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漠回归的灵魂书写——对话雪漠（4）

大漠回归的灵魂书写——对话雪漠（4）

朱卫国、雪漠、陈彦瑾、张晓琴、张凡、刘镇伟，等

张 凡: 阅读当代作家雪漠的小说，有三点与各位分享。第一，雪漠的“大漠三部曲”是一种具有雪漠式的乡土叙事，个人化色彩极为浓厚；当人们踏进雪漠的大漠世界，随处可见那种来自底层人的琐碎、嘈杂、无序，那种对生命不经意间的苦楚与淡然，在我看来，这种来自社会底层的琐碎与嘈杂是极为生活化的，是作家信手拈来的一种自然，雪漠并没有为了迎合某种叙事需要而刻意去处理，这里面交织着一层高过一层的紧张关系。把小说的笔触深深扎进乡土世界的作家，其最初那些对于乡土的体验与领悟是最真挚的，因而写起来也比较任性；对作家而言，对于这种生活的体悟太过刻骨铭心、太过透彻，这种尽显于世人眼中的底层人艰难的生存状态，是一种乡土视野观照下的底层叙事。在一定程度上来看，不论着眼于乡土的叙事，还是着眼于都市的叙事，从中可以领略到作家们的一种情怀：关注生命的一种焦灼状态。只因生命中太多的不确定让人们深为苦恼，我们阅读雪漠的文字，从中可感觉出他笔下人物深处生活焦灼状态中的那种莫名的疼痛，但你又无法去拯救他们。“大漠三部曲”中各色人物都无法拯救自己，外界的介入也无济于事。贯穿于雪漠“大漠三部曲”和《野狐岭》始终的是雪漠内心深处那种较为成熟的生命意识与生命情怀，对于生命世界里的一切报以一种敬畏之心，报以一种尊重的态度，即便那些来自底层的小人物，他们的命运也是作家写作时必须关注与聚焦之所在。

第二，弗罗斯特曾说过，“人的个性的一半是地域性”。关于雪漠“大漠三部曲”里的方言、民俗等这类叙述，可以说是作家小说中富有地域色彩的认同与表达，或者说这是地域性写作的一种呈现，这些往往是作家从事写作之初难以割舍的故土情怀与深谙故土文化的一种任意而为。在某个层面上而言，作家个人的成长成熟也是个需要历练的过程，或许等过了这种比较任意的“地域性”书写阶段后，作家的观照视野就发生改变，逐渐观照起世界来，观照那种普遍的人性。但这些较为原生态的语言呈现与乡俗民情是他生命之初，最为熟悉的人生记忆，小说中出现的方言也是在无意识情况下的一种自觉，反映出生命原初的意义及价值，从中可以看到作家之“根”在什么地方。可以说，雪漠的“根”在西部乡土。

第三，对于现代性的一种反思，或许这是人的现世焦虑的根源所在。当前，许多作家较为关注现代社会中人的一种生存状态:想方设法逃离自己的世界，但又无法逃离世界本身对他的一种束缚，每个人都渴望摆脱眼前这个世界。在这个过程中，就会产生一种具有现代性色彩的人的现世焦虑感。《野狐岭》中百年前与百年后这两个时间点的衔接是通过小说中的“我”来实现的，而这个“我”的存在即为一种现代身份，“我”虽进入百年前，但看待世界、思考问题的思维特点却仍具现代特点，跨界的“我”可以跨越灵魂、跨越生命，这或许就是雪漠刚才说的那种流动的力量。

朱卫国: 目前《野狐岭》所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种独特的文本形式，离不开陈彦瑾女士在当中付出的心血，那么您作为一名编辑，您与雪漠先生沟通交流时是如何平衡自身作为读者与编辑的双重身份的？

陈彦瑾:《野狐岭》这本书给了我很多的启发，以及自己作为读者和编辑这样一种身份的转换所产生的一些很有意思的话题。一个书稿到我们手里的时候，作为编辑首先会想读者可能会怎么看这部作品，因此我们会先把自己的“编辑”角色暂时忘掉，把自己还原为一个普通读者去看作品。

作为读者，我觉得这部小说非常地特别，在特别之外还有很多说不清的神秘意味吸引着我，读得很过瘾。我读雪漠老师作品有一个阅读史。我最先读的是《西夏咒》，当时感觉非常地惊艳，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人觉得它很难读，我觉得很好读，开篇的那首小诗马上就让我进入了一种氛围，我是一气呵成把它读完的，感觉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世界。然后我才读“大漠三部曲”，好像从一个华彩的乐章进入到一片宁静的大地。接着我读的是《西夏的苍狼》。《西夏的苍狼》是雪漠老师第一次写到都市，故事放在了东莞这样一个很有象征意味的城市，写都市背景下的一种寻找，开始接触日常琐碎的生活题材。然后是《无死的金刚心》，非常地震撼。这部小说里没有丁点世俗生活的描写，完全是灵魂世界的书写。读完这些，再读《野狐岭》的时候，因为有了前面阅读的积累，感觉《野狐岭》是对之前所有作品的一种综合，在叙事上又有全新的东西，对于阅读具有一定的挑战性。在《野狐岭》中，雪漠老师确实采取的不是普通的讲故事的方式。之前我是想从市场和读者接受的角度来诠释这个作品，因此我更多强调的是它的悬疑色彩，这是附加在小说之上的解读，完全是编辑出于市场考虑的结果。但刚才听了朱卫国老师的见解，我发现，这部小说的独特的形式本身，就是西部神秘文化的一种直观呈现。比如说它整体的混沌感，叙事的跳跃性，叙事时间不是线性的时间，而是有错位，像里面的人物说的“颠三倒四”；它的叙事空间也是模糊的，像里面招魂仪式下蜡烛照亮的一圈光晕；它的结构也不是现实主义的因果关系，而是有很多的空白，很多似是而非的东西，有因无果的东西很多，比如说杀手究竟是谁，沙眉虎是谁，等等，都没有明说。所以，《野狐岭》的形式本身就有一种文化的内涵，是西部文化思维和西部文化美学的直观呈现。

——发表于《甘肃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5年2月第25卷第1期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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