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思和：当代文学正遭遇“中年危机”

陈思和：当代文学正遭遇“中年危机”

1、心甘情愿做一代人的批评家

羊城晚报：您曾经在香港岭南大学做过一场讲座，主题是中国的新世纪文学已经进入“中年危机”，但是最近我看到您谈论贾平凹新作《老生》的一篇文章，您又提到当代文学已经进入了壮年，能否详细谈谈您的这两个判断？

陈思和：当年我提到当代文学的“中年危机”，是基于我偏重当今文坛所存在的问题。今天的文学创作现状其实处在两头大的状况，一头是我们的老作家有非常丰硕的成果，代表了五四以来，中国当代文学成熟优秀的水平；另一头则是年轻作家，包括网络文学、青春文学，等等，也非常活跃，他们更倚重文化市场，赢得了大批青年读者。问题是，现在这两头是断裂的，两者之间如何衔接，老一代的良好文学传统如何能让年轻一代传承下去。当然这个传承不是照搬原样，而是根据当下高科技时代的条件，用今天的审美方式，将五四以来中国文学最核心、最有价值意义的传统，继承和发扬下去。这个工作不应该光由老一代作家来做，也不是推给年轻作家来做，而是我们文学研究者、文学评论者，尤其是媒体工作者与作家一起来做，努力将因社会转型而分开的两大文学力量，高度有机地整合起来，使得我们文学传统的审美风貌能够结合今天的时代背景往后发展，这样才能平安度过危机。

羊城晚报：这其实也是文学研究者的某种责任吧？

陈思和：现在研究老一代作家的评论者，多半是学院派，他们不一定会关心年轻作家，甚至有点排斥，认为网络文学就等于通俗文学；而为年轻作者叫好的多半是粉丝心态，也会排斥老一代作家创作。如果长期这样下去，我所说的“中年危机”就会越来越严重。至于我谈到《老生》时说“壮年时期”，那是在另一个语境下说的。以贾平凹为代表的这一批老作家，在今天仍然保持着旺盛的创造力，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进入了“壮年”，也就是辉煌的时期。其实这两个层面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羊城晚报：今天的文学批评似乎更多是在学院内发言，不再像1980年代那样能在社会上产生巨大影响，您认为是什么原因呢？

陈思和：那个时候也是在学院内发言的，比如上海的华东师大、复旦大学，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等，都有文学评论的群体。今天主要是媒体的力量大了，在多媒体、新媒体时代，媒体成为社会舆论中最主导的力量，相形之下学院的声音就小了。当然，今天学院也仍然有自己发声的领域，比如学术研讨会，导师和学生的课堂讨论，等等，但在社会上的影响相对薄弱。因此，这也需要学院批评和媒体批评紧密结合，要相互吸收对方的长处。这也是我认为这个时代需要迫切解决的。单单一个人不可能有那么大的力量，但如果我们每位学者都能关注到这一点，将这种想法变成批评界主要的声音，文学状态会往更好的方向走。

现在的状态很分裂，每个领域都只讲自己的问题，都排斥别人，批评也存在这样的问题。比如老一代作家和学者会说我从来不看流行读物，年轻人可能会说我从来不看老一代的作品。如果长期处在这样的氛围就会产生危机，我们需要正视这个问题。我也没有太悲观，但如果这个危机大家没有意识到，说不定哪天就会出现断裂，这个速度可以很快的。假如说，哪一天忽然这批老作家都不写作了，而年青一代又没能很好地衔接他们的传统，很快又会产生新的问题。

羊城晚报：我记得黄子平老师说，有年轻作者问他，您现在怎么不为年轻作者写评论，他后来思考了很久，认为文学批评是要为“同时代人”发声。

陈思和：这也是我对批评界一个强烈的要求，我跟我的学生，也是青年评论家金理有过一个很长的对话，主题就是要做同时代的批评。我自己的文学研究也是，比我高一辈的作家，我只写过王蒙和其他很少几位，这不是我的强项，因为他们的生活我走不进去，不太能理解。同样，我对现在的年轻作家也不了解，也没法研究评论八零后作家。从1985年开始，我比较多关注莫言、王安忆、余华、张炜、贾平凹、阎连科，等等，我始终认为一个批评家最好还是选自己同时代的作家来关注。因为是同一代人，他的感情和我差不多，他们想要讲的东西我可以理解，我们的想法是一致的，读他们的作品有话好说。我心甘情愿做一代人的批评家，而不是什么都去批评的人。

