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凡世界里的路遥

平凡世界里的路遥

1983年3月，小说《人生》获第二届全国中篇小说奖，作家路遥给弟弟打电话报喜，并说手头一分钱也没有，到北京领奖的路费也凑不够，急需弟弟帮忙想办法，弟弟借了500元，赶到西安火车站当场买票，将哥哥送上了火车。

8年过后，1991年3月，《平凡的世界》　获得第三届“茅盾文学奖”，路遥将消息告诉在延安的弟弟时，电话两端的两兄弟，很长时间没有说话，心情都很复杂。接着路遥说需要弟弟为他想法筹借一笔钱去北京买书等事用。离开西安去北京领奖那天，弟弟从延安赶到西安火车站将怀揣的5000元钱直接送到路遥手中，并央求哥哥：今后再不要获什么奖了，如果你拿了诺贝尔文学奖，我可没法给你找到外汇！

路遥只说了一句：日他妈的文学！

张艳茜的传记作品《平凡世界里的路遥》，是今年读过的第一本书，念完后这两处绝然相似又相隔甚远的情节让我无法忘怀，特别是这句路遥式的“独白”竟挥之不去，更无法回避。它也准确形象地勾勒出了路遥和文学的关系：爱恨交加生死相依唇寒齿亡悲欣交集。

路遥赋予了文学太多的非文学寄托和要求，这要求最终让他不堪重负轰然倒塌。也许，从当年决定以文学励志改变命运的那一刻起额外的重负就已经被他扛在了肩上，所以才会有后来这一声意蕴丰富冷暖自知的感喟？

路遥故去20多年了，关于他，陕西文坛有不少传说和故事，然而，作为路遥的传记作品，这本书我还是第一次看到。除曾和路遥有过交往外，该书里面涉及的众多人物笔者也都并不陌生，有的甚至还很熟悉，读起来自然有亲切熟悉如遇故人之感。不禁就想，作者张艳茜，长期在陕西省作协工作，和路遥一起工作的时间也不短，与书中其他人的熟稔程度更不用说，只是距离近了，要写出一本熟人都认可的传记，恐怕不很容易。

看完该书后我的担心成了多余，这本书还是很好地写出了作家路遥人世间43年的生活轨迹和生命状态，准确地刻画出了路遥命运中的性格因素和社会背景。为作家身后做了一件很有功德的事情。

梵高临终说：苦难永远没有终结。若就路遥而言，苦难，文学，苦难文学，或者文学苦难，这几个字是路遥传记作者必须面对的文辞。该书用了大量篇幅和资料来描述复原路遥所面临的苦难和路遥的文学，所以在此笔者不想再涉及这类话题。

如果性格决定命运的话成立，那么童年和青年期路遥的两件事就有提及的必要。

作者引用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中的一段过继经历这样说：“我七岁的时候，家里没办法养活我，父亲带着我一路讨饭讨到伯父家把我给了伯父……父亲跟我说，是带我到这里来玩玩，住几天，我知道父亲是要把我掷在这里，但我假装不知道，……我知道他是要悄悄溜走。我一早起来，趁家人都不知道，我躲在村子里一棵老树后，眼看着我的父亲，踏着朦胧的晨雾，夹着包袱，像个小偷似的从村子里溜出来……这时候，我有两种选择。一是大喊一声冲下去，死活我跟我父亲回去——我那时才是个七岁的孩子，离家乡几百里路到了这样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我特别伤心，觉得父亲把我出卖了……但我咬牙忍住了，因为，我想到我已到了上学的年龄，而回家后，父亲没法供我上学。尽管泪水唰唰地流了下来，但我咬着牙，没跟父亲走。”一个年仅七岁的孩子，能这样想和这样做，不禁令人意外更易令人恐惧！

1970年代初期，青年路遥和北京女知青的初恋夭折了，夭折的原因是女知青招工进了工厂，而路遥则因“造反派头头”一事被撤了县革委会副主任的职，要回老家去当农民，当朋友打算为他的事情挽回女知青芳心时，路遥坚决挡住了。他说：这件事就这么结束算了，我是一个一生都不会安生的人，谁知道以后还会闯什么祸？

这也是路遥，很清楚地了解自己的长短优劣，明白自己的目标和需要。当爱情容易蒙住年轻人眼睛时，路遥是很清醒的。他那么年轻就知道人生大事的轻重缓急。

这两件事互不相干而又联系紧密。路遥后来的命运走向和人生际遇，大都能在这里找到依据。

写路遥，最难的不是搜集和描写关于他的悲惨苦难和他的文学成就，而是几处无法回避的人生关节处。比如路遥在“文革”中的表现；比如路遥的婚姻生活；比如路遥为何讳疾忌医直到耽误了自己性命。在路遥不长的人生岁月中，无论谁为他作传，这三处都是传记作者要直面的事情，也是准确解读路遥性格和命运的钥匙。

