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穷苦少年成国学大师

王国维：穷苦少年成国学大师

王国维先生的贡献在哪里？他早年家庭的经济状况不是太好。因为在1894年发生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很多一流的先觉醒的知识分子和一些开明的官员，他们觉得中国落后了要向外面学习，所以当时开始了一个变法维新的浪潮。这个浪潮的背景之下大量的年轻人到国外去学习，去学习新学，王国维也想去但是他的家庭没有这样的经济条件，这是他早期内心的矛盾，想接触新学而家庭经济不济这对他的打击是很大的。

但是在1898年的时候他有一个机会，他海宁的同乡是在《时务报》工作，正好他家里有事请假回不来，就催着王国维代他去，1898年戊戌变法那一年，王国维到上海的《时务报》。《时务报》是维新派的一个报纸，他的发起是汪康年，梁启超先生许多关于维新变法的文章都发表在《时务报》。但王国维到《时务报》的时候是一个很一般的工作，那时候叫书记，这时候说是抄抄写写的一个工作，但是他很幸运得到一个机会，这个工作让他有机会在罗振宇办的文学社里面学习变法。

由于他在那学习制度，其实他学习很一般，但是他给他的同学写了一个扇面，扇面就是王国维咏史诗的心路历程。王国维的咏史诗写了二十首，这一首是其中的第十二首就是关于汉代气象的一首诗：“西域纵横尽百城，张陈远略逊甘英。千秋壮观君知否，黑海东头望大秦。”它的第三四句“千秋壮观君知否，黑海东头望大秦”。在东头的时候可以看到罗马帝国。第二句张陈，张骞和陈康，在军事战略方面比起甘英要差。这个张康是汉武帝时期的人物，但是他攻打西域，到了汉和帝时期，班超第二次跟西域建立联系派出的人就是甘英，这个规模更大，你可以看出王国维咏史诗的气魄。他写唐代的那一首气魄也很大：“南海商船来大食，西京袄寺建波斯。远人尽有如归乐，知是唐家全盛时。”

这二十首咏史诗涉及到中国历史各个阶段伟大人物，但是汉唐这一首给我的印象非常深，特别是写汉代这一首咏史诗，后来被罗振玉看到，罗振玉是浙江上虞的，在晚清也是很重要的一个人物，他看到以后非常欣赏。尽管王的日文学习得不算太好，他也叫王在那学习，而且还经常指导他日文，直到他有机会去日本钻研国学。这个时候王国维除了学习日文又开始学习德文，其实他在这个时期基本是学英文的，他真是天才人物，我都看不到他有多少时间学习日语和德语，但是显然这三种文字他掌握得都不错。

当然我想到最早的时候他个人其实是学日文，其次是德文，再其次是英文。王先生早期贡献（不是后来的王国维），在西学世界有很多王国维的文章都是介绍西方的哲学家，甚至早期的一些文学作品，像托尔斯泰的《审核记》，这是王国维最早翻译的，而同时用西方的哲学、美学的观念研究来突破古典的一个世界，但是王先生对中国古典的研究跟西方的观念结合在一起不仅仅是一个方面案例，比如还有三篇左右的哲学著作：《释理》、《论性》、《原命》，这是纯属研究中国哲学思想的文章。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些文章著作当中，他用西方的哲学贯通性地加以解释，但是王先生重要的是，不管他学了多少西方的观念方法，他始终立足于中国国学学术建设，当然他的学术后来有了变化。

王国维早期如果是在新学里面的话，这些文章主要收集在他的《静安文集》和《静安文集续编》里面，但是紧接着的一个变化，第二次变化，他研究开始转向宋元戏曲，中间有他的史学理论方面的贡献。王诗词写得都很好，而宋元戏曲的研究最高的成绩就是他的《宋元戏曲考》，他这个书完成的时候是在1912年到日本京都的时候，但是他开始研究是在关内写的。

