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ared Diamond的历史观：一个通才科学家的跨界思维

Jared Diamond的历史观：一个通才科学家的跨界思维

一个学者能够从不同的角度，回答人类社会的重大历史问题。不管这些问题是不是还有争议，起码他让我们深思，更让我们感到快乐。这种思想的快乐，也许正是我们人类思想家层出不穷的原因之所在。科学家也能成为思想家，关键是要文理交融。

Jared Diamond（贾雷德·戴蒙德），生于1937年9月10日，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地理学系教授。他的科研经历从生理学扩展到了进化生物学和生物地理学、人类学。他是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曾获得过美国国家科学奖章，写过超过600多篇文章，著有《昨日世界》（2012）、《崩溃》（2005）、《枪炮、病菌与钢铁》（1997，获普利策奖）、《第三种黑猩猩》（1991）等书，是当代少数几位探究人类社会与文明的思想家之一。

彭凯平（清华大学心理学系主任，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心理学与东亚研究终身教授）

2014年12月11日晚，《枪炮、细菌与钢铁》的作者——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在旧金山卡斯特罗剧院举行读者见面会。作为特邀嘉宾，我有幸参与了这次对话会。

古色古香的报告厅座无虚席，挤满了慕名而来的读者。在对话会上，戴蒙德畅谈了自己对人类社会演变进化的认识，并回答了读者有关环境、道德、进化、遗传、种族、政治、社会、科技和人类未来等各方面的问题。

很难用一句话来介绍戴蒙德的职业，他是一位生物学家，同时也是地理学家，历史学家、人类学家、遗传学家、社会学家——这就是跨界思维的魅力。

生物学家的大历史研究

戴蒙德的视野广阔，立意新颖，材料丰富，跨学科的学术功底深厚。再加文笔优美。所以他的书一出，即为大众所喜爱，一时洛阳纸贵，在1997年就获得了普利策奖。虽然学界对其立论过于大胆，行文过于轻松，立场偏左有种种异议，但仍然不妨碍他成为美国人的学术偶像。

当天晚上让我印象深刻的倒不是戴蒙德的现场演讲，因为很多的观点在他著作中都已经阐述到了。我感到印象最深刻的是读者热情洋溢的反应和老人机智敏锐的反应，因为老先生毕竟己经是77岁的人。他身体的确还很健康，但谈不上有什么俊秀的外表，个头也不高，更不是什么商界大亨和政坛精英，只是一名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生物学教授和著名的作者而已。可是从他的气场、言谈、报告会的规格和听众的反应，可以明显地感觉到他确实是读者心中的学术英雄！

显然，学者也可以成为偶像；关键在于他的思想和贡献，是不是回答了人们所关注的问题、突破了人类思维的局限、解决了社会棘手的挑战、开拓了新的解决问题和思考问题的途径。这种思想的触动和升华，恐怕是学术偶像能够触动人心的核心之所在。

戴蒙德的主要贡献，我个人认为是把人类的历史研究变成了科学研究。很长时间以来，人类的硬科学（比如物理学、生物学、化学、天文学等），是瞧不起人类的社会科学的（如历史学、经济学、心理学、政府管理学等）。有些社会科学家也不认为自己所从事的学科可以是科学的。很多历史学家和文化学者，不关注科学的思维方法，只把历史作为编故事的素材，把历史材料看作是可以任意打扮的玩偶。很多历史学家和文化学者可能都不知道基本的统计原则和方法，更不会去关心科学的、逻辑的、实证的精神，不愿意甚至也不想从科学的角度来分析文化和历史的问题。

戴蒙德是以生物学家的身份来研究人类历史的发展问题。特别是人类敏感的文化、民族、种族、文明等问题，以及那些既让人激动、愤怒、敏感，也让人困惑的人类和社会发展问题。他的著作为什么能够在全世界产生巨大的影响（己经翻译成30多种语言），就是因为他的观点粉碎了美国社会的白人种族主义思想。一直以来，即使是受过教育的、文明的美国人，潜意识中还是会认为其他非白人的民族是落伍的民族，主要是因为他们能够想到的很多现代文明的发现和突破，确实是由西方人，特别是欧美人在过去的两三百年里所取得的。因此，如何用科学的事实，反驳这种欧美中心主义？戴蒙德通过他的跨学科研究证明，那些被认为野蛮的民族，比如说太平洋岛国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人，其实在本质上也是非常聪明的，和欧美人在遗传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他们只是大约在一万三千年前，错过了欧洲和亚洲地区产生的农业革命，这就是导致我们现代各个文化之间不平等的原因。而欧美文化基本上是通过“枪炮、病菌和钢铁”的优势，实现了对世界上其它文化的殖民和统治。