2“酷评”不但错误而且可笑

羊城晚报：有一种声音认为，今天的批评家都变成了为作品说好话的批评家，您认同吗？

陈思和：对批评的要求，不在于说好话还是说坏话，这不是主要问题。关键在于，批评家有责任和义务和作家一起，共同建构属于他们这个世界的话语，批评或者表扬，都应该站在这个立场上。比如在上世纪80年代，我不太爱看我的前一辈作家的小说，并不是说这些作家写得不好，而是他们的话语和我那个时代的思想感情有距离，我不能解读他们，但不会因此去批评老一代作家。可如果是我同时代的作家，还是按照老一辈那套去写，写上个年代的老话，那我肯定会批评他们。所以批评是从特定立场出发的。批评和作品的关系其实也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应该进行平等的对话，勉励和交锋，批评目的不是说批评家站得比作家高，作家需要批评家去提升。长期以来，文坛对批评有种不正确的理解，认为“批评”就是要拿着刀笔去“骂人”，“酷评”，声色俱厉，把脏水泼向作家才算“批评”。这不但是错误的，而且非常可笑。

对文艺批评的这种错误理解是有历史原因的，1950年代我们的文学批评家都是官员，从周扬开始一路下来，批评家都是权力者，他批评你，就是决定了你的命运。他说你是毒草，你的作品就被批判了，这就给文学作品造成了威慑力。但这并不是批评本身的威慑力，而是批评后面的权力造成的威慑力。今天的批评家主要是大学教师，教师除了指导学生，没什么别的权力。批评家应该和作家共同建构一个时代话语，而不是居高临下仗势欺人。批评家要和作家作品和这个世界形成同构的健康的关系，这样的批评家才是优秀的批评家。

羊城晚报：您在和青年人的接触中，会担心现在的年轻人渐渐丧失对文本的鉴赏力吗？有不少老师都表示出这样的担心，认为年轻人的阅读量不够，尤其不读经典了。

陈思和：我觉得首先要肯定阅读是不会消亡的。任何一个时代，人类都有阅读的习惯。不是现代人不读书，而是看阅读什么。读的是不是经典，是读文学还是读科学，是读经济还是读八卦，都是阅读。为什么觉得读经典的人少，我认为这个话题是媒体制造出来的，为了鼓励大家读好书，当然是好事。但我并不认同这个结论。我们不能要求文化程度不高的人，或者是所谓大众，都去欣赏莎士比亚，都去欣赏经典，这是不现实，也是不科学的。

3“八十年代”是一种事后美化

羊城晚报：您怎么看待影像时代来临对文学的冲击？

陈思和：这是个载体问题，我们现在的学科分得这么细，造成了门类之间的隔阂，并不说明文化演变的本体发生变化。比如古代人写史诗，靠瞎子朗读这样的口口相传形式，现在早没了，但我们可以通过书本阅读。只不过今天的文学用影像这样的方式呈现出来，影像也是文学艺术的一种形式。任何文化的载体都会在变动中发展，人类感知世界的方式也在发生变化，我们应该尊重这种发展，而对文学的爱还是一样的。读小说会感动，看电影也会感动，这是艺术形式问题，文学表达人类的感情世界，至于用什么载体表达，这是可以转变的。

羊城晚报：所谓八十年代是文学最好的年代，其实也是人们后来的追忆和美化，当时的文学也承载了很多附加功能。

陈思和：对，这也是现在的人制造出来的话题。相比八十年代，在今天的文学表达上，不能说完全没限制，但至少尺度宽了很多。八十年代的文学是承载政治功能的，今天回想过去，一篇小说就可以扬名天下，但你忘记了当时的担惊受怕，很多人因为外部原因不得不中断文学生命，这也是不该忽视的。

我始终认为时代在发展，今天出现了莫言、王安忆、贾平凹、余华这批优秀作家，他们这三十年来一直没有离开过文学岗位，一直在写作。从鲁迅开始到今天，哪有连续三十年给你良好写作环境的年代？不是战争就是动乱，不是动乱就是搞运动，哪有现在这么好的创作环境？至于不好的，那是整个社会在民主过程中所带来的。现在是众生喧哗，老百姓都能发声，在网络上人人都可以是诗人，微信上人人都可以是作家，这时作家就失落了，觉得没那么多人看他的东西了。我觉得这是好事，从侧面说明国民文化正在提高。理想地看，我们当然有可能迎来更好的文学时代，但是大作家还是小作家，都是后人评判的，自己没法定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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