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东尼奥·奈格里给吉奥乔·阿甘本的信：论崇高

安东尼奥·奈格里给吉奥乔·阿甘本的信：论崇高

选自奈格利（Antonio Negri）《艺术与诸众》（Art & Multitude，2011）一书。奈格里给阿甘本（Giorgio Agamben）的信，写于1988年12月7日。封面图片为约翰·马丁（John Martin）的画作《水浪平息》（1840）。

亲爱的吉奥乔，

所以，后现代就是市场。就我们来说，我们把现代当做是其所是（what it is）——一种沮丧的命运，而把后现代看作其抽象和强力的限制——今天唯一可能的世界。我非常感激您提醒我这点——这个空洞世界的牢固现实性，这种形式无止尽的继起——尽管是幻象，但它依然真实。一个幻象的世界，但也是一个真实的世界。反动者与革命者之间的差别在于：前者否认世界大众本体论的空虚，而后者则确证这种空虚。前者因此在修辞的层面上操作，后者则在本体论的层面上工作。前者对这种空无避而不谈，后者则饱受如此空无之苦。前者把世界的舞台还原为一种美学的装饰，而后者则实践地理解世界。结果，只有革命者能够实践对世界的批判，因为他们与存在有着真实的联系。因为他们认出了这点，即创造这个世界的正是我们，是其所是的人类。因为世界对意义的缺乏也是我们意义的缺乏，而它的空虚也就是我们的空虚。只是这点限制绝不仅仅是限制而已，它也是一种障碍。限制决定了一种可怕的痛苦，一种强烈的恐惧，但正是在那里，在痛苦的激进本质中，限制才被经验为一种超越的可能。作为一个有待克服的障碍，一种有待制止的漂移。辩证的超越，对理性的史诗般的颂扬？不；真的，我们该如何思考这一点呢：抽象的理性允许我们把折磨、恐惧、噩梦留在身后，并重新发现愉悦的情感和开放的感觉？不，消除疾病的不是理性，而是想象：一种微妙而具体的理性，穿越空无和恐惧，以其无限市场功能的机器序列，引发断裂的事件。这种我们建构的现代性通过它巨大的空洞，通过令人恐惧的无意义的、但也是日常事件——在这些事件中它得以展示自身——的行列，使我们变得虚无。但是，同时，这种艰刻的意识也在我们身上解放了想象的力量。然而前往何处？没有人知道。

最先是柏克，继而是康德——这是你教给我的——通过把崇高从语文学的罗网中抽出而重新发现崇高的范畴，他们定义了两种崇高：自然的崇高，为某种宏大的自然景观所揭示并在感性的灵魂中引发恐怖的崇高；以及数学的崇高，换言之即数学的不定-无限的景观，一种把恐怖打进理性灵魂的智识冲击。如此一来，他们向我们揭示，精神的这些伟大情感为我们准备了一种想象的解放。但是什么解放？正是在这里，故事变得充满激情，因为想象只能在它认出崇高情感的实践本性的程度上自我解放。崇高感，和想象一样，是理性与感性、纯粹理性与实践理性的十字路口。这里，一场感性的哥白尼式革命正在发生！一场，在康德那里，缝合了超越的伦理与辩证，换言之，即接合感性经验限制与实践理性限制的革命，正在发生。现在让我们把柏克和康德放到市场的景观及其后现代的变形面前吧：再一次地，我们感到了恶心和空虚的感觉，再一次地，我们感到了战栗与恐惧——阴沉的抱负和盲目的超越的意志。这里，再一次地，绝对限制的感觉变成了一种想象的迫切。我们被我们的恶魔，一个把我们从商业崇高的否定情感那里夺走的恶魔赶得越来越远。因此崇高感不可能是无力的，它甚至从无力中夺出我们。在认出我们作为人类置身其中的这种现实，并且事实上这种现实是非人的时候，于想象的帮助之下，我们能够深入这种实存的绝对的不确定。这就是为崇高所特有的那种东西：它使我们对通过想象来超越的实践经验开放，从而在我们身上强加一种对绝对否定的理论经验。这就是为什么崇高者与辩证或对思想史上生产的类似的形而上学等价经验无关。崇高的经验是从理论范畴到实践范畴的飞跃；它是否定的真理。这里，为使想象获得建构的能力，痛苦被粉碎了。