那么，其它文明有没有办法实现逆转呢？戴蒙德从没有直接讨论这个问题。但他在另外一部著作《崩溃》中特别指出，人类文化的消失和技术的发展有很大的关系。首先，该社会必须有新的发明来提升我们的生存的能力，这就需要宽松、自由、民主，以及允许内部竞争的环境来促进技术革命。第二，所有的发明都需要外部的影响，而不太可能从内部自发产生。因此，那些对外开放、强调文化交流和接触多的社会和民族最容易有创新优势。

中国人又能从戴蒙德的思想中得到什么新收获？

有很多学者认为，中国人的信仰是历史。因此，我们特别愿意写历史、说历史、修习历史、以史为鉴，也以续史为目的。“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一种以史官为精神楷模的志向鲜明而高尚。

但历史该怎么修？著名历史学家黃仁宇先生特别提出，要“将宏观及放宽视野这一观念引入到中国历史研究里去”。具体如何操作？我认为主要是把握好“纵横之道”。一种是在历史的纵向上分析历史，上下五千年，看历史事件的现实意义；一种是横向上看历史，从不同角度，不同学科来分析历史事件。但将大历史的纵横之道演绎得淋漓尽致，让人赞叹的当属——贾雷德•戴蒙德。

本来有关人类社会和文明演化的历史问题，是历史学家所关注的问题。但是，戴蒙德从生物学、人类学、地理学、遗传学等跨学科的角度来解读大历史的问题。而且是从千万年前开始一直到当下，纵向很长，横向极宽。他不只是简单地停留在对历史人物、历史故事的描述，而是尽量找到考古的、技术的、生物的、进化的等方方面面的证据，来回答历史科学的一些核心的问题，做了一篇极好的锦绣文章。

本文作者（中）与戴蒙德在读者见面会后交流。

人类文明为何有天壤之别？

我是从1998年开始关注戴蒙德的，因为我从那时开始在伯克利加州大学教本科生大课——《文化心理学》。在讨论各文化之间的心理差异时，就不可避免地涉及一系列的问题：这些文化心理的差异从何而来？为什么世界文明发源于学术界所说的“新月沃地”（包括中国人常说的两河流域）和中国？为什么欧洲和亚洲大陆在公元1500年时比其它地方的人要文明和智慧很多？虽然我们都是人类，又经历了差不多时间的进化，但文明差异又有如此的天壤之别？为什么偏偏又是欧洲文明在近代突颖而出，入侵、殖民和摧毁世界上的其它民族和文化？这些都是我一直思考、光有看法、但无结论的问题。而戴蒙德的《枪炮、病菌和钢铁》一书的岀版，很好地帮我解答了这些问题。

答案就是：农业革命。由于一万一千年前世界气候的变化，欧亚大陆有了地缘上的优势，可以驯化植物为人所食，驯化动物为人所用，定居和人口增长就变得可能。随着人口的增加，复杂的社会关系和组织创新就会产生。加上驯化动物，特别是马，使得军力大增，也使病菌从动物感染到人；但与此同时，也使得对病菌有免疫力的人因此被筛选出来。这就是欧亚东、西轴心文明优于其它文化的最根本的原因。

在人类科学不发达的时代，我们很容易把这样的差距，当作是先天的智力造成的。因此，劣等民族、落后民族与野蛮民族等概念就大行其道，最后导致了纳粹德国的种族大屠杀，以及战后各个地区、民族之间的歧视、偏见和仇恨。二战之后大量的科学研究，特别是心理学的研究，发现人类在遗传上的差异，实际上是非常小的。因此，各个民族和文化之间在心理、行为、政治、社会、科学，文化，经济等各个方面差距，是不能够用遗传素质的不同来解释。

