应该采取的行动时，他们会认为领导人肯定在撒谎，因为没有人会真的这么想。像我们一样，他们坚信自己的认识是明显的真理，所以无法想象其他人可以真诚地拥有不一样的认识。

但是，伟大文学作品可以让人思考和感受其他文化的特征。用自己的方式理解其他文化的优惠越多,研究文学的重要性也越大。

因为文学是有关不同观点的,所以我的教学方式就是角色扮演。我从来不告诉学生我对书中提出的问题的想法,而是谈论作者的想法。如果我对最近的事件或议题发表评论,学生们将听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的想法而不是我会怎么说。人们还可以扮演小说人物。伊凡·卡拉马佐夫对我们的道德论点怎么看? 我们如何从多丽丝·布鲁克的智慧中受益?我们可以将他们的智慧转化为我们关心的道德问题的真正对话吗？或者关于我们之前没有意识到学习后却发现非常重要的道德问题的对话？作者和书中人物对世界提出的不同声音和视角都可以使我们从中获益。

这种模拟要求我们从内心彻底吸收作者的视角，然后通过“画虚线”把她的担忧与我们的担忧联系起来。学生听到作者的声音,意识到她的思想节奏,然后当他们再捡起本书,从那个视角来阅读。不是仅仅看到文字，他们还听到了声音。

因此，老师朗读文章，学生们静静地跟着阅读非常重要。学生应该感受到他们是在学习如何给赋予小说以生命。“难怪人们从托尔斯泰那里得到那么多收获!”

在此,学生无需把作者的伟大当作信仰。他们将感受到这种伟大，意识到自己也能这么做。他们也无需在还没有看到解释产生过程的情况下就接受老师的解释，其他解释同样是可能的。没有人必须说服他们相信为什么维基百科不愿意这么做。

学生将获得置身于作者世界的技能。她的视角变成与他们关系密切的视角,当自己的思维方式将他们引入死胡同时,可以临时求助这个视角看看是否有帮助。阅读小说获得的移情体验将给学生们深入思考和表达情感的多样方式，由此可以逃避自我的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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