市场，卑劣肮脏的顶点，被认为是崇高的。让我们通过一种对绝对限制模棱两可的经验来超越这一点，如此限制，迫使我们为使实践发生进而超越理论的地平线。在我说实践的时候，显然我的意思是一种基于存在，改变存在，生产并再生产存在的实践。在我说想象和实践的时候，我是在直接处理存在。这两个术语差不多是同义的，它们以不同的功能覆盖了相同的空间：做的空间，最首要地，是诗学地做的空间。我再一次想起了莱奥帕尔迪，他对感觉论及其对存在建构的坚持；而且，对他来说，这种建构是唯一一种解放的运动。但是，接下来，思想要走向这种经验的巨大理论喻体：走向约伯，走向他与世界不义的遭遇，走向他的痛苦和通过弥赛亚的想象而实现的解放。其中，悲惨的日常事实，和后现代性肮脏，被拉进了宇宙谱系的漩涡之中。无意义和重复责备被抛入形成中世界的流体深处。巨大的怪物穿越市场的冷漠：利维坦和比蒙巨兽。如何避开它们？如何把我们自己从他们那里解放出来？通过把市场的现实及其疯狂的内在倾向推至其后果的极致？我们感兴趣的，是本体论的崇高：不再纯粹是自然或无限的数的宏大，而是一种怪异的存在，是状态和流变、形象和创造本身的暴露。存在，就像从深厚的子宫中浮现出来那样，逐渐形成世界的存在。一种宇宙之心的悸动。在约伯书中提出这个怪异噩梦的，是上帝自己。那时，我们的痛苦就不再纯粹是智识的痛苦，而是一种存在的撕裂。我们摆脱这种经验，同时绝望地从我们身体承受的伤口中发出尖叫。但我们真的能摆脱这种经验么？怀疑甚至已经到了苦痛的地步。

因此，我们准备再一次注视存在。直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把它思想为一种巨大的流体一样的繁多（mass）。但我们也必须同等地把它思考为一种固体一样的繁多，巨大而牢固，一种伟大的大理石障碍，我们试图在其脉络中读出，雕塑的形象是如何从中生发出来的；或者说，是一片荒芜的沙漠，在那里唯一分化的形象，是多石沙丘的绵延脊峰。我们为寻找不可能的断裂而穿越这些平原。这片大理石的山脉，这片沙原，可能是语言：一种允许我们只是不时地抓住意义光束的语言。变异不可预见且不可企及。这个最不同寻常的本体论荒漠的地平线，我们称之为“维特根斯坦”，就像我想把那片存在的海洋——它的肮脏并没有禁绝崇高——称作“海德格尔”一样。但在我们清楚地认识到这些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还要在这里和那里，在一种分散的拼凑（bricolage）中要追求或假装追求呢？当我们全部的生活都只是在等待和见证它的时候？“维特根斯坦”和“海德格尔”是后现代的，他们不是我们思想的而是我们感性的基础，不是哲学的而是存在的基础，以及我们诗学制造的基础。

吉奥乔，我清楚地知道你同意这一点，并且你已经把它变成你的执念：这种对痛苦与想象之间的关联的不可能的经验。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我想进一步推进讨论，以实现把握那个时刻的目的。在那个时刻，在与不可能的综合联系中，解放的闪电发生了，而且，不是辩证地，是神秘地发生了。这是事件的决断。我们继续寻求它。在美的美学幻影前轻信，为共产主义起义的爆发所迷惑——他们已经对我们否认了所有——那么现在要去哪里寻找事件呢？它的潜能何在呢？如今，只有我们痛苦的后退，才能使我们有可能去思考它。一种对潜能的新的经验，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一种如压倒我们的存在般坚固强大的潜能。不，解放不再是电光火石间的爆发，不再是意义的暴动。但它也不会由于这个原因而被压迫。相反，它将具备这种潜能，这种本体论从深处生产出来的潜能。一个事件。在此，我们再一次来到了这个充满力量的前线。

但请注意：尽管崇高的经验已经给我们指出了道路，决定性的元素，毋宁说仍然在于向实践过渡，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想让自己的情感成为行动——一种决断的物质伦理。行动的潜能区分这个世界。它不仅命名存在；它还划分存在。从理论到伦理的过渡，就发生在对存在的命名与压缩之间；它是对后现代的超越。在后现代无力维持作为景观的自身的时候，就已经，在实践上，落后了。一个由无意义的影像与声响组成的世界已经消失了——我们已经把它推到了崇高的极点，我们已经通过我们的想象砸碎了这个世界，现在，我们发现了真实，真实重新出现。一个迹象，一种不同寻常的感觉告诉我们边缘已经到达，限制已经成为障碍——现在，我被放到了有能力去超越的境况之中——某种新的、有力的东西刻进了我的意识。通向伦理，因此也是通往建构一个有意义世界真实潜能的过道——这就是后现代的出路。那么，超越崇高将意味着，摆脱市场的机器，打破它无意义的循环，把我们的脚再一次放到真实的物质性上。一种新的真理，当然，也是一个新的世界——将出现在解放了的抽象之中。

