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老先生说,我们不搞了,小人不敢有这种野心。
张岱年写求饶信内幕
萧三匝:你在社科院工作这么多年,心情舒畅吗?
徐友渔:我现在已经退休了,不存在这些问题了。退休之前,我在社科院是学术上很突出的人,在89年之前已经当成第三梯队在培养了。李慎之他们掌权的时候,看重的还是学术,我和甘阳这些人,都是他特别看重的人,都是前途特别好的人。后来我没当成博士生导师,纯粹是别的原因。
89年之后,国学应运而起。国学最先的兴起是1993年,国学兴起跟批判西化是有关系的,因为整个西学在80年代是最繁荣的,没有这个以后,国学就兴起了。当初国学出现的时候,像我、雷颐、何光沪都持一个批判的立场。我们不是批判传统文化该不该在中国复兴,而是要批判用孔孟之道来解决中国问题。从学理上,我们还是继承了五四的启蒙思路,很警惕中国传统中不利于现代化的方面。
当时以张岱年、季羡林为首的提倡国学的人,也很有意思。他们认为:第一,传统文化被中断了,这是不应该的,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应该有传统文化复兴;第二,他们也想替政府帮忙,传统文化毕竟有一个凝聚力,有一个核心价值。当时方克立已经从南开大学调到社科院当研究生院的院长了,他就对季羡林,尤其是张岱年做了另外一个定位,说他们居心险恶,想用中国传统的封建文化来取MKS主义而代之,他们有意识形态上的目的。其实客观说,张岱年、季羡林他们没有这个想法,他们只是认为,MKS主义还是要占主流定位,但是MKS主义吸引力不够,应该加一点有趣的东西。方克立就不干了,他已经给上面不止打了一次报告。
方克立非常聪明、老练,但他在学术上有一个误解,他拿我、何光沪、雷颐来做同盟军,因为他看到我们也在批判国学。他动用社科院的力量,开了一个很大的会,整整一天的会。他一开始讲了一个小时的话,拿出厚厚一大本资料,比如哪些人发表过什么文章?在什么地方发表的?持什么趋向?他的导师是谁?师兄师弟是谁?总之是把中国学术界的的“敌情动态”写得清清楚楚,我听得毛骨悚然。
他把敌情介绍完了后说,我们的任务是要在全国进行大批判。后来把张岱年他们吓坏了,张岱年又写求饶信,这些我现在手上都有。老先生说,我们不搞了,小人不敢有这种野心。所以那场国学热无疾而终。
要批判,他们那边的人又不行,他用我们。我们明确表示不参加,而且我们明确提出来,我们的批判是思想学术上的正当的争鸣,你这种批判我们是坚决反对的,你这种批判是要闹笑话的。他最后发现,我本来拿你们来干这事,结果你们那么坚定,他马上记恨在心。我跟何光沪是所里有名的的人,谁都知道我们在学术上的成就,后来提博士生导师,都是高票报上去,但提一次方克立否一次,说这些是反MKS主义的人,他把我们的名字划掉,根本不拿到学术委员会讨论。所以虽说我不是博士生导师,但并不是因为学术差,不是没有资格,谁都知道是怎么回事,我没什么见不得人的。
我在社科院一辈子没当成博导就不当了,何光沪到人民大学就当成了,人民大学是不受方克立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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