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伦斯东渐九十年

劳伦斯东渐九十年

毕冰宾

二十世纪英国最富争议的作家D.H.劳伦斯于1930年3月2日在法国溘然长逝，去世时尚不足四十五岁。1930年前后的中国文学界对劳伦斯和他的作品一直抱以同情和嘉许，作出了积极的肯定和欢呼。那个年代，正是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日本随时准备发起全面侵华战争的前夜，即使是在这样对文学和文化传播极为不利的形势下，劳伦斯还是开始被及时地介绍了进来。

自从诗人徐志摩于1925年首次在《晨报·文学旬刊》上发表他翻译的劳伦斯随笔《论做人》始，至今整整九十个春秋过去，劳伦斯作品的东渐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

在徐志摩的译文发表后，几年中出现了一些介绍文章和几篇散文与小说的译文（廖杰锋《审美现代性视野下的劳伦斯》，群言出版社，2006年，P15-16）。而对他的大规模传播自然是以对他褒贬不一的小说《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译介为开端的。这本书在英国和美国遭禁后，大量的盗版书不胫而走，劳伦斯反倒因此而获得了更多的读者，名声大震，甚至连战乱频仍的远东的中国都不得不开始重视他。这样的重视与劳伦斯在英国的崛起几乎是同步的。

根据《文汇读书周报》摘引的一篇文字看，早在这部作品出版的当年（1928年），诗人邵洵美就在他主编的《狮吼》上介绍了这本小说。他写道：“爱读D.H.Lawrence（他有一篇小说曾登在本刊第七期）小说的，谁都恐怕不能否认不是多少有些为了‘性’的关系。但他对于这一类的描写是暗示的，是有神秘性的隐约的。不过最近他在Florence自印的《却脱来夫人的情人》，却是一本赤裸裸的小说，往者因为要避免审查者的寻衅而有些遮掩的，现在均尽量地露布出来了。情节是一个贵族妇人爱了一个gamekeeper（猎场看守），句句是力的描写与表现，使读者的心，从头到底被他擒捉住。本书印一千册，签名发行，恐怕不容易买到；但因排字人是意大利人，所以全书很多错字。”（《一本赤裸裸的小说》，载《狮吼》半月刊第九期，1928年11月1日）估计邵洵美是劳伦斯这本小说最早的中国读者和介绍者之一。几年以后，这部小说的多种版本相继流入中国，在北京、上海、南京等一些大城市的西书铺里可以买到（见《文汇读书周报》2004年5月28日）。

报刊里随之开始出现一些评论，如1930年的《小说月报》二十一卷九期上的《劳伦斯》，1931年《世界杂志》一卷二期上的《劳伦斯的最后的小说》。而有分量的研究和介绍文章则集中出现在1934年，至于为何是在这个年份，则有待于以后进行专门的研究。这些文章是孙晋三教授的《劳伦斯》（《清华周刊》四十二卷九/十期)，章益教授的《劳伦斯的〈却特莱爵夫人的爱人〉研究》（《世界文学》一卷二期），郁达夫的《读劳伦斯的小说〈却泰莱夫人的爱人〉》（《人间世》十四期），林语堂的《谈劳伦斯》（《人间世》十九期，林语堂还在文章中节译了该小说，其译文之传神精当，令后人难以超越）和《读劳伦斯的小说》（《人言周刊》一卷三十八期）。1935年则有《劳伦斯自叙》一文发表（《晨报》，1935年6月25日）。

孙晋三和章益的文章应该算是早期中国劳伦斯研究的扛鼎之作，其深度大致和当时欧美学术界的研究同步，至今看来不少观点也不过时，应该说为中国的劳伦斯学术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而这要归功于这两位教授的背景：孙先生是当时稀有的哈佛博士、中央大学教授；章先生则是留美硕士，但研究范围涉猎广博，含科学和人文，亦翻译了大量英国文学作品，后任复旦大学校长，其一大功绩是阻止了复旦大学迁往台湾。这样两位德高望重之学者成为劳伦斯研究在中国的奠基人，足见当初的劳伦斯研究起点之高，所受到的重视之重。

而从影响面看，林语堂和郁达夫的两篇随笔文章则更为广泛，他们在文化界声名卓著，他们的洞察是振聋发聩的，尤其是他们结合中国的国情，将《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与《金瓶梅》作了深入的比较，认为前者性的描写是全书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有着鲜明的时代背景和象征意义，因此不能将其看作是“淫秽”。郁达夫还认为，即使是性的描写，劳伦斯的手法也是高明的，“使读者不觉得猥亵，不感到他是在故意挑拨劣情”。而郁达夫当年所下的结论即劳伦斯是“积极厌世的虚无主义者”则更是空前绝后的精辟，他简洁明了地给劳伦斯文学下了定义。林、郁二位文学大师对劳伦斯在中国的普及所起的作用无论怎么估价也不过分，他们深刻的洞察和充满热情的肯定将随着历史的前进而彰显其英明。