最后王国维先生是在日本京都，在辛亥革命之后，1912年和罗振玉一起住到了日本的乡下，在那里从1912年开始到1916年四整年的时间，他阅读罗振玉的藏书。罗振玉的藏书里有大量的甲骨文和敦煌艺术手稿，他这样的阅读使得学问产生了第三次变化，进入古文字和古史的研究。这时候他的研究成就站到了中国学术界乃至世界学术界东方学的最前列，他对殷周制度的研究也著作了《殷周制度论》，在殷周制度论之前他的重要的著作是《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他是第一次在学术界把殷商的王和公的顺序排出来了，在王国维之前没有人排出这个。这两个著作使他的学术成就达到了高峰，而这样一个结果在他的另外一个著作《殷周制度论》当中占有一席之地，王国维在学术界的研究第三变，第三阶段使他站在了中国古史古文研究的最前列，也使他站在了东方学术的最高峰。我这里说明一点，这里讲国学讲得太快，真正像王国维的学说，像陈寅恪的学说，由于他们太潜心钻研，他们实际上像当时的显学，像东方学，像甲骨学，像西夏学、中西交通史这一块是他们关注的重点，那么晚清有一个新学开发出来叫西北史或中西交通史，然后又加上1899、1900两年的甲骨文、敦煌遗书的发现，世界另外两大文学甲骨文和东方学，欧洲的东方学早期特别看重这一块，王、陈两大家都是在这一块中国学者当中建树最高的。

王国维：从“南书房行走”到清华国学院

非常凑巧，王国维的晚年在1925年清华国学院成立以后，担任清华国学院的导师，而这时候陈寅恪先生，也成为清华国学院的导师。因为在1923年，清帝退位以后跟民国有个协定，优待清士人的一个条件，保持原来的称呼和建制，但是你不出皇宫生活也会很好。溥仪的生活在皇宫里面非常自在，为了骑自行车把故宫的门槛都给锯掉了，他早已把辫子剪掉，梳个小平头，戴个眼镜。这个时候外面特别希望溥仪能出国，而溥仪自己也心有所动，但是按当时的规矩他不能出去。在1923年的时候，他有一个懿旨，就是在海内遴选硕学成为“南书房行走”，这时候王国维就被选中了。他的选送源于推荐，他有一个好朋友叫升允，升允本是清代的保守派，立宪的时候反对，因为反对一路升到陕西的巡抚，但是辛亥革命之后，升允又恢复原职，还当过两三个省的省长。升允那时候住在青岛，当张勋复辟的时候，他代表张勋去日本人那里游说。所以当1923年遴选进南书房的时候，升允也就接受罗振玉的邀请，从青岛到了天津。罗振玉常住在天津，他对日本人相当的了解，所以当然罗振玉就推荐王国维，在1923年成了南书房行走，大概5月30日到北京，6月1日去报到。

可是故宫在辛亥年的5月份发生了大火，烧了一两天，所以溥仪无暇分配什么任务，也没什么任务，所以六天来一次入值，其实说说而已，所以到6月2日他又去谢恩。但是7月份有一件事很重要，而且明确了他的身份而且被报纸报道。在1923年12月底，重要的事情发生了，就是给他一个很大的荣誉，可以在紫禁城骑马，这是个荣誉不是真的就骑马，那里马也没法骑，这个荣誉身份是从康熙时期开始的，朱彝尊得到过这个荣誉，但是王国维得到这个荣誉觉得是天大的殊荣。但是很不巧，到1924年的时候，那是甲子年，发生了冯玉祥的兵变，他发表一个声明，呼应南方的孙中山的部署，他手下一员大将叫鹿钟麟，是北京的警卫司令，执行冯玉祥的任务把溥仪赶出紫禁城。溥仪先住到日本使馆，后来又从日本使馆被罗振玉安排到了天津，后来又到了长春，成为伪满洲国的小皇帝。这是溥仪的经历，但是跟王国维有关系，虽然仅仅还不到一年的南书房行走把中国现代学术的大师卷入到了他不愿意参与的政治漩涡当中。

