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来:朱熹的历史与价值(二)
戴:在您的著作《朱子哲学研究》中,您说“陆九渊大胆指出《太极图说》与道家的关系是有见地的”,而又说“陆九韶与陆九渊认为朱熹所谓提出‘无极’以防止人们误认‘太极无极同于一物’的说法是牵强的”。那么您到底是什么看的?
陈:其实我不是说朱熹所有的解释是牵强,也不是说陆九渊所讲的都是有道理的。我只是说朱熹的说法讲有自己一套独特的解释,陆九渊也有自己的一种解释。只是陆九渊的解释是比较简单的,朱熹的解释比较复杂。比如陆九渊说“无极”是老子的,咋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道家一直在讲“无极”嘛。但是朱熹的解释在于说明,概念没有学派的属性,概念是每个人都可以用的,最重要的在于你怎么理解它们,怎么使用它,赋予它什么意义!你比如说“无极”,无极而太极,朱熹就把“无极”当作“无形”来理解,“无极而太极”就是无形而有理。这个解释就变成儒家的,所以朱熹的讲法就比较复杂。陆九渊说“无极”是道家的,听起来好像有道理,但是朱熹的解释同样有道理,只是它比较复杂。
戴:朱熹的思想在近代受到很多人的排斥,是因为他代表正统。那么,在现代呢?你认为朱熹的思想在现代有什么样的地位呢?有没有很多人研究他?您认为,现在的儒学复兴是一种表面的现象,还是真实的内容?
陈:不,我觉得不是表面的。现在中国人的心情是真实的,希望文化有一个复兴。但一个新的复兴是不容易的,需要有新的朱熹出现,新的二程出现,新的思想家出现。在二十世纪,已经有一些新的儒家思想家,比如说熊十力、梁漱溟、冯友兰,这些都是二十世纪新的儒家哲学家。二十一世纪应该有新一代的儒家思想家,因为熊十力、梁漱溟、冯友兰,他们继承儒家的思想著作,都是在二十世纪的前五十年写的。到了二十世纪的后五十年,整个主流文化是批判儒家文化的,批林批孔。在这个半个世纪里没有出现新的儒家思想家。现在呢,虽然大家,老百姓也好,知识分子也好,虽然他们对传统文化有兴趣,虽然对传统文化有兴趣,也希望了解学习。儒学确实是在复兴,但是这种复兴还是在文化上的复兴,还不是哲学上的复兴。所以现在有小孩子念《三字经》、念《论语》,这表明文化在复兴。但真正完全的复兴,须要有新的思想家的出现,比如像熊十力、冯友兰那样的人,二十一世纪儒家的复兴才能真真正正地发展起来。所以这个复兴真的是真的,但现在才刚刚起步。
戴:现在中国社会,可以说有一个大的“运转”,甚至有人说是一种“复辟”。那么,现在对朱熹的恢复、平反,刚才说他受到批评,这是不是反映社会的整个运转?
陈:这个社会变化很大,特别是从毛的时代过来,我们到了后毛时代。从邓开始一直到今天,整个社会结构变化很大。大家在这个变化过程中,对文化的理解也产生了变化。如我刚刚讲的,人民一般来讲,对于他们自己的传统文化越来越有兴趣。但是也有相当多的知识分子对文化传统持一个批判的态度,特别是学习现代文学的学者,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比较深的学者,比如说北京大学有些学者。他们仍然是对朱熹,甚至对孔子这样的人持批评态度,这样的人还不少。但是,我想,虽然这些人还在,但是这个情况正在变化,他们的力量越来越小了,同情传统文化的人越来越多。所以在这里面还会有争论,还会有人写文章批评朱熹,但是我想这个形势已经改变了。如果你看未来二三十年,朱熹的地位会越来越高才对。
戴:我最近在法国翻译了朱熹“戊申封事”写给皇帝的公报,他直接或间接地批评了孝宗皇帝的一些缺点。那么这种方式您认为在南宋时期是普遍的吗?那是朱熹个人的勇气是非常突出的,还是一般文人都具有的?