从这一点上看，那个时代的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基本是同步的，或许我们现在苦苦摸索出的许多结论早在一个甲子前的中国就有过了。有这样四位大师几乎与国际文学界同步肯定和推介劳伦斯和他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应该能使国人在这方面的视野大为拓宽，也是中国文学家鉴赏水准之高的充分展示。

这之后的1936年，《约翰声》杂志发表了部分译文，译名是《契脱来夫人的情人》，译者笔名是T.N.T。1936年3月，王孔嘉翻译的《贾泰来夫人之恋人》发表在《天地人》半月刊上，由于《天地人》杂志的中途停刊，该译本只发表了九章，成了一个残本。同年8月，饶述一参考法译本、根据英文足本翻译的新译本问世，这是第一部完整的中译本，但因为是自费出版，发行量仅千册。当年的中国内忧外患，战火纷飞，估计人们都没了读小说的雅兴，这个译本就没有机会再版。以后又有一些节译和未完成的残本，在此不一一赘述（同上）。

客观地说，饶述一的译本不仅是全本，而且质量最优。或许如果当年林语堂先生译出全本，其质量无疑会高过饶译（根据林的节译推断），但可惜林语堂是写作大师，不肯屈尊翻译，所以中国就少了一个大师级的《查》书译本。饶先生的译本于是就成了最佳，其译文用字准确考究，说明饶对当时的欧陆生活有切身体会，其行文流丽典雅，带有明显的白话文散文风格，是值得后人效法和光大的。我们国家在劳伦斯谢世不久就出版了这样的优秀译文值得我们骄傲。

这位饶述一此后一直下落不明，无从考证其人，在中国翻译史上留下了一个巨大的悬念。笔者曾经在博客和微博上发起“寻找饶述一”的呼声，得到很多学界朋友回应。最终有学者根据自己的考证推断或许饶述一是朱光潜先生的笔名，但这个考证没有得到朱光潜后人的首肯。因此对“饶述一”的寻找尚待更为艰苦的努力（见《东方早报》，2014年5月25日）。

于是我们看到，四位学术和文学大师的理论推介和饶述一先生的优秀译本，使我国的劳伦斯研究和翻译都几乎与世界同步，其基础十分夯实。劳伦斯本应在中国一路顺畅的。可惜的是，在这之后连年的兵燹战乱中劳伦斯的作品传播中止了，解放后由于极左文艺政策的影响，劳伦斯被批评为颓废作家，难以得到客观的译介。萧乾曾提倡过要客观翻译介绍劳伦斯，但没有得到应有的回应。检索1950年至1980年全国高等院校社会科学学报总目，居然没有一篇与劳伦斯有关的论文。

而1960年英国开禁《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它一度洛阳纸贵，标志着人类的宽容精神终于战胜了道德虚伪和文化强权。之后多年，其作者劳伦斯作为二十世纪文学大师的地位得到了确认，劳伦斯学也渐渐成为一门英美大学里的学位课程和文学研究的一门学科。

但遗憾的是，我们国家当时并没有对此作出回应，劳伦斯作品的翻译和评论仍处于空白状态，没能与世界同步。直到1980年代初改革开放后，才出现了零星的劳伦斯短篇小说译文和一部短篇小说选。仅此而已。在这一领域，我们与世界的距离一下子就拉大了几十年。

而对劳伦斯的重新肯定则是以赵少伟研究员发表在1981年《世界文学》第二期上的论文《戴·赫·劳伦斯的社会批判三部曲》为标志。这篇论文应该说全面肯定了劳伦斯的创作，推翻了以往文学史对他作出的所谓颓废的资产阶级作家的定论。以赵少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的地位和《世界文学》的地位，这篇文章的出现代表着中国学界彻底肯定了劳伦斯及其创作，从而开创了劳伦斯研究和翻译在中国的新局面。赵先生以一种晓畅、略带散文笔法的语言，道出了自己对劳伦斯创作主流的独立见解。我们发现一个一直被粗暴地一言以蔽为“黄”的作家在赵先生笔下呈现出“社会批判”的真实面目；同时赵先生也启发我们“看看这种批判同它的两性关系论点有什么关联”，使我们得以找到整体把握劳氏创作的一个切入点。在一个非文学因素对文学研究和译介产生着时而是致命影响的时代和社会里，赵先生多处引用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的文章，恰到好处地淡化了那些曲解劳伦斯作品的非文学不良因素。当然他的文章是文学地、学术地做成的。赵少伟在1981年发表的论文具有绝对的开拓性历史意义，在“1949之后”这个语境下是真正意义上的滥觞之作。《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劳伦斯的词条也出自赵少伟之手。劳伦斯有这样一位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家的知音为他开辟了再度进入中国的路，应该是幸运的。这之后，在当时仅有的两家外国文学研究类刊物《外国文学研究》和《外国文学评论》上开始出现对劳伦斯具体作品的研究论文。