在新的社会变迁当中有两种人，一种是巧者，一种是拙者，巧者能顺遂潮流，春风得意，而拙者不是能很快地顺这个潮流而走，所以常常产生磕碰，王国维显然是拙者。虽然仅仅有不到一年的南书房行走身份，但是他觉得至少他跟溥仪的关系是君臣关系，所以新潮流来了，他不是能叛变原来的东西，保持一份情感的牵绊。我研究这段历史，发现他没有卷入太多，而且对于溥仪到天津这件事，他自己太不满意。当时在北京被赶出宫到日本使馆的时候，他到日本使馆去看望溥仪，而且他还有所建议，说在这种情况下，虽然你不是中国的天子了，但我相信未来你还是中国的公民，你在人家下面做事情不会像原来那样自由了，他建议溥仪好好读书。后来当溥仪被策划到天津以后，王国维也很幸运，恰好1925年清华国学院成立，聘他到清华国学院。是曹云祥校长委派当时的国学研究院主任吴宓先生亲自去请他，吴宓有记载，去请王国维，三鞠躬缓慢而行，吴宓说他觉得去见王先生，不是西装革履的一个青年到那愣愣的去请他，王先生觉得吴宓做得非常得体。

当时清华国学研究院另外一个导师是梁启超先生，大家知道他在晚清和民初大有名气。还有一位导师是赵元任，现代语言学之父，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四大导师，还有一个讲师是考古学专家何士骥。当时在清华国学研究院读书的这些学生后来都成为中国现代学上的大家，像甲骨学家徐中舒先生，东方学家姜亮夫先生，古典文学研究专家陆侃如先生等等一批人，他们都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占有很大的位置。虽然国学院只存在四年，但是这四年的学术生活所形成的风气对后代构成一个典范。

王先生讲课的特点是：“这个我很了解”，他把重点讲清楚了，不会累赘，一方面自信，另一方面学问问题“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而陈寅恪先生讲课的特点，因为他精通大约十六七种文字，所以经常在板书里面用各种文字写出原典的标称，所以学生当时都反应不过来，尽管如实分享王陈的讲课对他们心智的开发、学问世界的打开那是难以想象的。陈先生也很幽默，有一次他跟国学研究院的同学讲，说我送给你们一副对联：“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他讲国学研究院的学生很幸运，你们是南海圣人的再传弟子，而且你们跟大清皇帝是同学。梁启超是康有为的学生，康有为被称为南海圣人，这些学生就是南海圣人的再传弟子，王国维是溥仪的老师，所以你们跟溥仪就是同学，大清皇帝同学少年。

清华国学院存在时间很短，但是建立了中国现代学术的一个典范。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它是又一个学术的示范，主要以国学为中心。清华国学院其实也叫国学研究院，但是它的研究，一个是可以到西域这一块的，再一个由于王陈都是世界东方学这一块，对世界的视角是非常可观，而北大的国学门是章太炎的弟子在那里，所以北大国学研究院对小学的方面、在文字学的方面践入了20世纪开启性的一面，大概存在时间都不长，二九年前后两个国学的专业的机构就平淡了。我的研究是跟现代学术分科有关系，中国现代学者当中，我一个讲王一个讲陈，他们的学问建树很高，他们的精神世界的旨归、精神世界的典范，对学术的培养很重要。

王国维：从矛盾走向自我“解脱”

王国维1927年6月2日用自己的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不是一般的人能够做到的，你要知道不是在传统社会里面一个没有文化的家庭妇女由于受姑婆的气，有时候也会寻短见，但这种寻短见不是自己来，是一个环境的一个自性的反抗。但是像王国维这样一流的大师级的人物，他在某个背景之下自己结束自己生命。爱因斯坦在他的著作当中提到，一个物理学家采取这个手段结束生命，他有一段演说：“只有智力极高的人在痛苦无法解脱才能采取这种行为”，王国维也是。但是他们的死在我看来是一生矛盾的结果。