陈:封事,这个事情在南宋是普遍的。如果你没有机会和皇帝当面表达你的意见,你就可以写封事,来表达你的政见。我想就朱熹而言,对他来讲是需要勇气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孝宗皇帝不太喜欢他,特别不太喜欢他讲的东西。他明明知道孝宗皇帝不喜欢他讲的东西,他还要讲,这就是勇气。因为在“戊申封事”之前,他在春天的时候到杭州去,路上就有人和他讲,说你这次去,不要再讲正心诚意。因为他以前每次都是讲《大学》,正心诚意,格物。这是什么意思呢?
让皇帝加强自己的修养,看看皇帝的心正不正?他就是说皇帝的心不正,因为你的心不正,所以容易受到小人的影响,所以他讲的这套东西皇帝不爱听。三十几岁他就讲这个,三十三四岁,他见皇帝,就讲这些东西,格物致知,就是说你陛下你要正心诚意。所以在戊申年去见皇帝的时候,有人就劝他说你讲的东西是皇上最不喜欢听的,你这次就别讲了吧!他说,我怎么能不讲呢?不讲就是欺骗皇帝,我要把我真正的想法讲出来,如果我不讲,就是欺骗,因此他就接着讲。当时可能觉得讲的不够吧!回来在冬天就写了这封封事。在这个之前,十年前,庚子年,他又有庚子封事,当然他那时讲的具体的东西比较多,但也是一贯。所以我想,当时的士大夫批评皇帝并不奇怪,但朱熹是一个代表,因为他讲的都是皇帝不爱听的,明明知道皇帝不爱听,他还要讲。我想,孝宗皇帝还算是不错的,因为他的封事送到皇帝那里时,已经是夜里,皇帝还要起来把灯点亮,还要一篇篇看。看完之后虽然没有那么高兴吧,我想还是有点感动,心想这个老头,这位老臣,他还是为朝廷,为皇帝着想,所以还是受到一点感动吧!你觉得呢?
戴:我觉得是这样的。朱熹的晚年,最后五年,即在庆元那个时候,他的学说被禁止了,甚至的儒家的著作都被禁止了,因此就有人将其称为“封建时期的文化大革命”。
陈:这个我想不能说是“文化大革命”,因为它的所有的方式都不一样。文化革命,如果从它的方式来说呢!它是从群众开始,动员老百姓,来反对领导干部、当权派,它的动员的形式是这样的。不是皇帝下一个决定,或者像今天一样,比如说今天的中央政治局下一个决定。它是在大学,让红卫兵起来造反,让厂里的工人起来造反,让学生造校长的反,一级一级往上,它是这种形式,动员的方式是这样的。这个是在古代是根本想不到的方式。另外,从斗争的性质来讲,文化革命是两个政治集团,是毛跟刘的斗争,都是跟毛相当的领导地位。朱熹,没有这种政治权力,他只是一个给皇帝讲书的大儒,他只有道德的象征、知识的象征。所以说是不一样的斗争,文化革命是两个高层的政治集团的斗争,而皇帝和朱熹则不是。
皇权的结构到底是不同的,因为在古代,皇帝还有这个权力,说不要赵汝愚就不要他了。而毛没有这种权力,他不能说不要刘就不要刘了。所以他找到一些其他的办法,把全国人民召集,反对刘,然后把刘打倒。另外,这主要不是皇帝和赵汝愚的矛盾,而是韩侂胄集团和赵汝愚集团的矛盾,这是不一样的。另外,文化革命的社会影响很广,因为毛有一套改造社会的方案,他要按着这套方案改造中国,所以所有的干部都到五七干校,学生都到农村去。他按照整个改造社会的计划去实现,这个跟还是不一样,它是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但是朱熹受到这个影响,朱熹受到赵汝愚他们斗争的影响。
戴:他自己是没有受到迫害的,他的学生是受到迫害。
陈:他也算是受到了的,因为罢了他的官,等于没有工资了。
戴:赵汝愚受到迫害了。
陈:赵汝愚受到迫害了,他被流放,之后死了。
戴:您的《朱子书信编年》,把朱子近两千封信做了一个时间的编排,这是极为宝贵的学术著作,是一本非常有用的工具书。那么书里面您是怎么做的,从那年开始的,这是一个很伟大的工作?