1986年是我国的劳伦斯翻译出版史上最重要的一年，这一年在老出版家钟叔河的推动下，饶述一1936年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译本在湖南重印，饶先生的译者序言写得激情四溢，说它“在近代文艺界放了一线炫人的光彩，而且在近代人的黑暗生活上，燃起了一盏光亮的明灯”，对当代中国人正确认识这部世界名著起到了启蒙作用。林语堂和郁达夫当年的高论也随书出版，中国的学术与出版界对劳伦斯从此有了一个全面公正的认识，这是无比令人欣慰的。但不幸的是，因为各种原因这部作品先是被封存后又允许“对口内部发行”，消除库存。“主要是为了限制有关性描写的传播范围及其消极影响，而没有直接否定劳伦斯的这部作品。”（见宋木文先生的回忆专文《回顾〈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出版》，2014年7月23日《文汇读书周报》）但无论如何是一种历史的曲折和磨难。

但劳伦斯其它作品的出版状态都是正常的，特别在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译介高潮。很多小说和非小说作品都得到了翻译和复译，他的几大名著如《白孔雀》《儿子与情人》《虹》《恋爱中的女人》则出现了多个译本，虽然质量参差不齐，但销量大都可观，甚至出版了中英文对照读本。

1988年可以说是中国的劳伦斯研究与国际的接轨年。这一年以出版劳伦斯的作品为契机，在上海召开了一次国际劳伦斯学术研讨会，与会的有英国著名学者凯思·萨加和詹姆士·波顿教授，后者是权威的剑桥版劳伦斯作品集的总主编。这之后还成立了中国劳伦斯研究会，是亚洲继日本和韩国之后的第三个这样的学术团体，可惜的是该会几年后因经费匮乏和人员流失停止了运转。但这次研讨会无疑对国内的劳伦斯研究和出版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

这之后的劳伦斯出版和研究告别了轰轰烈烈，告别了猎奇，进入了平实、扎实和提高的新阶段，劳伦斯成了我们外国文学大花园中一棵自然成长的大树，这是最令人欣慰的。据不完全统计，仅从2000年到2004年，发表在各类正式刊物上的关于劳伦斯的论文达一百五十多篇，平均每年三十多篇，这是其他许多外国作家望尘莫及的（参见2005年10月《成都教育学院学报》载《中国的劳伦斯研究述评》）。还出现了近十种中国学者撰写的劳伦斯评传和评论专集。事实上，这与劳伦斯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也是相称的。郁达夫在1934年就凭着有限的阅读英明地预见，劳伦斯会成为现代英国的四大作家之一，这个预言一语中的。他提到的另外三位是乔伊斯、福斯特和赫胥黎，只是现在伍尔夫夫人的地位取代了赫胥黎（不过赫应该算仅次于这四位的第二阶梯作家），所以郁达夫的预言应该算很准确了。

200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的一个《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新译本低调上市，它只是作为一套丛书的一种位列其中，并没有任何炒作和宣传。这和劳伦斯目前在中国的知名度和地位是相称的，劳伦斯已经成为了我们的文学和文化生活的有机部分，不需要任何特别的宣传即可走入人们的书架。笔者的译本也在2009年平静出版了，报界对此出版动态的评论是“波澜不惊”。这正如我所预见的那样，中国读者不会像当年英国解禁这本书时排长队抢购，1960年伦敦街头人山人海购买此书的壮景不会在中国任何一个城市出现，他们会随便买上一本，仅仅是把它当成古董买去品读（黑马《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序言，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

2015年新年伊始，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了由笔者主编的一套《劳伦斯文集》，侧重的是劳伦斯的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文论、散文和画论，收入了老翻译家陈良廷和刘文澜夫妇的经典老译本《儿子与情人》和笔者及其他译者的作品共十卷，成规模地展示近些年劳伦斯作品的翻译成就。相信今后中国的劳伦斯出版和研究会进一步深入发展下去，这是一个英国现代经典大作家在一个正与国际社会全面接轨的东方文明国度里应该得到的礼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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