试看张艳茜是怎样做的：

比如“文革”中的路遥，他自己亲口明确说“咱是个造反派”，似乎非常坦荡并无遮掩什么。问题的另一面在于，造反派的他到底都做了些什么？这个很重要。作者采集了大量来自公家文件，证明材料，以及朋友熟人的文章，资料，证言等，基本还原了那个时期路遥的表现：路遥就是造反派的头头，年龄虽小却头脑清醒而且好勇斗狠敢作敢为，红极一时名震一方。年仅十九就成了县革委会副主任，而且，有过命案嫌疑——把武斗中打死了的老红军扔到井里并且又开了两枪——这嫌疑一直到《人生》大红大紫之前都一直追着他让他无法撇清，多少年中他一次又一次地接受组织调查审察，甚至到了《平凡的世界》获奖后，当路遥成为陕西省作协主席唯一人选的考察对象时，仍要接受组织的调查给出结论。他在“文革”中到底是怎样一个人？他自己所谓的不会安生是什么表现？传记作者不动声色又材料充沛地让读者自己去衡量辨别得出结论。这对研究路遥的文学成长道路很有裨益。笔者看完就不免设想，如果不是因为“文革”中这件大事，路遥还真未必会走到文学之路上来。

婚姻问题是路遥研究中另一个苦恼和不能回避的问题，张艳茜以一个女性作者的细腻宽容，和作为同事的方便，比较准确地写出了路遥夫妻之间存在的问题和原因：“婚姻的稳固与其说决定于两个人的爱情，不如说取决于日常生活小事的和谐。大多有着艺术气质的人，在面对庸常的家庭琐事时往往无所适从，难以应对。如果两个都是有艺术气质的人结合在一起，这个家庭可能面临着更多的困惑和问题。”艺术家不是人，至少不是常人，所以做他们的家属就会很累。林达也是我所熟识的朋友，她对作为丈夫的男人的要求其实很实际很平凡：沉稳，内敛，有责任心，有文化，有修养，理解女人，动手能力强。而这些要素兼于一人之身却不太容易，尤其在路遥这里很不容易。谁痛谁知道。最终，他们决定选择分手——只是命运却让这个分手以另一种残酷的形式出现——直到最后，妻子还是这个妻子丈夫还是那个丈夫。无论愿与不愿，离婚一说并没兑现，个中甘苦，请听妻子携女儿送给路遥的花圈上的话吧：路遥，你若灵魂有知，请听一听我们的哀告吧。

最后说到路遥的发病以至不起，尽管作者写了不少路遥住院治疗的情节细节，而对路遥到底为何要隐瞒病情直到耽误自己的原因，书中实在找不到令读者信服的答案，读者因此不免就会疑惑，就会不满，就会猜测：难道这个原因比“文革”经历更让人忌讳？更不可触及？

在这里笔者试做一个解读，并愿求教方家。

笔者所知道的大背景是，路遥病倒前，九年未换届的陕西省作协，换届工作已经筹备好多年了，路遥是主席职务的唯一人选，作协大院里老作家们该退休的都已退休，未退休而有可能竞争者有的已调离作协另有任用，有的为了写作无暇也不愿考虑此事。其他的人虽有想法但还无法和他竞争，这就是路遥患病时候的大背景，唯一能让这个事黄了的就只有他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被称为“政治家”的路遥，焉能因为这个原因而功亏一篑？而含恨终生？其实，他极早就明白自己是肝脏出了严重问题，让弟弟发誓保密并对自己保证不说出去，即使最后从到延安的火车上昏倒抬下来直接进入医院，20多天里，路遥也一直不让身边人告诉省作协机关他住院的消息，这种种有悖常人的做法不仅仅是路遥心存侥幸的选择。试想刚40出头的路遥如果因为身染沉疴被发现不能带病提拔，组织要换将另作他图，那太容易了。路遥深谙这一点。

他当年走出陕北，不仅仅是为了获得几个文学奖，路遥有他的政治抱负：当官从政。这个念头会不会是从被撤销革委会副主任职务后就萌生的？笔者不好妄测，但笔者认可传记作者的看法：“……（1970年春天）这一首小诗的发表，对于王卫国来说，意义非同小可，回到家乡的山沟里做了民办教师的他，也许开始意识到，无论当年怎样的叱咤风云，就时下而论，政治之路已经行不通了，必须要有战略转移的考虑，改弦易辙，或许从创作上走出一条路来？”很多认识路遥的人对他的评价是：路遥是个搞政治的料子。这种评价，是很多熟知路遥的人的共识。

一切都准备好了，为一切准备而作基础的身体，背叛了路遥。他倒在了距离目标的最后短暂路程上。难怪他要骂一声“日他妈的文学！”

当年路遥死后，有人写文章说：“我不相信写小说能累死人，我写小说从来都很受活。”

还有人写纪念文章时说：我在写一头狼。

据说，死前三日，路遥还在病床上和人谈论清理省作协“队伍”的事情。

多年后，一起出道一起成名的作家贾平凹说：“他是一个优秀的作家，他是一个出色的政治家……但他是夸父，倒在干渴的路上。”

明白了这些，大概也就不难理解当时的路遥为何要隐瞒病情，以及今日的张艳茜为何没有明写这件事的缘由。

据说，写《平凡世界里的路遥》之初，张艳茜曾咨询过路遥的部分亲朋故旧，有人告诉她说：不要写，你写不了他。可见任务之艰巨。但她写了，写完了也写好了它，要再好，就是另一回事了。

今天，路遥的文学作品还在激励着无数年轻人从底层不懈奋斗往上走，尽管往上走的内容不一样了，但只要有人，这种往上走就不会停歇，而路遥的作品也就不乏读者。

文学，能起的作用估计也仅仅如此，过分夸大过分寄托或者过分贬低过分不承认，也都和文学本身无关了。

 

雪漠文化网，智慧更清凉！www.xuemo.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