倡导“善”高于谴责“恶”

                 （水稻田  晶晶作）

  近来，社会上对两种凶手的关注度很高，一种是杀害幼儿的凶手，一种是杀害自己的凶手。前者称校园凶手，后者便是富士康跳楼的那些员工。--后者本质上也是凶手，只不过他们屠杀的对象，是自己的生命和亲人的幸福。

  前几天，我做客东莞阳光网，对校园凶手产生杀人、暴力的动机及促成这一动机的相关因素进行了分析。一个人的行为看似是单个的行为，其实它的产生会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如自身、家庭、社会、文化等等。只要我们理性地分析一下，就会发现，这几个热点事件，折射出的，却是时代面临的困境。

  我在分析那些校园凶手的杀人动机时，归纳了三点：一是信仰的丧失，凶手的人生中没了“盼头”；二是分配的不公，导致积怨成暴；三是健康原因，无法排遣怨愤，不能自主身心。

  生活中，当一个人感到不如意时，心灵是极为脆弱的，容易产生极端行为。当他心中充满仇恨和愤怒时，最需要的，其实是别人的关怀。这时，如果他的身边出现诸多顺缘，出现关心他、爱护他的人，其命运轨迹是能够改变的。佛教中称之为“境由心造”，或是“命由心造”。

  有时候，一个微笑就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一堆炸药，要是没有雷管和导火索，是不会爆炸的。有时，岁月也会让一些烈性炸药失效，变成肥料。我遇到过许多自称是“浪子”者，他们可能是潜在的“凶手”，但在某种善文化的熏染下，通过科学的身心调理，遇到向上的教育环境，他们大多会改变过来。生活中不乏这样的例子。只要给予足够的爱，那些身心有缺陷者，照样能相对健康地度过一生。一粒有毒的种子，要是没有适宜的土壤，没有足够的水分，没有空气和阳光，它是结不出毒果的。那种子，甚至可以腐烂，变成肥田的养料。历史上充满着这样的例子。千年前，藏地有个叫密勒日巴的人，年轻时，他曾用一种特殊方式诛杀过很多人，后来他经过心性修炼，成长为光照千古的文化大师和诗人。“周处除三害”的故事，也证明了人是可以改变的。

  富士康的某些管理者，将那些跳楼者，归于其心理疾病，显然是无耻的。他们应当多反思一下：自己的环境，是不是有益于那些负面情绪的增长？在那些跳楼者的心灵陷入黑暗时，他们是不是为他们提供过一缕阳光？

  许多时候，一个微笑就可能改变一个人的心灵。微笑像一缕阳光，当它进入漆黑的屋子时，就能够驱散黑暗的。我们每个人的一点善念、一个善心，会发出一缕光明。光明无论多么微弱，肯定是能刺穿黑暗的。只要我们多一份关爱，多一份微笑，多一份同情，多一份慈悲，身边的许多人就可能被“磁化”。

  现代科学发现，人的思维会产生一种波，幸福有幸福的波长频率，痛苦有痛苦的波长频率。当一个人心中充满爱，用同情心对待世界时，他会产生一种非常祥和的生物场，会跟周围相若的波长频率达成共振，进而构成非常和谐的环境。

  比如，当我们进入寺院的时候，会变得非常安详。因为进寺院时，许多人都有一份恭敬之心，有一份慈爱之心。这诸多的慈爱之心就会发出慈爱的生物场，改善那环境。当我们到一个喧闹之地，就会觉得热恼熏心，因为那儿的人充满欲望、贪婪和浮躁，其生物场也会发生变异。这种现象，佛教称之为“熏染”。

  汶川大地震后，很多人显示出巨大的关爱，他们的慈悲心和同情心被灾难激活了。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颗好种子，祖宗称之为“良心”。每个人类都有良心。当大地震发生的时候，许多人发现了自己的良心，发现那些受难者和我们是一体的，同属于一个民族，同属于一个地球。

  问题是，我们的良心难道必须要借助灾难才能被激活吗？

  除了灾难之外，良心的激活还有许多重要的契机，社会正确的导向是最重要的一种。要是我们每一个拥有影响力的媒体，每一个拥有话语权的人，每一个有推广力度的文化团体，把这种理念传播开来，让这种激活的“良心”，成为我们的一种生活习惯，变成我们的日常行为。让它像呼吸一样，不要离开我们的生命。那么，那些员工是不会跳楼的。