他的家庭经济不支和他向往学问的矛盾，还有纯自然意义上家庭和个人的矛盾，他的矛盾在于他的母亲早逝，到四五岁时候，继母对他相当严厉。我看记载王国维小时候出去玩的时候，不敢多停留，到一定时间立刻回来。这个继母的身份和王国维风度、智力超常这种精神世界的冲突我们可以想象。

王国维学问做得这样好，当他进入哲学转为宋元戏曲研究，他还发生很多矛盾。哲学的研究甚至使他发生了可爱和可信的矛盾，纯哲学，纯美学，形而上，这个他很喜欢，很可爱，但是他有用吗？所以本身就很矛盾。哲学的学问是可信的，但是可爱吗？所以在哲学的可爱和可信上发生了矛盾。甚至在一般的、在智力和情感方面他也发生了矛盾。但是我想研究文学、诗学，常感觉到理智太多情感不足。我想到哲学，又情感太多而理智不足。当然我们现在也可以解释，他是一个特殊的人，他在情感和理智方面都有高度发展，所以在两方面也有成就。

更重要的，他一生当中遇到罗振玉这个人物，应该是他的幸运，直到他死之前，长时间罗振玉一直给他经济上的支持。1912年到1916年住在日本京都的乡下，整个这个期间有经济支持当然也有其他的，他很多工作的介绍包括南书房行走都是罗振玉推荐写信。可是你要了解，对于这样一个精神伟人，一个哲人，外在的一再的经济援助，会给他带来多么大的精神压力。

而最后王国维走向死路，在我看跟罗振玉也不是一点关系没有，因为他们两个人到后来发生了矛盾。王罗的关系，由学术同道，后来又变成儿女亲家，罗振玉女儿嫁给了王的儿子王潜明。但是在1926年9月，王潜明在上海去世了，他的儿媳就回到了天津。王潜明留下来2000多块钱，王国维给罗振玉寄去但罗振玉退回来了，这一下子王国维精神就没法接受了，他觉得是对人格的侮辱，他在信里面讲蔑视别人的人格也就是蔑视自己的人格。而接到这封信，罗振玉也很生气，也回一封给王国维：我跟你讲，我们两个在伦理的取向不同。我是近墨，所以博爱，他说你是近杨，杨朱，杨朱是一毛不拔。对于这样一个哲人来讲，对个话对王国维的刺激太大。

当然他最后走到这个路上，是他一生矛盾的结果，甚至他的精神跟身体都有矛盾。他的身体一直很弱，而精神如此强大。当然也有背景，当时北伐军北进。我看那一段日记有关的记载，主要造成王国维之死有两个因素：一个是溥仪，一个是罗振玉。这个陈寅恪先生在王国维先生挽词的序言里面讲了，他说王的死主要由于文化的苦痛。当文化衰落之时，为文化所化之人必然苦痛，所化程度越深，这个苦痛越加严重，严重到除了一死无法解脱的程度，他只好选择一死。所以学术界常常讲陈寅恪讲王国维的死是殉文化本身。

但是陈寅恪先生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序言里面，他有一个中国文化非常关键的话，他说中国文化的最高理想，是鉴于《白虎通》三纲六纪所表现抽象理想的通性。这个词大家如果研究的话注意，抽象理想的含义，三纲当然是君臣、父子、夫妇，而六纪，君臣、父子，还涉及到友朋、师长、诸父这些方面的内容。最后罗王的绝交，在朋友这一纪上是王国维失败了。而溥仪最后被赶出宫，甚至被转移到天津，甚至到后续一系列的政治方面的结果，在王国维内心里，君臣这一纪也发生不能摆脱的矛盾。所以陈寅恪才用三纲六纪当中抽象理想的一纪，具体地说他也不是跟溥仪有关，跟罗振玉有关，但是两个道德的抽象理想，王国维都失望了。

这在一般人没有的，但是作为哲学家作为一个精神伟人，在这样最关键重要的两个纲纪方面发生了变故，对他的打击是难以掌控。（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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