那么这种差异到底是怎么来的呢？历史学通常的解释，是说那些文化落后的地方与世隔绝，交通不便，因而无法从跨文化的沟通和交流中获益（比如，北美大陆的印第安人、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人群和澳大利亚南部的土著等）。但这还是不能解释文化优势为何最初是诞生在不同的地方。也就是说，为什么那些先进的文化，只是诞生在欧亚大陆的几个地区，而不是在非洲和澳大利亚的南部。换个角度看，凭什么中国是世界文明的发源地之一？确实在这些地方出现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统一的国家政权、最早的军队、最早发明了用钢铁来制造工具等等，但这都不应该是历史的偶然。

根据戴蒙德的理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地方首先进入到农业社会。而这些地方能够成为农业社会的一个特别重要的条件，就是在他们活动的区域内，应该有适合驯化而且可以食用的植物。正是因为有了这些驯化而可以食用的植物，吸引了很多的人来这里定居和生活；从而使得人类从原来的游牧民族变成了定居的民族，人口也得以迅速增加。而人口的增加又导致需要有更多的食物，这就刺激了农业的进一步发展。这二者相互相承，共同成长。

人口众多之后，人类中出现了很多的发明家、思想家，技术突破也变得有了可能。众多的人口也导致新兴的管理机制的出现。在只有几十个人、互相都很熟悉的小部落里，遇到纷争只要由族长出面就可以搞定；但是到了一个成千上万的人群里，就需要组织的规则和规律。因此，官僚体制、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就由此而产生。

农业革命带来的还有一个成果就是动物的驯化。戴蒙德通过大量的数据研究发现，新生代冰河时期之后的生物大灭绝，也给这些人类文明的发源地带来了契机：有很多大型的哺乳动物都灭绝了；但在有些地方却留下了很多可供驯化的大型哺乳动物，比较典型的就是马、牛、骆驼等。而相对而言，非洲和美洲就没有这么幸运，因为这些地方可供驯化的大型哺乳类动物只有骆驼。而马在人类历史上扮演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古代军队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战车骑兵，以及用马进行农业耕作和交通。这种生态的优势持续了几千年，因此，马在数千年的人类战争和发展中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所以，这也就是欧洲人，特别是西班牙人征服美洲时最大的技术优势。

农业革命带来的另外一个现象就是各种病菌的出现。人类的传染病很多是来自动物的。因为人类在驯化动物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染上一些原本只有动物才有的病菌和病毒。这些病菌、病毒在文明发源地的欧亚大陆杀死不计其数的人类成员，留下的都是对病菌、病毒有极强免疫力的幸存者。这就是为什么当欧洲人到达美洲之后，他们不光带来了枪炮，而且也带来了短期内能大量消灭当地土著人的传染病。这种伤害更有心理的打击，因为当地的人发现这些外来的欧洲人不会感染自己传染的疾病，这种心理的震撼应该是毁灭性的。

那么，在一千五百年之后，人类出现了大规模的迁移，主要是欧亚大陆的人群去非洲扩展。为什么是这些民族和文化去殖民其他地方，而不是反向的殖民活动？在这一点上，戴蒙德提出来除了交通不便以外，还有一个很大的要素——经纬度，也就是他所提出来的“欧亚大陆轴心”的问题。

看世界地图，我们就可以看出欧亚大陆是一个纬度相同的地区；而同一个纬度上的环境和气候是比较接近的，迁徙就显得相对容易。但非洲、美洲是一个南北纵向的大陆，而且南北纵向的大陆的各种自然条件和气候条件是不太一样的。因此，原始人类的迁徙的方向，更加倾向于在同一纬度上进行跨经度的横向迁移。因为他们的这种迁移所遭遇的气候变化可能相对较小，而欧亚大陆正好给他们提供了长途旅行相对便利的机会。因此，中国典型的“丝绸之路”，其实就是一种东西走向的迁徙活动。而处于相对落后的原始民族，因为要面临巨大的环境和气候的挑战，他们的南北迁移就非常不容易，也很难进行交流。

中国近代为什么落伍？

当然，作为一名中国学者，我非常关心戴蒙德的研究对于了解中国的历史和中国文化有什么样的帮助。因为欧亚东西走向存在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既然欧洲人可以到亚洲来，那么亚洲人也可以去欧洲去；而问题是为什么在历史上是欧洲人到亚洲来殖民，而不是我们中国人到欧洲去殖民。

