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宇：內战比抗战打得更残酷

黄仁宇：內战比抗战打得更残酷

内战末期国民党军队的战败和大规模投降被广为报道，但个人和部队的英勇事迹却几乎不为人知。

1947年夏天我们回到南京时，马歇尔将军早已停止调停国共间的纷争。不过，美国政府仍然继续协助国民党军队的训练和组织。我们这些从美国回来的军官，都被分发到军校或是和训练课程相关的部门。我还获得一个僭越的头衔，成为参谋本部的资浅军官，隶属国防部。事实上，我还是个上尉，月薪约十八美元。在一年多的日子中，我将美军提供的文献译成中文，但美军的流程绝对无法适用于中国。

对美军来说，军务、补给和人力的流动是采取“油管制”，装备和军库都十分齐全。在前线和各驻扎地区设有中间联络站，补充兵源源不绝。人事和设备的流动经常而自动化。如果国民党有能力做到，内战绝不会产生，绝对可以预先防止共产党的行动。日本是否敢侵略中国，恐怕还是疑问。我们听说，在军阀时代，军需官必须从团长太太手中拿钱，才能喂饱士兵。1947年时的国民党军队已经脱离这样的阶段，但其实没有进步太多，不时要找人、找食物。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油管制，其实不过是空想一场。

不过，我们的将军对油管制仍存有幻想，因为这是外国来的现代东西。我很快就发现，这个现象不只军中独有，留学国外的中国学生通常给人先进的感觉，他们的学识即使理论上很先进，大多数情况下却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不过他们的长官仍然很看重他们，原因是可以替部门带来装饰的效果。三十五年前我就有这番个人的体验，因此最近听说同样的事又发生在中国派遣的留学生身上，不禁觉得沮丧。

1948年年底，我从五厅（训练与组织），转到二厅（军事情报）。我的任务是对外国军队和海军武官简报战事，直属长官是陆中校，他现在也住在美国，将名字改成Joseph D. Lowe。在图书馆的参考室中，可以发现他的两篇著作。1948年年底，他对我说，行政院长翁文灏是他的舅父，他关心前线的战事，却没有人提供足够的简报。透过正式管道的讯息不是早已过时，就是不正确。我们认为这简直太过分。由于他的官位使然，他已被共产党公开宣称是“战犯”。然而，他甚至不知战事的发展，不知前线在哪里!在陆中校的安排下，我到这位清癯的行政院长家去看他，做了约一个小时的个人简报。

1949年年初，国民党的副总统李宗仁还在做最后努力，和共产党谈和，但人民解放军却正准备渡江南下，国民党的国防部将我们撤退到广东。显然下一个目的地就是台湾了。四月，同为雷温乌兹毕业生的袁韦兴（音译）上校，问我是否愿意和他到东京去。他刚被任命为驻日代表团的副官长，愿意找我当他的助手。我愿不愿意去?袁上校应该知道答案的，这种问题不需要问。不久后，在1949年5月，我并没有加入成群的公务员和家属之列，在临时住所等着搭船过台湾海峡，而是搭乘“克利夫兰总统号”（President Cleveland）的头等舱，从香港开往横滨。由于是为驻日代表团工作，我具有外交官的身份，拿着红皮护照旅行。在香港，我订制了两套西装，由外交部付钱。上述遭遇听起来很不可思议，但我在东京的所见所闻才更叫我吃惊。

在50年代初期，在美国提蒋介石或国民党并不受欢迎。我还不如谈密西根这一年进军玫瑰杯足球大赛的机会，或是如何阻止密西根州立学院要改名为密西根州立大学，避免他们模仿抄袭我们。50年代初，美国对朝鲜战争已经十分厌倦，也受不了麦卡锡主义。当时麦卡锡这位参议员还未受到谴责，还在进行最后一波的政治迫害，但反对他的声浪已迅速扩大，尤其是在校园里。这样的风气正足以解释中国问题。两件事实是很清楚的：蒋介石将中国大陆输给共产党，是因为贪污和无能，而美国政府给他二十亿美元，他却花得一干二净。这就够了。