陈:就是在1978-1981年,在北大图书馆,因为用书很方便。当时用的是《四部备要》的文集,它的纸质不太好,快要被翻烂了。完全靠自己的脑子来记,当时没有电脑,只靠人脑,也没有索引,日本的索引也是后来才引进来的,也不是那时候出版的,而且它所用的版本也不是《四部》的本子,所以那时完全靠人的脑子来记这些。当时因为社会很安静,人心也很安静,而且也没有结婚,也还没有妻子孩子,每天早上去图书馆,晚上十点才回来,一直都是做这个研究,人在做学生的时候最可以集中时间。你看我现在,已经没有这个时间去图书馆了。我已经有十年没有去图书馆借书了,北大的图书馆,我十年没有去借书,当然我在香港教书期间借书还是很多的。
在北京我基本上都是用自己的书,基本上不去图书馆借,也没有时间去图书馆。因为在香港教书,家人不在,一个人很简单。如果在北京的话,就没有这么多时间去。所以就是在那几年写这个。它最初的时候叫《朱子书信年考》,不是按每年的顺序,而是按照他文集的顺序,在每封信后面标上其年份,当时按照文集是顺序。现在按编年的顺序,做了一个更改。那是因为后来我的老师问是否要变成一个编年的,这样是否会更好一些,体例就变了,后来我就改了一些。后来在82-85年,我一边写博士论文,一边把它的体例调整。调整不费脑子,只要花点体力,改变它的顺序,因为它当时比较乱。它是我第一部关于朱子的书。因为书中的序写在1986年1月,那个时候我就交稿了,交给的是上海人民出版社。我的《朱熹哲学研究》,是1986年9月交给出版社的,所以这个书是最先完成的。但是最先出版是我的博士论文《朱熹哲学研究》,是1988年出版的,因为《朱子书信年考》出版不容易,它的排版、校对都有相当难度。
戴:研究朱熹的人有好几代,老前辈有冯友兰、任继愈;海外有钱穆、陈荣捷,还不包括海外汉学家。
陈:对。
戴:那么,人们说您的《朱熹哲学研究》是一个里程碑。陈荣捷先生也说,其中的内容、方法俱属上乘,他用了三个异常来表达:叙述异常完略、分析异常详尽、考据异常精到。这本书到现在将近有二十五年的历史,是献给张岱年老师的。那么,回顾这二十五年,您是如何看待这本书的呢?
陈:这本书还可以吧!因为这本书出了以后,很少有人写朱熹的博士论文,很少有人再用朱熹全面地写论文。不像王阳明,写王阳明的博士论文很多,虽然我觉得我写王阳明写的很好,但还是不断有人在写。但关于朱熹,好像没什么人再写。我的学生说陈老师写了朱熹以后,别人都不敢再写了。其实也不是不敢写,而是因为他们知道我写这个书花了很多功夫。如果他要写的比我好,必须花更多的功夫,可能是觉得时间不够,这是现在的人不太选朱熹做博士论文的一个原因吧!
那么这个书呢,特别是上海版,加了两章,我觉得比较好,代表了我对朱子哲学的整个研究,因为原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的第一版有两部分没有加进去,这个两部分加进去了以后,更完整地体现了我那个时候的研究。但是近来这二十多年,我对朱熹的研究不多。朱熹写完之后,我就马上写王阳明了,写完王阳明,我就写宋明理学。宋明理学之后,我就告别宋明理学,进入古代,写了十年古代,从古代回来,我写了王船山——王夫之。当然其中我也写冯友兰,所以我写了现代的书。但是,我也不断写一点朱熹,你看在《中国近世思想研究》里面,也有很多关于朱熹的。另外,还有清代的朱子学,如陆世仪、陆陇其,这些都清代的朱子学。那么,到后来我写的王夫之的书,我想它很重要。我重新解释了他和朱熹的关系,认为他不是一个反对朱熹的人,而是受到朱熹影响很大的人。
戴:王夫之的书中对朱熹用“子”字称呼,是否已说明他对朱熹的认同?
