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格与弗洛伊德

荣格与弗洛伊德

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荣格并非弗洛伊德的学生，但却深受弗洛伊德的影响，尤其是通过其1900年出版的《梦的解析》。带着年轻人的热情，荣格称《梦的解析》乃“划时代之作……也许有史以来的最大胆之作，旨在把握作用于明显坚实的经验性基础的无意识心灵的种种不解之谜。对于那时我们这些年轻的精神病医生来说，此书是……使人顿开茅塞的启迪之源。”[1]

荣格曾回忆说，自己初读《梦的解析》时并未能很好的理解。两年后（1903）重读该书的时候，“才发现它与我自己的想法殊途同归。”[2]

荣格所说的“殊途同归”，当时所指的是弗洛伊德关于“压抑机制”的理论。荣格在其词语联想测验中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导致词语联想偏差的原因，同样是“压抑机制”的作用。

不过，弗洛伊德认为，压抑的内容主要是性欲及其挫折，而荣格则认为在性欲之外，还有许多更为重要的内容，比如社会适应，生活压力等等，这是他们一开始就有的分歧的方面。

但是，从《梦的解析》问世开始，荣格也就开始了与弗洛伊德的特殊关系。当时，精神分析还未能被社会所接受，有关的研究与言论还在经受各方的责备与抨击。1906年，荣格撰写文章为弗洛伊德辩护（“弗洛伊德的有关癔症的理论：答阿查芬堡”），受到一些知名教授的警告，说这样会为他自己的学术生涯带来危害。荣格十分坚定地予以回复：“要是弗洛伊德所说的是真理，我就会站到他的一边。要是学术必须基于限制探索及取消真理这个前提，对于这种学术我将弃如敝履。”[3]

荣格给弗洛伊德寄去他关于词语联想的研究论文，开始了两人之间的书信往来。弗洛伊德回赠荣格一幅他自己的照片，也很想知道荣格的长相。于是，1907年，荣格从苏黎世前去维也纳拜访弗洛伊德，第一次见面，两人持续畅谈了13个小时。荣格曾在其自传中这样说：“我们于1907年终于在维也纳进行第一次见面。我们是在下午一点时见面的，然后实际上便一口气进行了13个小时的交谈。”[4]

实际上，第一次会面，便有所分歧，主要表现在对“灵性”和“性欲”的问题上。荣格在其自传中说：无论在一个人身上，或在一件艺术品上，只要显现出灵性，他（弗洛伊德）便对之加以怀疑，并拐弯抹角地认为这是受压抑性欲的表现。对此荣格不能同意，认为这样就把文化看作是闹剧，文化就只是受压抑的性欲的病态的结果。而弗洛伊德则表示事实本来就是这样。

于是，荣格认为弗洛伊德已经在情感上深深地陷入到有关性的理论中去了。当弗洛伊德提到性的时候，“他的声调便变得急迫起来，甚至几乎达到焦急的程度，而他那正常的批判性和怀疑性的一切迹象也就随之不见了。这时他脸上便会出现一种奇怪的、深受感动的表情，这到底是什么原因我可就无从知道了。我有一种强烈的直觉，觉得性欲对于他来说已变成了一种神秘之物。”[5]

荣格1909年去维也纳拜访弗洛伊德的时候，话题仍然绕回到关于“心灵感应”现象上来。对此，弗洛伊德当时是坚决反对的，认为那纯属无稽之谈。荣格这样回忆道：

“在弗洛伊德这样说着话的时候，我有一种异样的感觉。我的横隔膜这时仿佛变成了铁做的并正在变得赤热，成了一个红光闪闪的拱顶。就在这时，书架突然发出了十分响亮的砰的一声，而这书架就在我们身边，结果我们俩被吓得跳了起来，担心这东西倒下来砸在我们身上。我对弗洛伊德说道：‘瞧，这就是一个所谓的催化性客观现象的例子。’‘哈’，弗洛伊德叫道，‘这可是胡说。’”[6]

不管怎样，荣格与弗洛伊德最终是由于无法调解的冲突而分道扬镳。对此既是双方的损失，也是各自的命运。实际上，弗洛伊德是把荣格作为自己的“儿子”或“继承人”的，这是弗洛伊德的情结。1912年荣格出版了其《里比多转变的象征》，凸现了彼此已经产生的裂痕。该著作的出版，宣告了荣格与弗洛伊德关系的结束，同时也成为荣格分析心理学的奠基。

（申荷永著：《心理分析：理解与体验》，北京，三联书店2004）

[1] 荣格：《回忆•梦•思考》，刘国彬等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51页。

[2] 同上。

[3] 同上，第254-255页。

[4] 同上。

[5] 同上，第256页。

[6] 荣格：《回忆•梦•思考》，刘国彬等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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