我想说的是，我打算纯粹从历史的角度来解释这件事。我希望从中国人的立场来观察，而不是从干涉美国内政的角度，虽然两者之间其实很难分辨。在那样的情况下，我大可以说，你们永远不应该说贪污和无能是我们失败的原因，因为如此一来，你们等于是以粗糙和过度简单的结论，来提前结束一个复杂异常的案子。我大可以说，你们从中国搜集到的意见，其实非常狭窄，大体来说只反映美国驻外单位的情绪。这些人对史迪威事件的情绪反应非常强烈，事情发展不如预期时，他们就非常失望。我大可以说，你们太容易受到中国自由派书生的影响，这些人和你们一样，对中国社会的运作方式并没有第一手知识。他们告诉你们的，通常是他们理想中的中国。至于如何达到理想境界，他们和其他人一样，完全都没有解决之道。

我大可以说，在对日抗战胜利后，中美的关系根本就是一大败笔。美国政策的缺失充分为赫伯特·费斯（Herbert Feis）所揭露，尤其是在《中国结》（译注：作者所写The China Tango恐有误，经查并无此书，应为The China Tangle）中的结论。在中国这一方，我们过度深信，无论在何种情况下，美国都会支持我们。我们站不住脚是因为我们不能要你们负责，你们并没有签约来保护我们。我大可以说，杜鲁门总统说对了。他曾说，美国人民不容许他把资源一直放进中国的无底洞中。但他说，我们无视于马歇尔将军的劝告，不靠野外作战而赢，反而挤在城市中。这话有欠公允，国民党军队曾在野外打过许多战役，我自己亲眼见到在东北的一场。城市是我们的后盾，我们的活动范围，我们的后勤运输区。国民党已接受马歇尔的劝告，试着将三百多个师精简成九十个师，希望借质的升级来争取美方的认可，借量少质精的作战部队，更适宜接受美国的补助。（精简也是马歇尔的计划之一，希望借此逐步将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军队合而为一支国家的军队。）但精简后，我们必须更依赖现代运输及通讯。国民党军队的结构非常不容易管理，在过去，总是让非正规的辅助军队成为外围的助力，那样的军队更容易适应乡村。在大规模的作战中面对共产党军队时，强化作战部队的政策反而成为一大弱点。

至于贪污和无能，我要说的是，这两者的确存在。至于二十亿美元，我可以说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争辩或证实这个数字。美国在抗战胜利前后对国民党的补助，代表的是绝大的善意和不见天日的管理，双方都有滥用之嫌，账面价值和使用价值之间有很大的落差。一般认为，美国替国民党训练和装配三十九个师，通称为“α师”，最后成为国共内战时国民党军队的主力部队。但我还没有看到以下的事实公诸于世：α师的设备和补给散置于全国各地，从内陆的军库到沿海的仓库，管理没有逻辑，也谈不上优先顺序。简而言之，某个地方有一堆迫击炮，另一个地方有许多御寒衣物，介于其间的则是短缺和无法计算。那些师级部队穿梭于补给区之间，装满行囊后继续前进。国民党军队并不是败在设备和补给，要说这种话很容易。我大可以作证，受益者并没有得到军需后勤的援助，装备也不够充分，一开始就陷入技术上的陷阱。1946年初我在东北时，国民党的军力可说达到空前之高。单是新一军炮兵营的一○五厘米榴弹炮，毫无疑问可以解决林彪的“人海战术”。但是全营只有五百发炮弹，而整个东北的炮弹也不超过一千发，几分钟就发射完了。在春末，我曾看到士兵穿着尺寸过大的雪靴，事实上他们应该穿帆布鞋。前线的机关枪很多都没法使用，原因是没有好好上油。