陈:那倒不一定,王夫之早年的书,叫做《读四书大全说》。他早年的时候,他对朱子的批评不少,特别是对朱子的学生批评很多。但是很多人没有很好了解他,他后来写书不一样,他在中年写《礼记章句》、《四书训义》,对朱熹非常推崇,完全以朱熹的继承者出现,我的书里面也讲了他和朱熹的关系。所以我后来的研究也不是和朱熹没有关系,比如说王阳明,王阳明反对朱熹。为什么我写王阳明的书大家会认为比较重要,就是因为很多人没有研究过朱熹,直接讲王阳明,对他和朱熹的关系讲不清。为什么大家认为我讲王船山讲的比较深入,因为我将他的全部书和朱熹作了一个梳理。
戴:您是研究哲学史,您是哲学博士,您是否认为自己是哲学家?
陈:我觉得这个要看你怎么定义哲学家。因为过去几十年,大家认为只有像黑格尔这样建立庞大哲学体系的人才算哲学家。但是现在在美国,你只要是一个学哲学,做哲学,教哲学的人,都是一个哲学家。就好像你学习历史,当教授教历史,就是一个历史学家。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每个做哲学的人都可以说是一个哲学家,尤其是研究哲学史,研究哲学史本身就是研究从前的哲学问题,拿出来再加以思考,加以批评。这样的哲学史的学者就是哲学史学者,是哲学家的一种。
戴:您现是清华大学的哲学教授,也是国学研究院院长,这个国学研究院代表着什么内涵?
陈:关键是我们去年才建立国学研究院,只是一个重新建立,因为我们最早建立是在1925年。在那时,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有四个重要的人物: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如果你了解研究中国现代学术思想史,这四个人是最重要的,他们可能比胡适还重要。首先梁启超,他是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是中国最有力量的思想家,他在清华的时候就是讲儒家哲学。然后王国维,他不仅对甲骨文有着开创的研究,还最早研究商朝的历史、周朝的历史。陈寅恪,从欧洲美国回来以后,后来在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的研究,影响特别特别大。一直到九十年代,中国的知识分子还是把他视为一个神话。赵元任是一个语言学家,但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他的资历很老。老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就是由他们——称为清华的“四大导师”——建立起来的。后来清华在五十年代后没有文科了,到了九十年代慢慢开始恢复。所以我们是恢复、重建清华国学研究院。
戴:您在《传统与现代》中,说更愿意把自己称为“文化守成主义”者,其具体内涵是什么呢?
陈:这个Culture conservatism,是美国人喜欢用的概念。它主要是说,conservatism是有不一样的。比如说,从前人们将政治上反对革命的人称为保守主义者。在政治上可能是革命的人,也可能是反对革命,也可能是中立的,但他在文化上反对否定传统文化。因为“五四”的时候有那种radicalism,完全否定传统文化,彻底地抛弃传统文化,这个是守成主义者所反对的,就是因为他们希望更多的来继承、传承传统文化。
戴:最后一个问题,您近年的研究转向先秦,达到了什么样的新成就?
陈:先秦的已经不能算是新的了。对先秦的研究已经是上一个十年,2002年以前,1992年到2002年,现在我又回来了。所以也还不断地在宋明,现代上做研究。我最新的研究可能都是当代的,当代的儒家思想,可以说是儒家思想跟当代的问题。比如说,明年春天我要出一本书,也是一个集子,把我关于现代的文章收集起来,主要讲儒家与人权、儒家与民主、儒家与经济发展等等很多问题。其实跟现代问题,比如,儒家与公共知识分子、儒家伦理与全球伦理这些关系,这些都是我所要思考的。
戴:您的成绩跟钱穆先生,可以做个比较吗?
陈:可能不行吧!钱穆先生是比较古典式的,所以他对经学、史学、文学有一个通贯的了解。而我呢!我对经学、史学、文学的了解就不够。比如朱子吧,我不了解他的文学,也不了解他的史学,对他的经学只是部分了解,比较突出的部分是他的哲学。所以呢,他是老一代的学者,比较具有古典性,要把老的学问贯穿起来,经、史、文学都要贯穿起来。我的风格不同,觉得我还是侧重哲学,以哲学为核心,但是将思想史、儒学史、文化史联系起来,这是我的风格。
戴:就到此为止吧,非常感谢您的精彩回答!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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