中国和欧洲之间隔了长长的草原和沙漠地带，在人类历史上只有蒙古帝国在短期内使得中国与欧洲的陆路通道保持畅通，其他很多时候中国是东亚一个巨大的孤岛；这就使得中国与欧洲之间的交流有了相当大的障碍。但是为什么我们中国没有产生和欧洲类似的文艺复兴和科技发展？这方面的探讨已经是汗牛充栋，不可计数，从宗教，生产方式，政治体制，甚至历史的偶然性都有很多。我觉得，按照戴蒙德的逻辑来讲，应该是有两大原因：

第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一个统一的帝国政权给中国带来了利弊参半的效果。我们是世界上最早的产生统一政权的国家和民族之一，这种统一有利于保持民族的团结，而不被外来势力征服；另外一种结果就是难以形成思想和文化的竞争。而且，集权政治的一个问题在于，如果统治者稍微做了一个举措不当的决定，就会在相当程度上和相当时间内抑制一个民族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创新。

戴蒙德特别提出，中国统治者做出的一些决定对中国造成了伤害，比说禁海、限制机械，甚至连钟表方面的制造都几乎停顿了下来。特别是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将科学技术当作异端，把科学家当敌人，甚至可以把中国的大学关闭五年之久。这都是强势的领导人对中国社会文化发展造成的巨大伤害。

在欧洲，就是因为没有这样统一的集权统治，所以，思想家和科学家，以及探险者，可以在不同的君主那里得到不同的支持。哥伦布向西探索东方的计划，在意大利得不到支持，在葡萄牙被拒绝，在法国被嘲笑，但最终在西班牙找到了对此感兴趣的人。而如果是在中国，一旦皇帝没有兴趣的话，无论找谁都不太可能会支持“郑和下西洋”这样的壮举。这就是为什么一个自由的社会实际上具有文化竞争的优势，而一个封闭统一的集权社会反而会对文化的适应变化产生负面消极的影响。

中国在近现代文化竞争中落后的另外一个原因，是我们的对外交流不够。 中华文明渊远流长、起步很早，而且人口众多，国势强劲，周边也没有多少能够跟中国抗争的竞争对手。这就造成了两千年来中国在东亚地区的绝对辉煌地位。再加上中亚地区的沙漠和草原屏障，使中国很少有过来自外部的竞争压力。但同时，也留下了傲慢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我们有一种心理优越感，就是我们总是可以从传统智慧中找到解决现在问题的方法，而不鼓励创造新的思维方式、新的技术和新的路径。“以历史为荣、以历史为规律、以历史为规则”，这也是为什么钱穆先生以及很多的文化学者认为，中国人的历史教（崇拜历史的信仰）可能是让我们不太愿意去想象未来、创造未来的一个很重要的心理的原因。

历史终于让我们受到了教训。伟大的中华民族在19世纪被欧洲人赶超过去，甚至我们的学生，日本人，在脱亚入欧之后，也把我们抛弃在后。只是到了近现代以后，我们几代中国人，痛定思痛，下定决心洗心革面，花了很大的代价才低下高贵的头，开始犹犹豫豫、腼腼腆腆、反反复复，跌跌撞撞地向西方学习。终于在21世纪赶上并超越欧洲，目前在力争超越最后一个对手——美国。因此，对外交流是我们文化，科技和社会创新必不可少的方式和方法。历史给我们中国人的血的教训就是，千万不要闭关锁国，为了一己私利，断了我们中华民族的进步之道。

一晚上与戴蒙德的对话，影响最深刻的就是学术的境界很重要。一个学者能够从不同的角度，回答人类社会的重大历史问题。不管这些问题是不是还有争议，起码他让我们深思，更让我们感到快乐。这种思想的快乐，也许正是我们人类思想家层出不穷的原因之所在。科学家也能成为思想家，关键是要文理交融。中西合璧，古今贯通，向戴蒙德学习。

（本文由作者改编自《邂逅戴蒙德》，原文首发于彭凯平微信公众平台。）

作者简介彭凯平教授，现任清华大学心理学系主任、清华大学社科学院学术委员会主席、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心理学及东亚研究终身教授。1962年出生于湖南岳阳市，1983年北京大学心理系本科毕业后留校任教,1997年获美国密歇根大学社会心理学博士学位。1997年起任教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心理学系。2008年5月起受聘清华大学心理学系教授和首任系主任；2009年入选中组部国家级海外高级引进人才（千人计划）。现任职国际积极心理联合会执行委员（2010年至今）、中国国际积极心理学大会执行主席（2009年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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