所以，最亲爱的吉奥乔，我们也就来到了你一直以来力图抵达的那个地方。但你不能，因为，和海德格尔一样，你也认为存在的意义倾向于虚无。但实际上这并不是我们的分析得出的结论。说存在的概念是空无的，并不真实。毋宁说，存在的概念是潜能，以其想象，因为存在想象并创造。当然，有着某种限制，但在那个限制上存在于潜能中拓展自身。它承受着痛苦，但痛苦不是来自于空无的眩晕，而是来自于将来（what-is-to-come）的眩晕，来自于尚未（that which is not yet）的眩晕。如果我们仔细考虑伟大抽象画家的经验的话，我们就会循着那些无限的线条——这些线条把本质的形式与想象的创新计划关联起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在此，我们面对的是一台机器，它通过张力、下降和超越（就像素描能够把身体带进形而上学空间那样）来建构一个有力的新世界。抽象画是永远更新的对存在、虚无和潜能的追求。我们不能中途而废。虚无并不是限制，而是一个通道。海德格尔不是本体论——他还是现象学。

通过潜能，市场被克服了；通过伦理，后现代也被克服了；而艺术同时是潜能和伦理。因此，最终，我们走到一个积极的点上。至此我们已经认出了作为第二自然的抽象，作为限制点的崇高以及作为本体论的重新奠基的一个元素，也即伦理。现在，所有这些功能都在一个构成的过程中关联起来，而这个过程，则是为潜能所支持的。艺术是潜能的象形文字。这个事实并没有在任何意义上削弱艺术或者使艺术贫乏，相反，它把艺术本体论的独特性提高到新的程度，以至于，如果说艺术是一种更高级想象的话，那么，它是以一种集中的方式达成的，如此方式强力且独特——它是一种柏拉图式的形式，它自为地建构了一种示例化并通过它在质料中的外延来展示自己。

示例化不可还原为形式，因为它发展了独特的东西。艺术不可还原为终结。其独特的可复制性是范例性的。艺术同时是绝对独特的创造和再生产。确切来说跟伦理的行动一样。这就是为什么，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那样，艺术行动，确切来说以和伦理行动相同的方式，可被界定为诸众（Multitude）。

艺术作品的独特性既不是中介也不是可互换性，它是绝对的可复制性。绘画，和音乐、诗歌一样，在享受的形式下，揭示了藉由个体组成的诸众，和独特经验而言的普世性。市场和私有财产颠覆了艺术的这个本质。私人地重新占有艺术，把艺术作品还原为价格，从而在摧毁艺术。这样的结局是不可接受的：艺术在形式上与真实而激进的民主一样开放。艺术作品的可复制性不是粗俗，它包含着某种伦理的经验，一种类似于市场本质的无效的对合约的破坏。艺术，就其使具有独特性的诸众与被还原为价格的唯一性相互对立而言，是反市场的。对市场的政治经济的革命性批判，将为具有独特性的诸众建构一个艺术的可欣赏性的领域。

我不知道，吉奥乔，你会不会同意我的这个乌托邦。我深信日常的羞辱——把艺术行动（无论它是创造行动还是享受的行动）还原为市场——是可以避免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不接受存在的形式可能会走向虚无。用更明晰的术语来说，这可能意味着宣告市场的永恒性。不。我们应该超越虚无，穿过它并把它带回潜能的建构机制。虚无中也会出现一种动能。

关于泼先生

泼先生成立于2007年，是一个青年学术团体，致力于歧异情境之中的写作实践、学术思考和艺术行动。2010年设立泼先生奖，专注文本写作。2011年涉足独立出版，倡导预订模式；2012年发起泼先生互助计划，挖掘艺术行动在当下的意义。2013年推出泼先生诗歌对照计划，促进以诗歌为载体的语种间对话。2014年启动“影像新写作”工作坊，探究影像写作于中国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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