既然二十亿美元的补助中，我也花到了一部分，包括我在雷温乌兹念书时每个月领的一百二十美元津贴，我很难有立足点去抱怨。但我的同袍指出，单是要维持美国军事顾问团的开销，就可以养二十五个中国师级部队。无论美国人走到哪里，都会带着他们的配偶子女、电冰箱、汽车、其他家用产品，有时连宠物也包括在内。学校、俱乐部、邮政单位都必须随之设立，汽车调度场也是。我们常会听到：“生活水准有所差距，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但事实上，差距非常大。两国的体质差距太远，直接输血会带来很大的问题。其实双方都很无知，一名美国顾问团的上校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帮我们整理一套手册，理论上是要告诉我们如何草拟组织表。我稍微看了一下，就告诉班长，可以完全不予理会。例如手册中写着：“战利品和纪念品不应该包括在组织表中。”他显然不知道他在指导哪里的部队，也不知道我们在哪一世纪。战利品和纪念品对我们一点用都没有。我们实际需要的是一些如厕用的卫生纸，因为我们的士兵都还在用竹签和玉米。

刘远汉少将是五厅的厅长，有一次美国人建议，一个步兵连要有一百五十名士兵，但只要三名厨师。刘少将大惑不解，我必须对他解释，在美国陆军中，厨师是技术人员。他们有训练厨师的专门学校，教人如何做一百人份的派。他们的野外烹饪炉点的是汽油，是用卡车运送。厨师人数不多，士兵就要轮流当炊事兵，帮忙削马铃薯皮、清洗打扫等工作。我们的美国顾问并不知道，在国民党军队中，厨师天不亮就要起床准备煮稀饭。士兵用餐时，他们必须派出先发人员，背着大锅、水桶、米袋等，往前走个十到十五英里，到达中餐的预定地，寻找井水，捡拾干木块或稻草当燃料。水一定要煮开，有时候还必须向村民买食物，晚餐也必须重复同样的过程。

我在安亚堡两堂不同的课堂上，听到二十亿美元这个数字。但是，无论教师或同学都不知道，美国军队丢弃在太平洋群岛上的救济物资和补给品，全都算在二十亿美元中。我不知道生锈的器材如何销账，但我清楚记得，中国政府发给我们潮湿的烟，当成补充的配给。

我为什么要提这些不愉快的细节呢?只会使我自己不受欢迎而已。因为我们现在谈的是历史。当你们低估我们的表现和努力，你们同时过度简化国民党的作为和中国人的性格，最后你们也同样会误解共产党的斗争。如果你们不过是提供发布新闻用的素材，解释美国何以缩手，这也就罢了。但是如果你们想刻划更完整的图像供后世参考，那就完全不一样了。在50年代，我还没有深究历史，因此无法发掘内战的真正意义。但即使在当时，我已本能地感觉到，内战的层面和在历史中的地位，正被大众严重误解。

甚至在当时，我大可以说，一个三百多万人的军队，而且士兵全由农民所组成，花了近四年的时间打仗，如果只是为了保卫一个高压而腐化的政权，怎样说都不合逻辑。问题是，内战末期国民党军队的战败和大规模投降被广为报道，但个人和部队的英勇事迹却几乎不为人知。我在你们的战报中看不到描写战事如何惨烈的事例。就许多战役而言，其残忍还超过对日抗战中的最残酷战事。举例来说，在对日抗战中，我们还没有损失这么多高阶将领。

我可以随手举出二十个师长级以上的将领，他们全在内战中捐躯。单是一场战役就折损两名资深将领，邱清泉、黄伯韬将军，两人分别率领第二兵团和第七兵团。张灵甫中将的事迹全中国皆知，1947年初，他率领的整编七十四师被共产党的军队切断时，他和辖下所有军官全都自杀，包括副手、参谋长、高级与下级军官。但外国特派员对这件事略而不提，我只看到罗伯特·瑞格（Robert Rigg）的书提到他的名字，但历史学家根本忽视瑞格其人。我要说的是，我的目的甚至不在于为他们平反，我只想让你们知道，你们的视野有多狭隘。

摘自《黄河青山——黄仁宇回忆录》，黄仁宇/著，张逸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6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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