  我们要善待身边的每一个人。当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能伸出援助之手；当他们烦恼的时候，我们能给他们微笑和清凉，给他们一份力所能及的关爱，给他们一份既能让他们生命受益，也能让我们心灵升华的帮助。许多时候，帮助别人，其实在帮助我们自己。因为你在帮助别人的同时，你的生命也得到了升华，你的价值也得到了体现。如果你是个自私的小人，当你通过一份关爱，让这个世界得到一种善行的帮助，你也便升华了自己。你一天天地远离狭小，远离自私，变得非常大气，变成了君子，变成社会上人人都爱戴的人，就意味着你升华了生命。每个人的价值就是他的行为，没有行为就没有价值。要是每一个有文化的人，都用各自的方式把这种大爱的理念传播开来，让这种善的频率、善的思维波充满整个世界，就会有更多的人被“磁化”，引起更大的“共振”，建立和谐社会。

  同样，“恶”也会共振――传染――的。“恶”念也有一种思维波，也是一种生物场，承载恶的文字也会有一种非常邪恶的力量。许多报道中，把“恶”做为一种吸引人眼球的手段。那些血腥、暴力、凶杀、色情、低级趣味的描述，充斥着许多媒体，极尽煽情，泛滥成灾。那些不健康的内容、负面的东西加剧了恶的传播，形成了恶的土壤，也会影响人的思维，造成巨大的心理暗示。在这种恶的熏陶下，无数潜在的凶手会蠢蠢欲动。那些心中充满暴力倾向者就会得到一种自我暗示：“我也要那样做。”

  于是，当富士康员工中有11人跳楼时，许多人――甚至我们的某些媒体――却在期待第12个跳楼者。于是，第12个便出现了。

  我有一个朋友，他为一件小事，多次遭到公安局的拒绝时，他就说：“我也真想拿炸药去炸它。”为什么呢，因为他曾经看过诸如此类的报道。这个报道就是一粒恶的种子，种在他的心里。如果他无数次的念想，当这种念想积到一定量时，就会发生质变。他就会像精神病患者那样被这种念想控制，心灵就会陷入困境，进而可能变成凶手。如文革中那么多善良的孩子，为什么突然变得不善良了？是因为那个环境、那个时代的文化土壤的作用。除了孩子们有认知障碍外，更多的是身边各种各样的负面信息暗示的结果。要是一个楼房被打碎了一块玻璃，如果不很快补上的话，就会有更多的人拣石头打玻璃。

  单纯地谴责恶是不够的，因为当整个社会都谴责恶时，那谴责也可能变成一种“恶”的自我暗示。在西方，这被称为“吸引力定律”。所以说，我们谴责恶，远远不如倡导善有用。因为那被我们倡导的善，也会变成一种善的心理暗示。

  一种大善文化的倡导，一种真善美的弘扬，会起到一种非常好的熏陶。当我们倡导学雷锋的时候，社会上就会出现许多雷锋；当我们宣传孔繁森时，很多人就可能学孔繁森。当很多人都在为汶川灾区捐款时，最吝啬的人也可能掏腰包。善会产生一种非常大的力量，会形成巨大的能量场、思维场、文化氛围，诸多人就会被磁化，继而变得善良、慈爱和悲悯。

  所以，对善的倡导，远远好于对罪恶的谴责。

  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人类有对形而上的追求，会向往更伟大更崇高的一种存在。当人类向往比自己高大的存在时，他就会一天天变得高大；当我们向往一种崇高时，也会一天天变得崇高。可见，教育是非常重要的。我说的这个教育，包括社会教育、传统教育、学校教育、文化审美教育等。传统文化会教育我们，人要有一个存在的理由，就是要追问“为什么活着？”当人有了这种追问时，才会由一种动物性的存在、自然性的存在，上升到社会性的存在，上升到更高层次的精神和信仰的存在。因此，文化土壤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善的营养，把这种诞生屠夫的土壤变成诞生圣贤的环境，让每一粒善的种子都得到健康的成长，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更清凉、更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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